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国人所受之霾是难改的宿命

2015-12-15作者:华说编辑:管志慧


离上一次的空气重度污染过程仅不过三日,又一轮雾霾毫不客气地吞噬了华北平原。


红色预警如何?该吃土的还吃土。单双号限行又如何?你看得清我的车牌号?



离开北京?就算你不在华北大地,相信对雾霾也绝非“0体验”。如今神州深受雾霾之扰,究竟是能挽回的困境?还是难改的宿命?下文摘自《解惑中国经济》。


【《解惑中国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世说新语·言语》载:“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日:‘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八九岁的孩子能有如此见识,令人惊叹。最起码,比起已经有一把岁数的笔者,道行高得多了。居住于长江入海口,滨江临海,一向自得于拥有好空气,每每听到生活和工作于首都的同学和朋友摇头叹息于“沙尘暴”与“雾霾”时,便有幸灾乐祸之感:天子脚下皇城根儿,自然不是一般人有资格居住的。君不闻古人云,长安居大不易乎?



不料,做人不厚道是有报应的。进入2013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上海也“沦陷”了,雾霾“接管”了整个城市。尤其是周五那天,从窗口望出去,一片愁云惨雾,近在咫尺的高楼大厦,隐没不现。官方的数据说,当日PM2.5指数频频突破了600大关,这个城市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雾霾。



站在窗前发呆,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部灾难片中。然而,这恐怖的一幕,不是虚构的电影画面,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吗?她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的陌生?然而,对家乡感到陌生的大抵不止笔者一人,因为从新闻报道来看,一直稳居“天气优等生”头把交椅的海南,竟也在雾霾的笼罩之下!雾霾普覆之下,神州已然无一地能够幸免,当真是如孔融之儿所言:“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气污染至于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终于逼迫着人们不得不行动了。中央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其主旨是,对地方政府及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将不再“唯GDP”论,“生态文明建设”被明确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环境保护”被列为约束性考核指标之一,其权重也将进一步加码。



深受雾霾之苦的京津冀地区,达成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长三角的苏浙沪也有类似的制度安排。而辽宁更是率全国之先开出了第一张“雾霾罚单”,包括沈阳、大连在内的8个城市因为空气质量未达标而处以总计5420万元的罚款。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雾霾之灾既然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其治理也需要时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言而喻,上述的路径选择,其实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先污染后治理”。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不要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呼吁一直没有中断过,然而,中国的发展,依然重蹈了这一覆辙。其实也不独是中国,英国、美国、日本......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是同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故事,无一例外。从实践来看,“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种宿命、一种规律。是什么注定了这一宿命?



倘若说,英美等先行者走上“先污染后治理”之路,可以归咎于人类的无知,但这一结论却无从解释后来者的行为。因为前车之覆的事实俱在,后车大可鉴之而避免重蹈覆辙。或曰,知易行难。然而为什么知易而行难?知易,从经济学角度说,意味着不存在信息费用,或者信息费用很低,不构成这一行为发生的关键局限条件。这也意味着,行难是别有原因在。换言之,“先污染后治理”成为一种宿命,显然是因为有一种更为本质的力量在。



没有人能够反对,这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方,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如原始森林,那里有最清澈的水,最清洁的空气。但凡有人类居住,总会带来环境的改变,并在生活和劳动过程中产出污染物。



因此,环境与发展,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选择环境的代价是发展,选择发展的代价是环境。选择发展,必然带来污染,损害环境;选择环境,则必须牺牲发展的速度与力度。于是乎选择的重点与核心,转化为权衡利害。“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也就是说,权衡利害之后的取舍标准,是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环境与发展之间的权衡与取舍也不例外。



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当其处于未发展阶段之时,环境大抵是上佳的,天也蓝,水也清,自然,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也是贫困的,吃不饱、穿不暖。这个时候,清洁的空气和水是充裕的,短缺的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的物品。



物以稀为贵。保持环境质量的成本,是维持人们的贫困生活;既然清洁的空气和水是充裕的,而物品是短缺的,则保持环境质量的成本,无疑远高于维持人们的贫困生活成本,其结果,必然是舍环境而取发展也。作为发展的副产品的污染,自然也被一并选择了。



生产的物品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与之如影随形的污染也越多,最后终于超出环境承载的能力,污染灾害随之爆发。环境之灾起于工业时代,正是因为以大机器、流水线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其生产能力较之农业时代,有着惊人的爆发式增长——当年,马克思曾经这样惊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生产力的惊人发展,也带来了污染的同步增长,而此时的人们,衣食无忧,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不再局限于物品的堆积,对健康、环境、安全感的需求日益提升。而在此时,因为污染,清洁的空气和水稀缺了,作为发展代价的环境破坏之成本日益高昂,保护环境的代价于是乎日益下降了,“治理污染”于是乎水到渠成。



一言以蔽之,“先污染后治理”的宿命,其实是需求定律使然也。



毫无疑问,生产同样多的物品,无论是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还是在生产过程中对产生的污染进行无害化处理,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倘若人们需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同时又希望呼吸清新的空气,喝上清洁的水,那么,相较以往,人们必须对同一物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举目望窗外,夜幕中的城市灯火璀璨,只是清风不再,明月难得。夜读苏轼的《前赤壁赋》,怅然久之。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华说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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