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有无“尊严”

2016-01-13作者:陈平原 著编辑:谢爽

不管是国立还是民办,大学校园里,师道有无尊严,以及师道能否尊严,都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师道不能合一,是个大趋势。这是因为,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越来越普及,求师不再是获取知识的惟一途径;进入信息化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多元,包括在家自修或参加远程教学。这样一来,师在道德教诲以及知识传授中的功能,将日渐弱化。中小学还好说,踏进大学校门,独立思考的欲望与能力与日俱增,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再也不能束缚住今日的大学生。



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尊师但不重道——管他说的对不对,你都得服从;重道而不尊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重道且尊师——追求真理,同时尊敬有道德有学问的师长。当然,师必自尊,而后生始尊之。启功为北师大书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与传统中国“传道授业解惑”的设想,很接近。问题在于,近年大学校园老出事,于是有人危言耸听,说是“二千年的师道尊严毁于一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属于刑法管辖范围,比如杀人、嫖娼、猥亵小学生,这跟师道是否尊严关系不大。作为公民,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违法必究。你要是把这跟特定职业挂钩,比如在教师大会上宣布: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严禁嫖娼,那也太低级了。



大学乃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存在各种矛盾,包括:师生与政府的矛盾,极端的例子是“闹学潮”;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与教师学生的矛盾;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师生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尽可能使其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



关于大学管理,我的理想是: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至于师生关系,我的想法是:不即不离,不远不近。此前,大家较多批评师生之间如同路人,缺乏感情交流,学校只是贩卖知识,学生选课真的是Shopping。但还有另一种倾向,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



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教授不一定非跟学生“打成一片”不可。当班主任是一回事,如果只是教学或带研究生,没这个必要。我甚至认定,教授必须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表面的威严与内心的温情,二者并行不悖。过于随和,缺乏原则性,什么事都好商量,容易使学生对师长及学问失去敬畏之心,效果并不好。上学期考试,有成绩不及格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说是“商量商量,给提提分数”。被我严辞拒绝后,学生还抱怨:怎么那么死板!



在教学评估日益严格、流行学生给老师打分的今天,还敢不敢严格要求?本科生的必修课好说,评分时,优良中差有一定的比例。选修课不一样,教师评分天差地别,有严格把关的,也有出手阔绰的。于是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听好教师的课,要差教师的学分。过分看重教学评估,很可能导致教师讲课时哗众取宠,努力去讨好学生。只问效果如何,不问程度深浅,大学的课于是越上越水。我以为,即便在大学阶段,教育仍带有某种强制性。在整个知识体系中,有些重要的关节点,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教、必须学。哪些是主干基础课,哪些属于选修,这可以商量;但教育不是超市买菜,不能顾客说了算。学生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学生讨厌的,我们就淘汰——如此时尚的教育理念,实在让人担忧。



人格上平等、但专业知识悬殊的师生之间,如何保持良好的互动?中小学里,依然存在教师辱骂、体罚学生的情况,必须大讲人格平等。大学不一样,大学生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与机遇,博士生更是勇于挑战导师的观点。去年我为北大中文系新生讲话,题目叫《同一个舞台》(《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说的是,两百年后,谁还知道我们之间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学生?师生之间,有传授知识与接受教育的关系,但也是一种对话与竞争。



不同性质的学校,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反应。九十年代初,到北大给学生开讲座,真的是胆战心惊。阶梯教室里,大门在讲台两边,座椅是翘起来的,有些学生为了表示自己很有见识,没听几句,抡起书包,走过讲台,扬长而去。但听座椅噼里啪啦,不时有人影从眼前飘过,再有经验的演讲者也会心慌。这对演讲者很不公平。后来我们说服学生,你可以不来,也可以在下面看书,但不要这样表演,得给讲课的人必要的尊重。



反过来,在一些自诩“准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好些民办大学以此为荣,必须强调尊重学生的人格,不能辱骂,更不该蔑视,应给予学生选择学习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把学校管得像监狱,不准外出,不让独立思考,也不给犯错误的机会,这对学生的精神成长不利。



过去为师的少,大家把“师”想得太高深了,近乎圣人;现在师多起来,遍地都是教授,自然品类不一。只能要求教师恪守职业道德,再略有提升。说得太伟大,做不到,很容易变得虚伪;说得太渺小,跟扫马路的、卖大白菜的没什么区别,那也不行,忽略了“为人师表”的特殊性。



“师道尊严”某种程度的丧失,并非西学东渐的结果。晚清以及二三十年代,教师很受尊重。抗战是一大转折,炮火连天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对“师道”是一大冲击;到了“文革”,更是斯文扫地。最近二十年,政府在努力,包括设立教师节,增加学校拨款等,民间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可以说,教师正逐渐捡回失去的尊严。但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大学与中小学、大学里从事基础研究的与应用研究的,所受到的尊重以及经济收入,仍有很大差距。



社会上普遍以金钱为评价标准,不再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再附庸风雅了。说句笑话,以前把老板叫老师,现在把老师叫老板。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在北京,你走进饭馆,服务员保准叫你“老板”。我曾试图纠正,但没用,说是叫老板好听,大家都高兴。现在连大学校园里,也都流行这样的称谓,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真是岂有此理。师生之间,不再是从游、问学,而是雇佣关系,这太可悲了。



最后谈一个小问题,即校园里的礼仪。几十年反对形式主义,再加上文革中的破四旧,中国人不再讲“礼”,很可惜。不久前,文化部召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有学者说起:在校园里碰到老师,怎么办,打不打招呼,该怎么称呼。视而不见,不太礼貌;叫“老师好”,好像小学生;叫某某老师,则可能影响人家的生活。那位先生称,最好就叫“老师”,不带姓。我的意见是,只求适意,不必太拘泥。或点头微笑,或打打招呼,或干脆回避,视情境而定。你想,教授在校园里散步,或思考,或休息,或亲密交谈,或陪客人游览,你硬要上去打招呼,不太合适。尊敬师长,有此意识,但不强求。



所谓的“礼”,并非只是仪式,很大程度是一种心情。辜鸿铭认为,“礼”应该译为“Art”,而不是“Rite”;周作人对此大为赞赏,称这就是“生活的艺术”(《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所谓“生活的艺术”,不仅仅在于调和禁欲与纵欲,达成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还包括控制理智与情感、调节社会与个人、兼及庄严与轻松等,确实是一门艺术。惟一需要说明的是,我不主张自上而下地“制礼”,那样做,很容易意识形态化;我更倾向于通过教育,逐渐养成。


内容来源:书问

书名 大学何为
作者陈平原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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