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污染——瘴气时代

2016-03-17作者:(美) 索尔谢姆, 著编辑:谢爽

1800年,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把不清洁的空气归咎于技术进程,而是归咎于自然进程。他们认为,环境中最严重的污染物是瘴气——一种腐烂的生物物质产生的空气物质。如果有人吸入了它,那么他的身体就会腐烂、发酵。据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就会患上一种发酵(zymotic)病。“zymotic”是希腊语单词,意思就是发酵。在一些人看来,即使呼吸一下不洁净的空气,也可能导致疾病或死亡。瘴气源无所不在。当时的人们追査它,追査到了污浊的沼泽、垃圾、马粪、坟场,追査到了人的呼吸、流汗、排泄的产物。



瘴气理论暗示,自然环境中充满了危险物。1830年,托马斯•绍司武德•史密斯(Thomas Southwood Smith,1788〜1861)医生说:“自然,以及它燃烧的太阳,它停滞、被幽闭的风,它污浊、充满生物的沼泽,制造了规模令人生畏的瘟疫。”人们认为,一个地方包含的生物物质越多,温度越高,产生的瘴气就越多。热带因而显得特别危险。1862年,一位英国观察家在描述热带的特征时说,那里的“大量有机物和繁茂植被的残迹在迅速地腐烂”。欧洲殖民者、士兵、传教士在撤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死亡率高得惊人,所以将其称为“白人的坟墓”,这正是支持这一理论的明显证据。



很多人认为,热带地区之所以危险,不仅因为气候,还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没能对自然施加适当控制。就这样,瘴气理论为殖民主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由。按照这种逻辑,只有欧洲人拥有驯化丛林所必需的医学知识和组织能力。詹姆斯•莱恩•诺特(James Lane Notter,1843~1923)是军事医学院的一个教师。1880年,他提出警告,植物只有“经过精心处理,并且被保持在一定的限制之内”,才会对健康有益。“无论在什么气候、条件下,植物和树木生长繁茂都是不好的,尤其是在热带,那里充满了速生植物。”他坚称,这样“迅速、无人注意的生长”直接导致了“腐烂的发生”。“腐烂以及与腐烂相伴而来的产物毒化了空气,通过有毒的湿气和薄雾使大气让人难以忍受。”



痒气理论引发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前景,即不洁净的空气有可能是致命的。尽管如此,瘴气理论也暗示,人们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感官,来防止遭到不健康环境的威胁。正如英国著名公共卫生专家埃德温•査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在1846年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气味都是疾病”。在维多利亚时代,河流也被用作饮用水源,但人们却带着自鸣得意的劲头,把污水也倾倒进河流里。后来,观察家表达了对这种情况的惊讶。然而,査德威克和他同时代的人却认为,污水对空气造成的危害比对水造成的危害要大。按照这种逻辑,把污水倾倒进河流里,恰恰让它聚集在住所附近,在那里停滞下来,并用瘴气污染空气。当人们表达对河道中存在污水的担忧时,他们通常把它界定为不洁净空气的问题,而非不洁净水的问题。1858年,由于天气温暖,少风,充满污水的泰晤士河刺激性气味加剧,造成了“恶臭”。在对此发表评论时,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指出,这一事件已经“污染了空气”。



☞有生命的东西


活着的生物也被认为是空气污染源。1885年,《泰晤士报》称,养在屋子里的家养动物对空气的污染非常大,不能允许在小屋子里养这样的动物。鸟儿消耗的氧气量很大,鸟儿的粪便和家养动物的粪便从整体上增加了其存在的毒化效果。人们甚至认为,家养植物也构成了一种危险。一本于1859年出版的小册子声称活着的植物在夜里释放二氧化碳,警告“那些你们放在卧室窗台上的漂亮植物……看上去令人愉快、鲜艳夺目,却在你睡着的时候夺去了你的优质空气,因为它们也有一种呼吸方式,需要空气,就像我们那样。把它们放在厨房里要好得多。”


 

就人体对空气的影响,评论家甚至表达了更大的担忧。正如英国医学协会会长在1879年所说:“动物在创造等级中所处位置越高,它们的粪便就越有害,而人的粪便的危害性最大。”至于健康的个人的呼吸是否会诱发疾病,人们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大多数认为,患发酵病的人对其他人明显构成风险。人们认为,这样的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正在经历内在的发酵或腐烂。



☞雾


雾存在于自然和文化的交叉点上。由于雾漂浮在乡村和城市之间,长期以来,它提醒人们二者之间的联系。雾常常被看作做一种神秘的物质,它来去几乎都没有征兆,大大改变了现实的外貌。



尽管一些观察家对雾表示欢迎,但大多数观察家认为雾是危险的。早在阿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将雾用作他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小说的一种基本戏剧元素之前,观察家就注意到,雾的晦暗性质给罪犯提供了一道烟幕。正如一份很受欢迎的期刊在1855年所说,“伦敦的一场雾就是一场轻盗窃罪嘉年华”。在雾的掩护下,扒手“将试图帮你摆脱任何松散的现金、袖珍书或迷人的‘怀表’。他们的机敏让你只有佩服的份儿,无论你的损失让你多么懊悔。”很多人也指责雾引发事故。由于能见度太低,船只搁浅了,移动的车辆撞到了行人,马车相撞了,人们掉进运河和港口淹死了。1891年12月,伦敦出现了一场持续一周的浓雾,此间共有8人跌进水里死亡,没有一个被怀疑喝醉或自杀。



在大多数人看来,雾引发的最严重的危险,既不是犯罪,也不是事故,而是疾病。雾被认为来自瘴气产生的地方。沼泽和湿地经常被指责用“有害健康”物质毒化空气,—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受到人的管控。而人们之所以担心这些地区,疟疾是另外一种原因。症疾早就在湿地地区流行,甚至向北流行到了英格兰。人们认为,疟疾(malaria)是呼吸了不洁净空气引发的。这种想法在其名字里就体现了出来,“malaria”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糟糕的空气”。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雾与恶臭的沼泽的联系,人们认为雾对健康构成了威胁。大多数人相信,雾无法在城市里产生,而是形成于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考虑到这一点,雾在城市中出现通常被描述为“探望”。1853年,一位作家宣称:“科学告诉我们,雾之所以产生,是土地和湿地排水不畅造成的。这些土地位于城市的南部和东部,沿着泰晤士河岸绵延了数英里。”两年后,《泰晤士报》警告,“呼吸一下沼泽湿气,就会毒害整个地区数周时间”。医学教授爱德华•格林豪(Edward Greenhow,1814~1888)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由于“湿气和阴暗”,一场较大的流感传染病已经在伦敦传播。正如另外一位作家评论的那样,雾之所以出现,是为了警告人们不可见的有毒气体的存在,“出于同样的原因……那总是流行的,或多或少。”雾让瘴气变得可见了。



☞烟


直到19世纪末,很多人仍认为不洁净的空气来自生物源,把煤烟视为良性的。用历史学家阿兰•科尔宾(Alain Corbin)的话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腐烂或发酵的臭气,而非燃烧的气味。”他们相信与腐烂物质进行空气接触会让身体腐烂,从而引发疾病,于是研究出一些用于改良“有毒气体”的策略。在这场斗争中,煤烟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在数百年里,烟不仅用来保存肉,也被用作对抗不洁空气的一种熏蒸剂,其中所含的碳和硫黄被认为能够中和瘴气。因此人们不仅没有视煤烟为污染,反而视其为某种能够帮助预防污染的东西。在16、17世纪里瘟疫肆虐伦敦时,官员们敦促居民用煤烧起大火,来为空气消毒。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建议。约翰•伊夫林在17世纪60年代写道,他拒绝那种“煤烟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熏蒸剂发挥作用”的观点。他声称,恰恰相反,煤烟“用一种不洁净、浓厚的水雾”污染了空气,还“伴有乌黑、污秽的水汽”。尽管有伊夫林这样的批评家存在,大多数人仍认为,无论烟多么令人不愉快,它不对健康造成伤害。



19世纪,烟能预防、甚至治愈疾病的观念依然流行。1848年,外科医生约翰•阿特金森(John Atkinson)建议,肺结核患者应该吸入煤烟或其他化学气体。在他看来,木焦油、沥青、焦油、石脑油可以遏制病情发展。即使是烟的批评者有时候也担心,减少烟可能会增加传染病的流行。1859年,化学家罗伯特•安古斯•史密斯在一篇文章中创造了“酸雨”一词。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尽管煤烟中的亚硫酸损害建筑,但对“城镇中的腐烂物质”而言,它能发挥一种消毒剂的作用。史密斯曾师从德国著名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Uebig),还与公共卫生权威埃德温•査德威克紧密合作。他补充说,与其他国家的城市相比,英国城市的气味更好闻一些,因为英国的空气含有更多的硫黄。1881年,在一场反烟展览开幕式上,伦敦市长受邀发言。他走得太远了,甚至暗示减少烟会损害公共卫生。他声称,尽管疟疾在“泰晤士河的湿地中”一度很常见,但在“大工厂的烟囱竖起后,那种疾病就不再侵袭生活在周边的居民了”。



工业具有强烈的动机,让“诸如碳、酸气体这些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有益”这种观点继续存在下去。19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制造商彼得•斯彭斯(Peter Spence)坚称,煤烟中的碳“对人的健康不产生任何有害影响,是最防腐烂的物质之一。当它飘浮在大气中时,它完全能遏制、消除有害的气体。”他辩称,烟这种贵重的资产甚至可以被用来给污水消毒,“只要把烟囱中燃烧的产物引人下水道就行了”。为了宣传斯彭斯的观点,行业杂志《化学新闻》(Chemica News做了不少工作。1862年,它们声称,尽管煤炭的燃烧引发酸雨,但这种物质“对健康有益,超过了任何别的物质,因为无论酸雨落在什么东西上面,都倾向于延缓动物物质的腐烂。



在19世纪末之前,当人们提倡烟防控时,他们通常强调这么做的经济原因而非健康或环境原因。在很多观察家看来,烟最让人困扰的方面,是它所代表的浪费。1854年,曼彻斯特预防蒸汽锅炉爆炸和蒸汽应用中的经济收获蒸汽使用者协会成立。这是一个行业团体,效率差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担忧因素。1855年,医生、发明家尼尔•阿诺特(Neil Amott,1788〜1874)辩称,煤炭的无效使用不仅让家庭户主和工厂主担忧。他说:“煤炭是我们国家财富的一部分。与谷物和任何工业产品不同,无论它怎样被使用,都永远不可能被更新或代替。”他坚称,浪费性质的煤炭消耗“不是—种轻微的缺乏先见之明的表现,而是对后代犯下的一种严重罪行”。他使用的语言成了后来的环保主义者的先兆。



19世纪中期,一些专家暗示,烟引发健康问题。尽管如此,他们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撑这一假说。卫生官员约翰•西蒙(John Simon,1816~1904)是烟的一个著名的批评者。他指出,烟是“邪恶之首……它们遭到抱怨是因为它们令人讨厌,而不是因为它们对健康造成的伤害。它们被当做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而不是毒药。”


文章摘自《发明污染》,内容略有删减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美]索尔谢姆
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定价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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