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最大混战真相解密

2016-03-03作者:关河五十州编辑:郭超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一次军阀混战。它也是在北伐后新军阀间问鼎中原的终极逐鹿之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走向。借此战役蒋介石虽取得了名义上的对全中国的支配权,但中国的整体国防力量遭受了严重削弱,国民党内部派别纷争依然剧烈,这使中国在日后面临日本侵略时,不得不吞下由此酿成的苦果。


枪炮未响先打笔战:冯玉祥亲自上阵 吴稚晖惬意痛骂


就在阎锡山仍纠结于打不打的时候,自编遣会议开始就引发的军队编遣问题重又喧腾起来。大家都知道,第一集团军即中央军,可是蒋介石却要求把第一集团军与中央分开计算,再外加一个中央区,算成两个单位。


别人才一个单位,还要削减,你有两个单位,还要扩大。这成了助饷之外,引发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最大原因。


可是当初这样的编遣方法,正是阎锡山自己在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他又不能否认,只能眼泪倒回去往肚里流。


正好阎锡山已起倒蒋之念,便趁势与蒋介石展开笔战。2月10日和13日,他两次致电蒋介石,主张戡乱不如止乱,并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以弭争端——以前我糊涂我错了,我都认,可如果你糊涂你错了,也得认!


对于这种突袭式逼宫,蒋介石经历过多次,早就练就了一套金钟罩似的心理素质。他立即复电予以驳斥:“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滔之时。”


一石掀起千层浪。随着蒋阎分歧的公开化,南京为之震动,各种谣言纷传。蒋系的政客幕僚都赶紧拿起笔杆应战,除胡汉民、谭延闿等发电报对阎锡山进行责备外,吴稚晖也亲自出马,给阎锡山发去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


蒋阎正式撕破脸,乃是冯玉祥最乐意看到的。蒋介石和西北军一度势不两立,但现在大家毕竟可以谈条件了。倒是曾经关系不错的蒋阎之间却越搞越僵,双方开始互相攻讦,电报措辞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


在笔战中被蒋介石弄得灰头土脸的阎锡山卖弄机巧,在仍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同时,又有意为冯玉祥招仇恨。果然,潼关的讨蒋通电一发,蒋阎笔战马上延伸至蒋冯笔战。


3月13日,吴稚晖致电冯玉祥,称冯虚悬爱民之志,实质不过做了阎锡山的傀儡,同时劝他摒除干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投入建设——你有这闲工夫闹事,多救济一下大西北的灾民吧!


冯玉祥接电后大怒,他自认熟读《三国》,又嫌幕僚写的文章太过文雅含蓄,便亲自执笔,用《三国》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笔体,草拟了一封复电。


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老冯游戏笔墨,写来甚是酣畅淋漓,在他的想象当中,吴稚晖一读之后必然会气满胸膛,然后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可惜的是,吴稚晖的脸皮并不像王朗那样吹弹即破,也就不可能发生被骂死的情况,反过来,老冯自己倒很快就被动起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他与张布雷等笔杆子不同,笔战其实不是他的真正强项,他最擅长的还是打嘴仗,“放屁”乃是他的口头禅。冯玉祥亲自上阵来吵嘴,恰好点燃了他急欲喷发的肾上腺素。


吴稚晖先是提笔起草一封复电,将正在得意扬扬中的冯玉祥一顿臭骂。于是,起初讲究论经据典的笔战迅速发展成以人身攻击为主的骂战,“老少年”在其中如鱼得水,好不惬意。


在吴稚晖的诸多“骂作”中,有一篇名为“从东说到西”的文章最为有名。在这篇大作中,他从东到西,将参与反蒋的三个大人物冯、阎、汪全都拎出来骂了个遍——


冯玉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要东张西望,说的就是你。你还不要会错了意,你虽有曹操的野心,可注定取得不了曹操一般的功业。你问我这是为什么,简单,因为你是“草包出身”!


阎锡山:治世的村中魈,乱世的狐狸精。我给你算过命,你终有一天会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中!


汪精卫:治世的好阿囝,乱世的泥公仔。别看你自诩什么党的领袖,没用,成不了多大的气候,最后只会跌进汤罐里,越弄越糟!



战事开启:冯玉祥阎锡山红眼 蒋介石几近失态


中原大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不仅冯、阎红了眼,蒋介石也几近失态。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并且不时挥舞着拳头,一副声色俱厉的表情。与会者从他的训话中不时能听到“杀、杀、杀”的字眼,那情形,就好像老蒋自己也正持矛持戟,在战场上冲杀一样。


从会场上走出来,将领们相视愕然,神情极度不安,显然他们也都被蒋介石的情绪给感染得不轻。


自接受杨永泰“削藩策”后,蒋介石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可以说从来就没断过,但哪一次挑战也没中原大战来得这么剧烈和严峻,其心情之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见。


中原大战的整个形势是,陇海线位于全局中央,津浦、平汉是其左右两翼。蒋介石认为,陇海线的得失胜负,对战局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不仅亲自对这一战场进行指挥,而且把主要兵力都用在了这一方面,手下能打一些的将领及其中央军精锐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其间。


按照郑州会议的决议,阎、冯在战略目标上曾将徐州与武汉同等看待,即陇海、平汉两线兼顾,但在两边幕僚的建议下,最后决定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徐州。阎、冯任命徐永昌、鹿钟麟为陇海线的前敌指挥官,所使用部队包括晋军的三个主力军以及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在各自体系中都是战斗力较强的劲旅。


5月11日,中央军与陇海线上的万选才、孙殿英开始大规模交战。万选才所部对外号称十万,其实只有五六万人,战斗力不济。孙殿英仅有近万人,打起仗来更差劲。激战几天后,万、孙两军渐渐不支,于是只得按照“先计败”的预定计划节节后退,其中万部退至归德,孙部退至亳州。


作战期间,杨永泰一直随军参赞。他的“削藩策”可概括为“四法对四军”,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以政治方法应对阎锡山的晋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桂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四法对四军”,蒋介石先后度过了编遣会议、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等一系列危机。


现在这套谋略里面有的东西仍然适用,比如那个“以经济方法瓦解西北军”。只不过杨永泰又重新进行了引申,名之为“银弹外交”。



西北军大刀队力挫蒋军王牌 蒋介石遇偷袭险遭生擒


冯玉祥手下的吉鸿昌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无可挑剔。他号称“吉大胆”,一口大刀片舞得虎虎生风,手下的大刀队更是如狼似虎,猛不可当。


陈诚师的官兵就怕大刀片,一看到大刀,抱着脑袋就往回跑。吉鸿昌趁势举刀大吼:“兄弟们,杀呀!不关饷、不扰民的铁军,一定能打过关饷扰民的公子少爷豆腐兵啊!”


在西北军中,同样经常被冯玉祥夸赞为“铁军”的还有孙良诚部。在这两支“铁军”的猛攻下,陈诚师遭遇很大挫折,几度被围。幸亏该部武器优良,靠轻机枪组成的炽盛火力才得以突围而出。


蒋军射术尚可,但劈刺技术很差,除陈诚师外,其他部队也被打得节节后退。有的一线部队甚至还没打,就被突然跃出来的吉鸿昌大刀队给吓退了。有的部队则靠拆毁民房筑成地下堡垒,才勉强挡住吉鸿昌等部的凌厉攻势。


反蒋联军中,以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最快,但是两翼的晋军却前进迟缓,大大拖了西北军的后腿。


抛开步兵武器,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各有优势,阎锡山有炮兵,冯玉祥有骑兵,蒋介石则有空军。


当时中国国内拥有飞机的一共只有两家,除了蒋军就是东北军。蒋军一共拥有大小飞机五六十架,分布于东西战场。蒋介石夺取归德后,为了便于对西北军、晋军进行监视,同时也为了给己方的指挥和通信联络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情报,就在归德部署了一个临时航空班。


就在兰封正面激战之际,冯玉祥派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对归德机场实施了偷袭。5月31日晚,郑部骑兵疾驰八十余里,将归德机场予以破坏,共烧毁十二架飞机,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人。


对蒋军而言,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行动组织者对归德方面的情况能够做到完全掌握,蒋介石的损失还将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他的专车就停在机场附近的柳河车站内!


那天午夜,专车上熟睡的所有人都被枪声和爆炸声惊醒了。看到飞机场上空火光冲天,蒋介石连忙下令开车,但因为没有准备,火车头与他们坐的车厢不在一起,没法开。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急得大叫:“火车头呢?”


专车上只有一个特务营,共两百多名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万一骑兵到达车站,蒋介石就有束手被擒的可能。


见情况紧急,蒋介石连通常从不离身的黑色披风也顾不上披,便带着几名卫士跳下火车,然后往东急奔,一直跑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村庄才停下脚步。


郑部在破坏机场后,也曾打算往车站方向突进,但机场到车站这个方向已被密集的火力封锁,加上机场周围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骑兵们发动几次冲击都冲不过去,只得原路返回。


孙良诚也是突袭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他日后一提起这件事就叹气,说真是便宜了老蒋,如果当时分开来,一部袭击飞机场,一部去烧火车捉老蒋,估计这两个任务会同时完成。


得知险情解除,蒋介石专车上的人都长吁了一口气:“好险哪!”


激战十余天,中央军在陇海线上已全线动摇,不得不继续向后撤退。蒋介石集重兵于陇海线,本欲一锤定音,不料一波三折,仅有的胜利和进展居然都是靠“银弹”给搞定的,实在令人汗颜。南京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不无担心地问蒋介石:“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将来何以善其后呢?”


蒋介石听后愤然作色。他是一个毅力和韧劲都很强的人,虽然蒋军包括教导师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颇让他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流露出丝毫颓唐的神情。


口袋里的法宝又不是只有一件,这件不行不会用另一件吗?蒋介石十分自信地对质疑者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冯玉祥陇海线全线总攻 遇雨季两军再陷胶着


鉴于傅作义已经在津浦线受挫,阎锡山没有把握独自搞定这件事,必须借助于冯玉祥。阎、冯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婚姻”。从冯玉祥开始,大多数西北军将领都对阎锡山心怀忌恨,认为他“为人柔奸欺诈,乃是多年为人所公认的大滑头”。如果冯玉祥不是受了韩、石倒戈等事件的刺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与阎抱团取暖。之后两人虽然结成了暂时的联盟,但仍旧貌合神离、各怀异心。


从来的“政治夫妻”,都是“势孤则暂时相顾,力充则互争雄长”。现在阎锡山“势孤”了,想到冯玉祥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在和周玳商谈一番后,阎锡山亲自写了一封长达十余页的信,并准备了五十万元现款和大量弹药、面粉,让周玳一并带去给冯玉祥,以便敦请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在陇海线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


周玳没有想到,冯玉祥看了阎锡山写的信,又听了他的话,竟然泪如雨下,哭了。


冯玉祥梨花带雨般地哭了好几分钟,才对周玳说:“百川老弟(阎锡山)不知道我后方的部队都是新兵吗?这些青年未受锻炼,若令其突攻徐州,是谓‘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是白白叫他们送死吗?”


之后不管周玳如何再三解释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冯玉祥都置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在得到保证和支持后,8月6日,冯玉祥终于在陇海线上发动全线总攻,时称“八月攻势”,其攻击重点并非柳河,而是宁陵。


攻势发起时,中央军在宁陵方面的很多主力部队已被调去津浦线,填补空白的多为新练部队,缺乏阵地战经验,遭到猛烈进攻后,稍遇挫折,就因不能沉着应战而溃退下去。


旗开得胜,不由得北方的政客们不欣喜。8月7日,虽然冯玉祥、阎锡山均因指挥军事而双双缺席,但扩大会议仍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得以正式召开。会议选举汪精卫等七人为中央常委,汪精卫同时出任组织部秘书主任。经过一番酸甜苦辣的争斗,这位常常自称“生平不识畏惧”的“革命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党魁之席。


阎、冯极力拉汪并促成扩大会议,是因为知道军事无法脱离政治。不过归根结底,军事仍是第一位的,若无战场上的胜利,一切皆无从谈起,这也是阎、冯不得不缺席他们企盼已久的扩大会议的主要原因。


8月上旬,青纱帐已布满田野,对面都不能见人,十分有利于西北军发挥其擅长夜袭近战的特点。可是正当西北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蒋军阵地扑来时,滂沱大雨突然不期而至。


连日大雨令河渠暴涨。部队冒险争渡,往往才走到半途,就被洪水所淹没。一时之间,枪炮雷雨震撼之声与士兵喊叫呼救之声混杂一片,真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最奇特的事情是,炮响则雨来,声停则雨止。


依靠上官云相的突出表现和雨季的帮忙,蒋军终于在宁陵一线挡住了西北军的攻势。


这已是双方第三次在陇海线形成对峙局面。对于此次功败垂成,西北军和晋军两边互相埋怨。西北军认为晋军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前进迟滞,无法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形成密切配合,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说到难过处,冯玉祥简直痛心到了极点:“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晋军则以为,冯玉祥固执己见,不将最有力的部队使用于柳河,却用于洪水泛滥、行动不便、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的宁陵,可谓是“以有用之师,用之于无用之地”。



蒋介石不惜血本满足张学良 东北军入关定胜负


在津浦中央军即将发起反攻的前夕,南北双方的拉张活动都进入了极其关键的时刻。


蒋介石在拉张上投入的本钱绝非阎锡山可比。蒋氏幕府中凡擅长交际,或与东北要员关系较好的幕僚几乎都先后被派往沈阳,些负责拉张的幕僚只要开口,蒋介石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委任状给委任状,真正是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度。张群在赴沈阳之前,恰值银行休假,不能提出现金作为活动经费。在上海的中国银行总部便致电沈阳分行,允许张群到沈阳后,可以随时支用款项。


在太原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原来阎锡山给薛、贾等代表用于打点的钱很少,只有两千多元,那点钱就连张学良的门房都糊弄不过去,而蒋介石的代表们却可以无限制地花钱。他们认为,张学良毕竟是一个花花公子,敌方挥金如土,己方却在那里土头土脑地办事,这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劝阎锡山放开手脚,也尽量满足张学良的胃口。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


你可以说张学良无政治上的大智慧,可是他绝不缺乏一个生存有道的诸侯所必须具备的聪明机智。他肯接见覃、陈,又不明确表态,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对蒋施压,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而已。


深知张学良要价的蒋介石还放出了大招:继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后,将平津地区以及黄河以北也完全交由张学良节制。


李石曾会晤张学良,两人再度商谈了东北军的出兵条件。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为由,要求南京政府除即付五百万元作为军费外,再借公债一千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


蒋介石照旧不打一点折扣地全部应承下来,同时电请财政部长宋子文予以筹措。见宋子文在复电中有所怨言,蒋介石批示道,如果不给这一千万公债,怕就怕张学良在出兵问题上又生借口,所以“请兄忍痛筹付,勉过此关为盼”。


毕竟军事胜利决定一切,打赢了仗,一切皆有,打输了仗,万般皆空,而在中原大战持久不决的情况下,能够决定战争胜败的又只会是张学良,谁赢谁输可都只取决于他的一句话啊!


能答应的全部答应,不能答应的“忍痛”也要想办法答应。不久以后,蒋介石又承诺张学良,东北军只要入关,驻平津部队的薪饷也由中央负担。


阎锡山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也同样授予了这项官衔,而且含金量比阎锡山的还要大得多。


9月10日,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张学良在会上首先发言,可以看出张学良其实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和犀利的认识。骂完阎、冯,张学良也没放过蒋。总之,阎、冯、蒋没有一个是好人,全是坏蛋。东北方面何去何从,不是看好人坏人,而是应该看倒向哪一边更有利于东北利益。张学良的意见是,在“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的旗号下出兵助蒋。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候中央措置”。自9月20日开始,东北军每隔三小时就发一列运兵车入关。于学忠率部于9月21日到达天津。获悉东北军大兵压境,齐聚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政客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埋怨“老派”真是不济,以致张学良被一众“佻达急利之徒”所包围,有人认为张学良出兵,暴露了其“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戏院,哪一处不是张学良及其左右日思夜想的?


当然还有人一语道破机关:张学良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轻而易举间就能将华北收于囊下,他为什么不干?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关河五十州
出版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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