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的中庸之道

2015-12-29作者:陈志武, 著编辑:管志慧

在2010年,"打假〃和"造假〃这两个世界好像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8月29日方舟子遇袭,舆论猜测可能来自对方舟子打假的报复,虽然方的伤势不重,但也足以威慑热衷打假的人们;另一方面,8月25日唐骏通过大华建设借壳上市,并成为后者的董事长, 实际上,即使在关于唐骏学历争议最高峰时的7月后两周,他作为总裁的上市公司——新华都的股价不仅没跌,反而有些上涨。这个 社会是怎么回事:打假者生命受到威胁,而造假者呢?当上市公司总裁的诚信受到质疑时,其股价为什么不跌反涨?



当然,如果仅仅是学历造假的偶发事件,没有公然宣扬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的价值观,没有伤人伤物,没有伤害社会道德秩序,没有形成社会造假气候,那也就罢了。可是,事情不止如此,如今,航空公司飞行员的飞行资历也有造假,婴儿奶粉也因造假有毒,茶油添加剂安全度也造假,食品饮料也有假冒……在一次次"假""毒"波的冲击下,老百姓不只是视听疲劳,而且不安全感明显上升,而制约造假、行骗等道德问题的商业规则、惩罚机制,在中国看起来似乎也是失灵的,这就不但未能遏制造假的进一步泛滥, 而且加剧了中国社会当前的阶层分裂、价值混乱。


——中庸之道可以休矣


造假风之所以到今天如此泛滥,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



近年来造假事件太多。就以2006年最有名的"汉芯"事件为例,当年1月,先是有人在网上透露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研制的所谓"汉芯一号",是造假。经过媒体的广泛追踪报道,上海 交大于2006年5月12曰向媒体证实"汉芯"是假的,并通报表示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国家有关部委也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1亿多元的各项研究费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即使陈进欺诈多个部委及上海市政府单位、骗取了如此数额的科研经费,除了上海交大将其免职、免头衔外,没有任何机构对陈进追究法律责任、进行法律制裁。这类事件如此结局,冲击了社会的道德与法治底线,给法律的严肃性构成硬伤,同时,从另一方面鼓励了未来的造假者。



2006年6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教授,因为学术造假,被校方"终止其聘用合同""解除教授资格"。那次已经是近年对造假处理得利落干脆的了,但还是仅停留在"把骗到的还回去"的层面,没有其他处罚或刑罚,使作假的实际成本几乎为零。



据《新世纪》周刊追踪报道,湖南省质监局早在2010年2月就发现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但却一直没有公布。到8月20日,金浩茶油还在其网站声明,称网上论坛及微博出现的关于"金浩茶油被 查出致癌物超标6倍"属谣传,公司承诺金浩茶油系列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可靠。8月21日,湖南省质监局还向省内官方媒体通报了 "茶籽油生产加工企业专项监督抽查结果",称23家企业33种茶油产品抽检结果均为合格,其中包括金浩公司部分茶油产品。8月30日,《新世纪》详细报道了金浩问题茶油秘密"召回"的过程等问题,但这一问题掩藏时间已近半年。在接受采访时,湖南省质监部门负责人称,选择不公开是"维稳"需要。



从这几件及其他众多著名案例中,我们看到造假成风的根本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是制度原因,包括政府权力过多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权贵联盟、司法受到行政千扰、法治不到位等等。由政府部门掌握"技术创新"资源、科研资源、教育资源、行业资源、学位 资源等,寻租机会必然会多,造假的激励就翻倍甚至翻数倍。行政配置资源跟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大差别在于:后者看重经济回报,看"硬 功夫〃;而前者不在乎经济回报,主要甚至只在乎政绩。由于"政绩〃 既主观又不一定有形有色,不一定跟效率挂钩,所以,当行政权力当道进行资源配置时,忽悠、造假反而更能让行政掌权者和"陈进〃们双羸。因此,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配置资源比重越高的社会,给造假带来的激励必然越高,在权力受媒体监督有限的社会里尤其如此。


正因为造假、忽悠更能让行政当权者和造假者双羸,所以,一旦骗局被发现,从法律和行政上追究造假者的可能性就不会高,司法也不太会介入(因为如果司法和其他责任部门"太认真〃,就会捅出太多权贵)。就像陈进"汉芯"案一样,责任仅追究到免除职务为止,而这职务本来就是骗取的。



第二,今天造假盛行,不全是制度所致,也还有文化观念因素,人们的观念并没完全适应新的社会结构。众所周知,中庸之道渗透 中国社会两千余年,强调的是对事情不要太认真,包括对作假者不要太认真追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中庸之道基本够用,也不会使社会造假成风,主要原因有三。其农业社会里,即使行骗,能获得的好处非常有限,跟现在的政府项目金额、上市公司市值、假药毒 奶粉销售额完全不是同一个数量级,因此,造假的激励非常有限。其 二,造假一旦被发现,其代价会很大,传统的中国以乡村熟人社会为主,村民又基本是世世代代为左邻右舍,一旦张三造假被发现,不仅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会立即受损,而且其子孙后代皆受牵连。其三, 虽然农村社会可以用中庸之道对待造假,但家族的家法、宗族的宗法不一定会放过造假者。关于宗法的冷酷无情,已有不少介绍和批判,这里不必多说。也由于在熟人社会,信息不对称程度低,造假不被发现的概率较低,造假者受到家族、宗族处罚的预期一般较高。



相比之下,在今天已大规模城市化、人口流动性很强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经济市场不仅跨越全国,而且也全球化到跨越整个世界,造假、行骗所能带来的好处已经以亿、百亿计,特别是有了股票市场后,造假能带来的好处可以上千亿,造假的诱惑今非昔比。另一方面,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今非昔比,原来的熟人社会人口少,又是世世代代左邻右舍,不了解也很难,可是,今天在城市即使是物理上的左邻右舍,也不见得彼此认识,更不要谈任何交情,这使得造假被发现的难度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从信息角度看,今天的造假预期成本比以前低。这样,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造假好处大大提高,而造假成本又比以前低,于是,造假不盛行也难。


今天造假盛行除了制度因素外,不一定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真的比以前低很多,而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变了造假的利弊计算,利弊权衡可能使许多本来不一定造假的人也理性选择造假。



如何改变这一造假利弊平衡点呢?道德教育已经试过多年,道德谴责如果没有在现实层面兑现为惩罚,只是披露造假事实、公众舆论讨伐,对造假者来说,基本不管用。必须从法治角度加大对造假、欺骗行为的处罚。这当然不只是指提高对造假行为的刑罚力度, 而且要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造假者进行一致的法律制裁,这也涉及司法能否独立判案、媒体能否充分行使监督权力的 制度问题,涉及官与商必须分离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造假风基本不会停止,而只会继续恶化。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陈志武
出版西北大学出版社
定价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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