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2016-01-27作者:(英) 加顿艾什, 著编辑:安然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各式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斯塔西”(Stasi)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而“作战性个人管制”,根据东德的《政治作战工作辞典》,它的意思是“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此类管制的目的,就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而关于加顿艾什的“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就是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类似加顿艾什手上这样的档案还有很多,将文件夹竖排起来,可以长达18公里。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 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 000人。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


 

东德垮台之际,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国安部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国民恐惧的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他们正赶着销毁最机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留了下来,现归"高克机构"(GauckAuthotity)管理。这个机构负责保存“斯塔西”留下来的文件并将之分类,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后果显然易见,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种材料。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在这种情形底下,加顿艾什怀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实在是情有可原。那时他正在牛津攻读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第三帝国时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了捜集资料前赴东柏林留学。等他到了之后,便发现历史即在眼前,遂把关注范围移向当代。后来他以研究和评论德国及中欧事务闻名,得知“斯塔西”密档公开,自然想要回来查看自己是否属于“作战性个人管制”的范畴,以及看看当局对于“他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得档案之后,他以熟练记者的技巧逐一回访监视过他的线人(也就是他当年的朋友)和负责联络那些线人的“斯塔西”官员又以历史学家的素养细心检索相关文献,解释其中的出入与歧义,完成了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


 

虽然大家活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一组事实,但毎一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事实的角度是不同的。“斯塔西”这类机构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辨识敌人,找出引致风险的因素,于是他们解读事实的心态就会变得很不简单了。

 

加顿艾什是英国人,这个身份在“斯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坏人”,他就会越看越有。坏人。的样子,其言一行全都只会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须专案处理专人负责。于是一场朋友间的畅谈打成报告交上去,“斯塔西”人员会用慧眼看出它的“军事作业价值”。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读出雷暴的预示,无事变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个人背后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个行动背后都别有深意。这就是“斯塔西”这种机构看待世界的原则。

 


站在“斯塔西”的角度看,他们有错吗?是的,他们没错。问题只在于“斯塔西”不只监控有嫌疑的外来人员,他们还监控自己人——每一个东德国民。就像曾经引起关注,拍得十分好莱坞的那部电影《窃听风暴》所显示的,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被监视,也都可能正在监视他人;于是他们难免就得出卖以及被出卖。被出卖的人,有时候可能只是个侍应,因为服务态度不善,充当线人的客人就把他写进报告,利用这小小权势恶意报复。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出卖身边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个人该当如何理解这林林总总的出卖?难道出卖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爱情、背叛亲情······也能够是对的吗?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道德目的价值体系。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

 

                                                                                                               梁文道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英]加顿艾什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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