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016-02-22作者:洪理达编辑:管志慧

上海的王梅在家中第一次被丈夫殴打时,为了保护自己和刚出生的宝宝,她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一次电话报警引来了新一轮报复性的殴打和骚扰,不仅来自王梅的丈夫,还有丈夫的家人。四年之后,她失去了家,也失去了独生子的监护权。由于中国缺乏针对亲密伴侣暴力的具体法律,王梅提供的一系列报警记录和就诊记录,并未被法院视为施暴丈夫存在过错的有效证据。



政府于201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四分之一的中国女性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对待。不过女权运动者认为该数字存在缩水现象。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负责人兼律师李莹说,很多女性并不承认自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你如果问一个女人,有没有遭受过家庭暴力,她肯定会这样回答:“没有,当然没有!”李莹说道,“你如果问,丈夫有没有打过她,她就会回答‘有过。’”即便有遭受家暴的女性报警,警察也不怎么愿意向她们提供援助,受害女性的求助至可能引来家庭成员报复性的暴力行为。李莹曾担任董珊珊父母的代理律师。董珊珊在遭遇家庭暴力并八次报警后,于2009年被丈夫殴打致死。她的丈夫因为犯虐待罪,仅被判处六年半有期徒刑。



2008年,王梅经由亲戚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几个月后他们就结了婚。“我当时没有考虑清楚,”她说道,“身边的人老催我结婚。我已经26岁了,不想变成‘剩女'。”王梅和新婚丈夫在公婆所住的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公婆希望和儿子住得近一些,来往方便。2009年,王梅生了个男孩。两个月后,丈夫殴打她的头部,她报了警。警察记录下了两个人的身份信息,但对王梅的伤势视而不见,仅将此事简单记录为“家庭矛盾”。警察告诉王梅和她丈夫,他们没有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双方都有过错,然后就离开了。



除了警察,王梅没和其他人讲过这件事。但几天之后,她的公婆指责她“家丑外扬”。王梅和丈夫又发生了争吵,丈夫气她把私事报告警察,这一次更是使劲揍她。因为上一次警察没把她受伤当回事,她这一次去医院验伤,留下了一份医疗记录。她以为自己有丈夫施暴的医疗记录作为证据,他应该不敢轻易再对自己动手。但暴力行为逐渐升级。


王梅说,自己在抵抗家暴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一大帮子人”。她的丈夫、公婆和其他亲戚都指责她丢了家族的脸面。她丈夫的伯伯说,作为一家之主,男人有权打自己的老婆。王梅还说,

生下孩子后,丈夫好几次逼着自己与他过性生活,都遭到她的拒绝。“我刚生完孩子,不想过性生活,”她说道,“我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她的丈夫显然向自己的父母告了状,说自己的老婆逃避作为妻子的义务。王梅的公公警告她,不和丈夫过性生活“有违天道”。她的婆婆说,怪不得自己的儿子要揍她,因为他没有地方发泄“自然”冲动。



王梅说,她本来并不想给自己的父母惹麻烦,但“纸包不住火”。父母对她丈夫的施暴行为非常生气,但还是要她多替孩子考虑,不要与丈夫离婚。王梅有七次记录在案的报警记录和数份医疗记录指证丈夫的家暴行为。她也向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居委会求助过,得到的建议是她要适应现状,否则可能会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王梅所有的求助对象,包括警察、医生、居委会,都劝她不要离婚,上海妇联的干部至告诉她,离婚这种解决办法太极端了,她应该“忍受”并“努力改变他”。


2011年,王梅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将蹒跚学步的儿子留给丈夫,搬入自己父母位于上海市区的一套小公寓,以逃避家庭暴力。丈夫拒绝让她看望儿子,她找到他的工作单位,即当地的某政府部门,想从他的领导里寻求帮助。两口子又吵了起来,丈夫当着同事的而就动手打她,同事只得把他拉开、她的母亲随后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威胁说如果王梅再去丈夫的办公室,他就会杀了王梅。王梅打电话给她丈夫的领导,谈了受到死亡威胁的事情。“这是你们的私事,”她丈夫的领导说,“与我们无关”。



与无数其他女性一样,王梅深陷于许多学者所说的“家暴之网”。诚然,中国不是唯一家庭暴力频发的国家。比如社会工作学者吉滨美惠子(Mieko Yoshihama)在《父权家族体系网络》一文中,将亲密伴侣暴力现象描述成一张由日本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支撑的“蛛网”。在日本,家暴受害者经常受到家人朋友和同事的责怪,并由于得不到机构援助和警察保护而倍感孤立,这一切更令受害者感觉陷人蛛网。不过,吉滨美惠子也发现,日本女性不同于中国女性,敢于冒险揭露所谓的“家丑”,摆脱自己受虐和孤立的状态。


中国的法律制度欠缺,警察更多扮演社会稳定维护者的角色,而非受害者保护人的角色,这意味着受虐女性往往只能向其他人求助,从而陷人更大的危险和报复。多年来,中国的非政府妇女组织不断游说政府,争取制定专项法律阻止施暴者接近受害者,但政府一直未能有所行动。就算女性保存了丈夫施暴的详细记录,她仍然很难获得应有的保护。


从理论上讲,遭受家暴的女性受害者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依据起诉自己的伴侣。女性权益律师郭建梅和李莹指出,《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明确规定,故意伤害属于刑事犯罪,而《刑法》第百六十条专门禁止虐待家庭成员。此外,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2年通过了《妇女权益保护法》,并于2005年予以修订,禁止实施家庭暴力。



然而,郭建梅律师和李莹律师在《难以捉摸的平等》一书的《中国女性权益保障》一章中写道,现有法律尚不足以保护女性免受伴侣的虐待:


对性别不敏感的法官,在司法审判中会采取非常严格的认证标准,只有长期且重复施行,并给受害人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行为,才被视作家庭暴力......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轻微身体损害案件不予受理,受害人既无法得到公正,也难以获得法律=保护......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即便在离婚案件的诉讼中判定涉及家庭暴力祖净害者得到的赔偿独独少之又少。


2013年10月我采访王梅的时候,她刚输掉与暴虐成性的丈夫争夺5岁儿子监护权的官司。她和丈夫的婚房是登记在双方名下的。为逃避丈夫的虐待,她从套房子搬出来,一直住在自己父母的小公寓里。法官判定,她丈夫可以继续住那套婚房,条件是向她支付三分之一的房款。丈夫与她争夺独生子的监护权,并最终获胜。



尽管王梅费尽力气拿到了丈夫多次对自己施暴的医疗记录和报警记录,但主持离婚案的法庭仅将此暴力行为定性为“家庭矛盾”。同时,婚内强奸在中国也不被认定为犯罪,法庭对王梅丈夫多次强迫她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也不予考虑。(律师)提到了暴力问题,但对我的案子没有帮助。我的淤伤都在皮下,表面只有一些出血点......“所以那些伤算不上决定性证据”。王梅说。相反,法院将王梅受伤的记录认定为夫妻“相互殴打”,并拒绝让其丈夫承担责任:

我很难过.....我既走了法律程序,又花了钱,可到头来一点用也没有,即便法庭判我可以看望孩子,也没有用,中国的法律执行,唉,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不可能每次去看望孩子,都带上一名法官作为监督。法院只给了我一纸判决。但整个情况还是老样子......他家里人不让我看孩子,我如果要去看孩子,就会挨打。



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反家暴网络”的首席活动家冯媛认为与王梅类似的案件太普遍了。“家庭暴力是最容易被忍受、而是不可能受到追究的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冯媛说道。她最

近率领一个团队,对媒体报道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两个月时间就有七八十名女性死于亲密伴侣暴力。


2003年,“反家暴网络”与其他组织合作,起草了一份反家暴法建议稿并已呈送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9年,为使该法更容易获得通过,他们对建议稿中的一些文宇进行了修改。冯媛解释说: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反家暴法律。我们已经就警察应该如何回应,医疗机构应该如何回应,法官应该如何判决家庭暴力案件,有关组织应该如何回应,大学、高中应该如何教育学生提高反家暴意识等事项提出了具体建议......我们与(全国)妇联有合作,也与其他不管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女性团体保持合作,希望对体制内有同情心的决策者施加影响。




亲密伴侣暴力可以有很多种形式。身体暴力是显而易见的。联合国的研究表明,受访中国男性中有一半对自己的亲密伴侣施行过性暴力。该报告还显示,72%的受访男性有过强奸行为,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男性实施强奸犯罪的最常见动机,往往与性别权力相关,即不管对方是否情愿,男性都觉得自己拥有性权力。该研究报告的作者总结道。


天津师范大学从事性别暴力研究的社会学家王向贤告诉《中国日报》。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如此猖獗,主要原因还在于被广为认可的大男子主义传统。王向贤指出,近40%的女性曾受到伴侣的严重虐待,伤势严重以至于必须请假休养。王向贤告诉记者:“如果不消除个人、社区,乃至全社会的偏见,抽象地谈论性别平等将毫无意义”。


内容来源:书问

书名 剩女时代
作者[美]洪理达
出版鹭江出版社
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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