四个中国人

2015-12-09作者:雷建军 梁君健 焦瑞青编辑:carol

今天,“中国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名字。网络上的中国人光怪陆离。电视上的中国人不食人间烟火。生活中的中国人,要么经常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不管你是否怀孕,是否有心脏病;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是否还流着唐诗宋词中那些有情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们是否还是辜鸿铭眼里不需警察与律师而能社会和谐自处的中国人的后裔?我们是否还是黄仁宇笔下对己谦而对人让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抑或这些都是我们美好的想象,中国只是一个地名而非文化名称,因为自从孔子痛心疾首地说礼崩乐坏之后,礼乐再也没能恢复,如同秦晖教授用尽半辈子实证研究而无奈地笑着说,那种士绅与农民温情脉脉的乡土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


2007年开始,清影工作室一直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边拍纪录片一边做研究。期间在陕西华县遇见了演皮影的吕崇德,在浙江衢州遇见了打纸簾的程宵春,在陕西榆林遇见了唱红白的高喜业,在河北赞皇遇见了跳扇鼓的池素英。这四个人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我们心中对“中国人”的幻想。


吕崇德


1949年的清明节,吕塬村村外不远处的吕氏宗族墓地上正在举行每年一次的祭祖活动。这一年吕崇德6岁,祭祀完毕后,他抱了他这房分得的10个烧饼馍一路小跑,回到家中。他的家庭本是殷实的地主之家,不过民国十七年关中地区的匪患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吕崇德的正值壮年的爷爷被土匪打死在家中,家中正房也被烧毁,只有一间门房和门楼、砖墙幸免于难,那年吕崇德的父亲才十几岁。随着爷爷的死去,家道直线没落,解放前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个男丁。然而,解放后土改的时候,虽然家中有50多亩地,但因为只有三口人,按照人均占有土地的规模,被划为地主。除了吕崇德家,吕塬村还有其他两个刘姓的地主。这次意外的身份划分,让吕崇德从少年时代起就与皮影戏结缘,并把这种缘分延续到一辈子。


清影评说:

我们认识吕崇德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只看到张韬给他父亲拍的一张照片。张韬说,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老爷子特别严肃认真。这也是这位老人一生中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吕崇德提起自己的父亲,总是又敬又怕,吕崇德到现在仍然不烟不酒,这是他父亲严格要求的结果。他对待客人的热心周到,也来自于父亲的教导。当然,这辈子唯一一次违逆父亲的意旨,就是学戏了。


关中的谚语有道是“演戏的疯子,看戏的瓜子”。瓜子,在陕西方言中是傻子的意思。在吕崇德的心中,演戏这个行当就是个吃饭的手艺,混嘴的。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传统农村和农民的以土地为本的观念,又体现了打破农村封闭性的地理流动的特点,而这一切的原因也只是生活所迫。在农忙和过年的时候,他们和其他乡亲们一样,下地干活,回家烧炕。


在农闲的时候,就抄起家伙,叫上伙伴,在整个关中大地上流浪演出,年复一年,由冬至秋。


在吕崇德的身上,我们尤其看到的是,他一生中体现的传统生活与当代中国之间的遭遇下所作出的妥协和不屈。吕崇德从小就体会到家道中落的悲凉,1949年之后又遭遇到地主娃的社会压力。他从小聪明,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高塘中学的日子,那个时候不仅功课好受到老师表扬,同班的男生女生也常常愿意和他一起玩。


从中学毕业回到吕塬村务农,让吕崇德开始真正地感受了生活的压力,以及在这种无奈和困苦中终于决心将自己从小对碗碗腔的爱好变成职业,进入到潘京乐的光艺社,开始天涯流浪的旅途。生活可能会带来种种不公,但生命仍然要继续下去,这可以称为坚强,但我们从吕崇德身上感受到更真切的,是无可奈何之下的韧性。在他们心中,不论什么时代,努力和吃苦总是最靠谱的改变命运的方式。“下苦”是吕崇德常用来形容自己的一个词,不论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重操演戏的旧业,还是他和兄弟们为了积累家业一直从事的各种地下和地上的营生。


不过,皮影戏带给吕崇德的远不止混嘴。在这个圈子里,有他的师傅们,伙计们,以及通过演戏认识的各种各样的观众。皮影戏给吕崇德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或许是完全封闭的。在海外的演出中,他受到了各种肤色人们的欢呼和尊敬,甚至还有“洋人”跑到他的村子里来向他拜师学艺。同样的,他在演出的时候也没少碰过钉子,遭过白眼,受过冷遇。一些村民仍然以看待戏子的旧观念认为他们是低三下四的人群,有些官员也把他们视作是农民呼来喝去,有时候大老远地跑到县城为地方撑完场面之后,留给他们的是五块钱的盒饭和自行解决交通问题的答复。


在这样的一些时候,皮影戏带给吕崇德最珍贵的人生财富就体现了出来。这是一种尊严,一种经过学艺演戏过程的千锤百炼之后的自信和自足。不管你是热脸还是冷眼,吕崇德总能从他的演出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感,而看淡那些世俗名利。正是由于皮影戏带给吕崇德的心理满足感,在1987年解散“学艺社”之后,他的心中既有轻松,也有不安和焦虑。皮影戏已经不单是一种营生,它成了吕崇德心里赶不去的东西,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在雨田公司的这几年,也让他再次生出了这种不安和焦虑,每个月固定工资换来的,是无法按照自己的喜好演出,以及和土地的隔绝。吕崇德的女儿发现,父亲自从去了公司,下地干活的力气越来越差,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娴熟地完成各种农活了。吕崇德说,自己农民不像农民,演员不像演员,着急。


吕崇德这种从自己的手艺中产生的自信和自豪感,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少而又少。现代化的单位和公司这种组织方式,以及来自经济和市场的压力,让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感。干一行爱一行变成了干一行毁一行,被毁掉的是自己的生命和心中的平静。吕崇德这样一个中国人,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手艺和传承赠予生命的丰富价值,这种生命的价值支撑起了个体在剧变的世界中的心灵依靠,支撑起了一种保持尊严的自足的简单的生活。


吕崇德的全家福,摄于2008年的春节



程宵春


清影评说:

我们第一次认识程宵春是在衢州城里一个当地饭店的饭桌上。衢州的朋友得知我们对民间手艺感兴趣,恰好其中的一个服装商人和程宵春认识,于是就喊他过来一起吃饭。衢州位于浙江省的西部山区,饭菜口味与邻近的江西类似,以咸辣为主,比较出名的吃食是所谓的“三头一掌”。席间,程宵春简要描绘了鸭头的做法和来历。一个美食爱好者,这是程宵春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衢州地区水网较为丰富,夏季七八月,市场上就有丰富的河鲜。程宵春的夫人在加油站工作,常常要上长达十二个小时的夜班,这个时候家务活就都归程宵春。早晨送儿子去上学之后,他常常绕到一个市场里买了一些小鱼回来,一边放在水里冲洗,一边随手扒拉出各种品种向我们介绍。作为北方人,我们认识的淡水鱼种类极为有限,不外乎饭店常卖的几种,一只手完全数得过来。而程宵春买回来的这些大小相仿的溪水小鱼竟然有六到八个品种。另外一天,他买了四条个头更大的溪水鱼,一共是两个品种,分别被程宵春叫做红眼睛和红尾巴,都是水库的鱼。江南鱼多,大家吃起来都不怎么爱惜,只拣最好的部分吃。红尾巴是水族里吃荤的,嘴唇边上的肉最为鲜美,因此一般来说这种鱼就只吃鱼头和鱼背上的一条肉,其他都扔掉。红眼睛的鱼头很难吃,但是鱼尾特别棒。中午烧出来之后,程宵春就把红眼睛的脑袋和红尾巴的尾巴都折下来喂猫,剩下的主体部分则归我们。


同样地,程宵春对于植物的认识也远远超出常人。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叫出姜家山附近田野里几乎所有野草的名字,并准确地说出药用价值。他的这些知识主要来自于和当地人的闲聊,因为后来我们和他去任何地方,他都不会放过与当地人交流各种土产特点的机会。


簾师这个行当打动我们的重要一点,就是程宵春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熟知和热爱,对包括饮食在内的生活本身的热爱。对自然界里各色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的兴趣,让程宵春的生活充实而安宁。不上白班的时候,程宵春干完簾子的活,常常点了一根烟,坐在院子的葡萄藤底下,悠闲地看着院子里的各种蔬菜、花卉和鸡鸭。而这样的一个自然界,在当今城市人的心灵中,所占的位置已经越来越小。


如同中国大多数传统行业一样,簾师这个行当也有行规。程宵春小时候在织簾社“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些老头子们已经和他说过多遍,直到今天,程宵春还能记得八九不离十。传统的行规包括:1)去同行商铺只看打好的簾样,里面工作的场景避开;2)不随意贸然到同行那里去,有事情双方必须事先联系;3)不能随意挖墙脚请对方师傅过来打工;4)当客户买到同行的成品过来询问,不得随意指责人家缺点;5)不刻意打听同行之间的买家。


这些行规规范基本上是同行之间的行为规范,为的是让市场更加有序。虽然没有当代的各种市场规则,但传统的手工业依靠自己的内部规范,团结有序地和谐共生。现在,因为捞纸行业的整体萎缩,全国有规模、技术全面的纸簾生产商就是程鑫土、程宵春父子了,这些行规已经慢慢失去了意义。不过对于安徽泾县的一两百个私人捞纸作坊,程宵春一提起来,常常叹息恶性竞争造成的纸张质量的下滑和各种假冒伪劣的盛行。


除了同行规范之外,程家织簾社里还有自己的社规,这包括:1)师傅起床之前,徒弟必须把水头工全部完成,比如擦滚筒,生火盆,清洁场地等;2)师傅没有歇工之前,徒弟不能坐下;3)师傅挑子可以坐着,徒弟只能站着;4)出师以后,带徒弟必须经过师傅同意,除非师傅过世;5)技术一般不教女人;6)外出之后不得吃、喝、嫖、赌,娶小老婆;7)簾子不得贱卖,宁可饿死,也要按照工价计;8)端午之前可打夜工,过端午以后到中秋不打夜工,因为白天长了,一个工基本上晚上就收工了,日子短了就补上一点;9)去槽上补簾不收钱,等于现在的售后服务;10)若是小便,必沿便桶而下,不得刷刷有响声;11)吃肉时,只能夹两块,不能夹第三块;12)在外如随意把技术传出去,回来必斩手。


这些规矩有的听起来甚至有些诡异,但程宵春从小正是生活在这样充满自律的环境中,这些师徒之间关系和后辈礼仪类的行规,虽然在程宵春自己学艺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地用到,但他每次去泾县拜访这些捞纸的老一辈师傅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由心而发的对于这些长辈们的恭敬感。反过来,作为一个后辈,他也得到这些老师傅们的真传,随着程宵春走的地方逐渐增多,他自己对于自身手艺的把握,也随着眼界的开阔而日益地精细和系统。自律的规则不仅仅在师徒之间,也在整个捞纸上下游的大环境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让手艺学徒们如鱼得水地以整个行业为师,技艺和操守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绵延不绝。程宵春这样一个中国人,他手艺的精进,他生活态度的恬淡,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传承的行业,是如何塑造出一个个丰富的个体生命,可惜的是,这样的手艺和行业正在走向似乎不可逆转的没落。


萧肖荣的妻子带着两个女雇工往吊坠上缠线



高喜业


清影评说:

“人在世上,不就图个名么。”喜业点着旱烟,坐在墙根底下,吧嗒吧嗒地吸着,似乎看破人生。他不是一般的陕北老农,他像洋芋一样机灵,像土地一样深厚,像大树一样挺立。干着低贱活,心却比天高。“我是个农民艺术家么。”他说。喜业,被人轻贱而不自贱,源于他有这样的一片精神世界。在全民“屌丝”时代,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保持了一份顶天立地的“自信”。


喜业如是,雷祥仲如是,文家班如是,乔继宏如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他们珍惜身边的关系,他们为未来打拼,不管是“受苦人”还是“受活人”。然而,农村人生龙活虎,到城市却变成了一张张迷茫的脸。从街道旁满脸污浊的“农民工”,到地铁上沉默焦躁的“白领”,我们意识到,马尔库塞所预言的丧失自由、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单向度的人”正在成为现实。


工业时代的城市特征之一是阶层与住区分离,多元化的城市,变成一元化的社区。人们因职业和财富聚集在一起,因职业和财富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开来。人人都在网上冲浪,却只了解自己居住的一小方天地,一小方人。一代代农村人梦想走出农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我们终于进了高等学府,成了大城市里写字楼中的白领,跟一群相似的人生活,住一样的户型,坐一样的车,穿一样的西装,说一样的话。生活当中再没有掏粪工,再没有木匠,再没有货郎担子。我们忽然发现,城市的生活多么单调,你对网络如此熟谙,你对生活一无所知,你和你的生活成了一种抽象的感觉。


而农村生活是鲜活的,多层次的,有气息的。能闻到泥土的芳香,能看到晚上灿烂的繁星。农村像一幅人生的画卷,把人生中的不同层次一一展现出来。你在懵懂未知的时候,看到迎魂幡和坟头,看到大红喜字和新娘,知道猪下水可以当气球吹,习惯了豆腐坊小朋友身上浓浓的豆味……在还未长大的时候,你亲眼看到姥姥家里供奉的佛堂,从此你知道人是有信仰的;你亲眼看到有的人家地里杂草丛生,从此你知道劳动决定了生活的差异;你亲眼看到那些沉默寡言的农人拿起快板儿口吐莲花,从此你明白人的选择、人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在陕北遇到了喜业,就如同遇到了童年,遇到了一个有些许神性和古风的世界:窑洞、窗花、石狮、寺庙;阴阳、匠人、吹手、农民……陕北文化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的因缘际会:封闭的地理环境、漫长的历史积淀、多民族融合等,它因此沉郁、博大和粗粝。这里的变化更慢一些、传统留存得更多一些,生活方式的变革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人们仍然依靠阴阳先生的指引寻找人生的位置。


在文学作品构建的想象世界中,阴阳先生大多是着长袍、戴墨镜、能言善辩的江湖术士。而在庙湾村碰见的两位阴阳先生,他们面相忠厚、谦恭有礼、温文儒雅。“风水说”被当作封建迷信批判,他们仍笃定地相信“风水”的价值。他们相信这是科学,这是另一套对世界的解释,因此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价值,并固守着一位“好阴阳”的本分,他们是中国人的“心灵牧师”。在阴阳先生看来,芸芸众生如天上星宿,各有其位,各安其位。人们的生活已经现代化了,但社会体系和心灵没有现代化。所以,阴阳像一股隐秘的力量在支撑社会的运转,无论是在偏远的陕北,还是在繁华的都市,“算命的”都在指引人们构建起对人生的认知。


在阴阳先生的指引下,喜业“认命”了。“我们是受苦人么”,陕北人这样给自己定位。这是“靠天吃饭”的农耕文化滋养出来的“智慧”——如果我们能将这种人生态度称为“智慧”——在变革时代,在知识分子眼中,这种态度是国人逆来顺受的“奴性”根源,农业社会的传统思维被视作现代化的桎梏。但读完喜业的故事,我们不光对农人要有“同情之理解”,还要有“温情之敬意”。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对抗社会变迁的生存法则,他们的内心才有淡定,才有琢磨。于是有了匠人,有了一个由“长时间的凝神”所铸就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窑洞、阁楼、园林、长城、故宫、都江堰、石狮子、陶瓷、玉器……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能工巧匠”劳动的结晶。


在旧式中国传统村落中,匠人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杀猪匠、喇叭匠、木匠、画工……农民靠经验、辛勤和天时;工匠靠钻研和机敏,靠耐心、专注和坚持,靠手艺和声名为自己赢得地位和尊重。这种特质的培养,只能依赖于人与人的情感交流和行为感染,依赖于“重声名”的社会评价体系。


这是利益至上的社会、效率为本的现代大工业无法承载的。继“经济”之后,“文化”和“国民素质”成为现代社会的又一个赛场,政治家们成立了一大批机构,开展一大批运动,希望能够实现中国文化和国民素质的重新塑造。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没有高等教育、没有文化机构的传统中国、传统村落,为何能孕育出曾经博大的传统文化和曾经儒雅的中国人?


“一家子鼓乐队”从爷爷文智慧开始,将唢呐作为一门手艺延续了三代。同样,爷爷的信条延续了三代:正派人会得到尊敬、师傅得好好敬重、手艺要好好琢磨、人要看重名声,而这门手艺和其带来的信条又成为维系家庭的重要方式。四五代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老人不是家庭的累赘,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迷茫,人都可以在家里得到支持,得到慰藉,得到匡正。


师徒传承是文化留存、手艺传承的一条纽带。喜业常说“我得把艺术传下去”。师父言传身教,徒弟潜心琢磨,师与徒,共担一份学艺传艺的责任,共承一份朝夕相伴的情谊。


古语中有很多对师徒关系的描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严师出高徒”“有状元徒没有状元师”。父与子、师与徒是一种同构关系,这种以“人”与“情”为基本单元的教学模式,完成了对“知识”“艺术”的传承,也完成了对“人”的塑造。可惜,中国人的家经历过“五四”之后的“娜拉出走”、经历过“文革”的“大义灭亲”、经历过经济浪潮对人心的洗礼后,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空洞,好像黄土高坡下一孔孔破烂的窑。


“经济”的侵略最无形也最可怕。在“多快好省”的冲击下,精细的手艺活显得费时、低廉,匠人在农村渐渐消逝。匠人消逝了,工人登场,取代那个世界的,是平板房、公路、简易用品、塑料盆、电脑。这个世界把脑力和体力严格剖离,现代大工业生产下,工人只是精密体系的一环,人被“物化”。


今天是神缺席的时代,我们失去了想象神的诗人,也失去了铸造神的匠人。“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我们对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是中国作家路遥的命题,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命题。


在农村所有的变迁中,最让人心痛的莫过于土地的荒废。对土地的崇敬是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学作品中充满对土地的歌颂。我们在中国文学中闻到泥土的芳香,在俄罗斯文学中看到了广袤的平原,在美国文学中听到过旷野的呼唤。就连“肮脏”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都开始于“圈地运动”。米切尔在《飘》中写道:“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你去为之工作,为之战斗, 为之牺牲的东西,因为它是唯一永恒的东西。”伴随着农业社会的落寞,悠然的生活态度正在褪去。现代社会的主题是发展、价值、创造,而在快节奏的时代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慢”的吸引力。历史与传统不是绊脚石,“慢”并非无用。它无法产生财富,但与自由、神性、人生紧密相连。闲暇产生愉悦,从而引领人们上升。现如今,“异乡客”的心态弥漫了整个社会。20世纪我们选择“出走”;这个时代,我们渴望“回家”。


丧礼,喜业和刘向芬



池素英


清影评说:

素英,人就像这名字一样平淡无奇,永远无法说出惊人之语,但生活中的她却有一股惊人的能量和迷人的魅力。她一个人盖起了屋、种着地;她唤着一帮姐妹打扇鼓、骑毛驴;她开口闭口把“朋友”挂在嘴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说不完的话,耍不完的乐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素英淡淡地说,她用“庄稼人”的心态,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劳动的乐趣,听着古老的故事和传说,本本分分地教育自己的子女,一代又一代,生命就这样延续。


生活的磨难让素英掌握了生活技能,而多样的技能又给她更多的自信。村民笑话她说:“哪儿都能看见你。”有时也调笑她:“素英给咱们蹦一个。”识字不多、知识不足并没有意味着她能力上的缺陷。她会唱经歌,唱小曲,唱流行歌曲;扭秧歌,赶毛驴,打洋鼓;有医学上的常识,会包扎,会配制治小孩拉肚子的药,并且她做这些大多是非功利化的。在职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里,画家作画、戏子唱戏都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素英走几十里山路去打扇鼓,爬很高的山去会朋友,不嫌出丑去哄旁人高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许只是为了简单的快乐。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诗经》与乐府中流淌着愉悦的劳动之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也许因为“劳苦大众”的阶级话语,也许因为生活压力的巨大,也许因为“强调奉献”的劳动理念,劳动的乐趣似乎被遮掩了。其实劳动的快乐是源于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产方式:春天在温润的土地上耕种,秋天在凉爽的微风里收获,清晨伴着公鸡打鸣起床,夜晚思量着小猪是否吃饱,哪怕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到山上捡柴火都是一种乐趣,“登登山,神清气爽。”素英说。


工业时代,劳动过程被机械化、智能化,劳动被对象化,劳动者成为一种工具,人们只关注劳动价值和效率,失去了对过程的享受。而农民,也许没有选择生活的权利,但在安定与闲暇中,他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了。村落生活是瓜田李下,是麻雀干柴,是豆腐白菜,是天空上的云,小溪流的水。


浸润在山水中的人们知道什么是美,跳扇鼓的素英成天讲哪儿的景好,石头、田野、山川、河流在她眼中总有不同的风韵;画扇鼓的振堂到处寻找“好看的花”,一个烟盒、一张挂历、一朵礼花,都可以成为他的画谱。而现实总是无可奈何地纠结着:一方面,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写意生活成为都市人寻寻觅觅的“心灵乌托邦”;另一方面,乡村正在成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牺牲品,毒气村、癌症村、空巢村,乡村生活的真相越来越不美好,甚至一个保持原始风貌的乡村常常会被视为地方经济的“污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以发展的名义,很多偏远山区的村民被转移、安置到政府统一建造的“新民居”里。当一个村庄被连根拔起,这个村庄的灵魂和血液还在吗?身不安稳,心无处栖,乡村与城市一样,变得没有个性。


当然,乡村的衰落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无法阻挡农村人对更便捷、更干净的楼房生活的向往。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替代农民占据山山水水的别墅与高尔夫球场,无法诞生真正的民族文化。一个乡村,因为地理、历史、人文的不同,总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像一个人一样,所谓“十里乡俗不同”。然而,乡村的性格往往被当权者、建设者与研究者们忽视,他们看到了村庄的物理属性,而忽视了它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脾性和肌理。


这种内在肌理,是由家族同住的居住方式提供的传承脉络。传统社会,父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同在屋檐下,同住村落中。听姥姥讲故事、拔爷爷的胡子、追老宅里的猫都是难得的童年经验。祖祖辈辈居住于此,山谷中总有故事,石头里都有传说。时间和流传让万事万物蒙上一层灵性,于是人们生来对自然有敬畏,对传统有敬意。


这种内在肌理,是由庙堂、仪式、年节等所构建的文化空间。一口村里的水井,一个空闲的麦场,一棵有年代有历史的老槐树,一条没有车马的小巷,一个可供歇息的门洞,都是一个文化空间。大人和孩子在一起,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各种信息,各种家常,各种故事在这里交会,在这里生长,文化得以养成。


受过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城里人”有相当一部分看不起乡下人,在他们眼中,农民是“穷”且“愚”,到城市里来,连个红绿灯都不知道怎样躲。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一文中说,这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但乡下人对不辨菽麦的城里人热情而宽容,一方面因着他们经济上的贫穷带来的些许自卑,另一方面也因着他们在习俗中对他人的尊重,反倒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趾高气扬见出自大与狭隘。今天,当大学教育越来越盛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这批“村夫愚妇”们却在安宁祥和的自然环境中,在平静如水的乡村生活中,在相互扶助的人际关系中,获得了心灵的平静。文化,存在于“千根村”这样有历史感和故事感的地名之中,存在于有仪式感和形式感的生活之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文化是让我们坐在一起的东西,是节日和民俗,是故事和传说,是书籍和音乐,是咖啡和茶,是看不见但无法割舍的,像空气一样具有灵性的东西。


千根村打扇鼓的妇女们


对中国而言,过去的一百年隔三岔五就会有革命发生,但所有这些流血的革命似乎只是一场真正革命的前奏和准备。这次革命被称为改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日积月累,到今天我们看到了明显的中国主流人群心性的变化。面对这样的变化,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都试图开出不同的药方,而我们把目光放在大众本身,从所谓“原子化的底层”“单向度的人”中寻找微观的、鲜活的个体,寻找“无力的底层”自己所拥有的力量。


吕崇德、程宵春、高喜业、池素英,从这四个人的故事中,从他们的成长经历、学艺过程中,从他们当下的生活态度中,我们不仅寻找到了这种力量,而且还发现了这种力量的形成机制,那就是手艺的传承机制,我们发现这种传承机制本身就是这种力量的编码过程。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雷建军 梁君健 焦瑞青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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