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精神与大学教育

2016-03-04作者:陈平原 著编辑:谢爽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因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古今中外“大学”之巨大差异,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时人之“破旧”,主要攻击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得失,反而无暇细究。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创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这就难怪Ruth 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



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这几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思路。分歧在于具体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

 


(1)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 


(2)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 


(3)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



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 



科举取士与书院教学,二者既有联系,但更有差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到了十九世纪末,更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舆论准备。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人,突然间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而且不吭一声。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抱怨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度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这里的“并无一人”,乃激愤之言。实际上,有过个别的抗争,只不过人单力薄,无济于事。比如,章太炎便对如此“急功近利”的“兴学”,等于怂恿朝廷统揽教育大权、催逼教育全面西化,有相当激烈的批评。


 

单就口号而言,晚清以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几乎没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康有为坚持将“上法三代”放在“旁采泰西”之前,张百熙也是先“上溯古制”,后才“参考列邦”。可这些沟通中西的努力,最后都基本上落空。翻阅晚清及民国的各种学制,除了在“宗旨”部分表达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强烈愿望外,制度建设方面几乎只能“旁采泰西”。原因是,上古学制的准确面目,今人难以把握,更谈不上将其道入晚清的学制创新。北大校长蔡元培另出新招,希望以“孔墨教育之精神”,来补充欧美大学体制;清华校长梅贻琦则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可这都是二十年代以后的事,其时书院已经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如此大发感慨: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大略与此同时,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



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同上述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倒是不谋而合。 


胡、梅、陈、任诸君,均为留美学生,尚且对即将远去的书院“依依不舍”,那些在国内完成学业者,当更有感触。出身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激烈抨击朝廷一律废书院改学堂的决策,以及江阴南菁书院出身的唐文治之独力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都与其学术背景大有关联。至于谢国桢、金景芳、钱仲联等之大力表彰书院教学传统,也与其早年追随梁启超或就读复性书院、无锡国专密不可分。可所有这些,均只是个人行为,其规模与效果,无法与当初摧枯拉朽的学制创新相比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借书院改造大学,或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陈平原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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