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揭秘倭寇真相:大部分为中国人

2016-03-18作者:编辑:郭超

倭寇是以东亚沿海各地为舞台的海民集团的一大运动,其构成人员不只是日本人,也包含有朝鲜人、中国人、欧洲人。倭寇的活动内容包括掠夺行动,残暴行为、贸易活动,文化交流等等要素,展现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场面……


倭寇扰乱地方:烧杀淫掠 强拉强壮男子入伙


明朝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二拍”小说集中,收有以倭寇为题材的《杨八老越国奇逢》(杨八老在绍兴府的奇遇),内容是说陕西省商人杨八老,在福建省被倭寇掳去加入倭寇队伍,到日本逗留了十九年时间,在绍兴作为倭寇的一员被明朝官兵捕获,不久得以与他的两个夫人和两个儿子重逢,值得庆贺。小说描写杨八老初遇倭寇时的情状是:


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备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为一身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小说关于倭寇还描写有如下的事实:倭寇逢着中国人,也并非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硬捕来,留作奴仆使唤,剃去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给予刀枪,训练交战之法。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


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可领赏,平常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同倭奴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尾其后而进,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以上这些就是中国人眼中的一般倭寇形象。


小说还载有吟咏倭寇战法的诗:倭阵不喧哗,纷纷正带斜。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扇散全无影,刀来一片花。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


这是吟咏倭寇战法中可怕的有名的长蛇阵与蝴蝶阵的诗。倭寇登陆后即排成一列纵队前进,一遇官军就散开埋伏,指挥官以挥扇为号,伏兵从四面舞刀而起,状如蝶舞。又把最强的人安排在一列纵队的先头与后尾,击头用尾攻,击尾用头攻,这是长蛇阵。每队由大约三十人组成,各队之间用海螺为信号进行联络与行动,劫掠之后必然放火烧屋而去。


中国倭寇的形象极暧昧:大部分竟是中国人

在中国的各种史料中,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倭寇,例如真倭、伪倭、假倭、装倭、倭贼、倭奴、勾倭、残寇、贼帆、荒夷等。石原道博精心搜集中国史籍中倭寇名称的结果,共有二百一十六种称呼。这个事实表明倭寇的构成人员与性质是复杂而多样的。


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的《御倭五事疏》说,所谓海贼者,多数是中国奸民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人,夷人(外国人)十之一,流人十之二,宁波、绍兴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平民。虽然这里关于比率的记载很暧昧,但是作为倭寇进行活动的,福建省一带的居民最多,其次是浙江省一带的中国人,却很明确。海寇头目中有名的邓獠、李光头、叶宗满、谢和等都是福建人,徐惟学、李大用是浙江人。


不能忽视山寇的存在,也是使倭寇活动激烈、受害扩大的一个原因。郑若曾认为福建之患有二,一是山寇,一是海寇,如果剿灭了海寇和与海寇贸易的人,山寇不攻自平。林大春认为岭南(广东方面)的盗贼集团是山寇、海寇、倭寇三寇,“山寇剽急为祸速,倭寇惨烈为害显,海寇则缠绵固护,浸淫郡国,为祸隐而毒也。是三者势相倚而祸相因,彼倭寇之从海上来也,实海寇为之向导,其屯聚而野掠也,山寇为之爪牙”。


作为海寇的来源,郑若曾列举有沿海地方乡村的农民与渔民,沿海各府州县的差役,沿海往来商船的商人,不堪赋役而失业的下层贫民,来自其他省份的亡命者,其中也有良家子弟参加的。林大春还记载,在中国本土沿海地方拥有谍报联络组织网的海盗首领,下属设有参军、羽卫等头目,而自居海上巨舰深处,过着王侯般的生活。


倭寇的主体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已如前所见可以知晓,但与此同时中国各书中所见“倭寇”是否真正的倭寇,也有必要鉴别清楚。这是因为中国官宪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而夸大捏造倭寇的残忍性与侵略的猛烈程度的报告书,有不少仍然原封不动地被记在文献中。因此,日本人固不用说,中国人盗贼、葡萄牙人走私贸易者却全都是作为倭寇处理的。


如此,中国的倭寇形象,实体极为暧昧,很难抓住,而这种情况又进一步被中国官宪随意而巧妙地加以利用,有时用来向中国民众灌输对日本人的害怕与憎恶感,有时又利用来把中国民众自己的叛乱谎称为倭寇。此后在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时候,倭寇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被确实地固定了下来。日本史上的所谓文禄、庆长之役,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倭寇。


倭寇飘洋听天数 风刮到何处便在何处抢劫

根据《筹海图编》的记载,日本人倭寇中,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最多,其次则大隅、筑后、博多、日向、摄津、纪伊、种子岛之人,丰前、丰后和和泉之人也有,是经由萨摩到中国的。包括九州地方大部分与濑户内海沿岸各国和港湾在内的这些地方,是中国人认作倭寇出生地的地方,也是作为来航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接触最多的地方。


濑户内海海贼中有名的伊予的村上氏作为倭寇的一部分很活跃的传说,由于江户时代中期成书的香西成资的《南海通记》的记载而被广为所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证据。博多等地早就作为中国人居住区域形成了唐人町,这些地方同倭寇的关系似乎更深。


从日本到中国去的船,大体是三月至五月时由五岛或萨摩出发,经大小琉球(冲绳本岛、台湾),到浙江、福建、广东海域。


原来倭寇飘洋,也有个天数,听凭风声:若是北风,便犯广东一路;若是东风,便犯福建一路;若是东北风,便犯温州一路;若是东南风,便犯淮扬一路。此时二月天气,众倭登船离岸,正值东北风大盛,一连数日,吹个不住,径向温州一路而来。(中略)沿海备御俱疏,就有几只船,几百老弱军士,都不堪拒战,望风逃走。众倭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杀人。


这段话是前引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由日本渡海至中国时的描写,把倭寇船队航海大致想象为这种状况,大概是不会错的。这个时候关于季节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与遣唐使船相比,航海已变得很安全了,最快的场合,只要数天就可一气越过中国东海到达中国海岸。在由中国人(伪倭、假倭、装倭)、葡萄牙人(佛狼机)、日本人(真倭)进行的国际走私贸易中,日本提供了合适的根据地与构成人员。


连接日本根据地与中国贸易基地的中国东海沿海地域,都是倭寇的活动范围。


倭寇抢劫之外也做贸易 重金购买医书

《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日本风土记》认为,为了制止倭寇,必须知道倭之所好,因而列举了“倭好”专条。所谓倭好,不用多说,是指当时日本需要最多的贸易品,书中开列的贸易品种有如下各项:


丝 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赏,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市银五六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 髠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二百两。 布 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绵 染彼国花样,作正衣服之用。 锦绣 优人剧戏用之,衣服不用。 红线 编之以缀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 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卖银三百两。 针 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道,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链 悬茶壶之用。倭俗客至饮酒之后啜茶,啜已,即以茶壶悬之,不许着物,极以茶为重故也。 铁锅 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磁器 择花样而用之,香炉以小竹节为尚,碗碟以菊花棱为尚,碗亦以葵花棱为尚,制若非觚,虽官窑不喜也。 古文钱 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惟不用永乐、开元二种。 古名画 最喜小者,盖其书房精洁,悬此以为清雅,然非落款图书不用。 古名字 书房粘壁之用,厅堂不用也。 古书 五经则重书礼,而忽易诗春秋。四书则重论语中庸,而恶孟子。重佛经,无道经。若古医书,每见必买,重医故也。 药材 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此其至难至贵者也。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为常。


毡毯 贵青。 马背毡 王家用青,官府用红。 粉 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萝 用竹丝所造而漆饰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则虽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也亦然。 漆器 文几、古盒、砚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棱,圆者不用。 醋


以上是通过倭寇活动从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物资。从记有价格这一点来看,也可以了解到倭寇活动不只是掠夺,还进行私人贸易或走私贸易。古文钱项下写的日本不用永乐钱和开元钱,这是错误的。不必冗言,永乐钱是构成永高制基础的标准通货。


古书项下憎恶《易经》《孟子》的记载,意义深远。《易经》《孟子》因含有革命思想而不被尊重的倾向,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有了。也有这样的传说,即装载《孟子》的船,因不合日本的神意而翻了船。


铁与硝石虽不曾列入倭好之中,但也是倭寇的重要输入物品。火枪传到种子岛后,日本各地开始制造火枪,但是日本铁不坚固,有从福建与暹罗输入铁。火药的原料硝石也因日本不出产而从中国买进,甚至远到暹罗购入,这在《日本一鉴》中有记载。日本从中国输入的贸易品的代价大体上是用白银支付的。


倭船被叫“八幡” 来源于日本佛教信仰

倭寇船也叫バハン(bahan)船。其乘员也有叫バハン的。室町时代中期刊行的馒头屋本的《节用集》中,已经有了用“番舶”二字来标记バハン的记载。一六○三年(庆长八年)日本耶稣会在长崎书林出版的《日葡词典》中,也列有バハン词条,说明バハン船指到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盗贼船,バハン指乘船到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盗贼或海贼。江户时代的《合类大节用集》用汉字“夺贩”、“八幡”来标记バハン。中国各书中见到的“发贩”、“破幡”、“破帆”、“八番”、“波发”、“白波”、“彭亨”等,似乎也都是发バハン音。


日本的假借字虽然其他还有“谋叛”、“婆波牟”等,但是作为用例以“八幡”为最多。《松浦家文书》收载的天正十七年(一五八九)丰臣秀吉朱印状中用“八幡”,而十年以后的《岛津家文书》收载的庆长四年(一五九九)丰臣家五老联名信中写为平假名“ぼほん”。


关于バハン的语源,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来源于八幡大菩萨,另一种意见认为可能是葡萄牙语或中国语等外国语。把バハン与八幡大菩萨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江户时代享保四年(一七一九)成书的香西成资的《南海通记》,这本书在阐述倭寇问题时说:“我国贼船皆立八幡宫旗,到海上侵犯西蕃贸易,抢夺财产。以故此种贼船称为八幡船。”八幡大菩萨的信仰与天照皇大神和春日大明神等的信仰一起,在当时日本人中已经固定下来,因此到海上去的日本人打着八幡大菩萨旗帜作为守护神,当然是可能的。


现在大三岛大山神祇社有据传是三岛水军旗帜的旗帜,上面写有伊势大神宫、八幡大菩萨、三岛大明神等三种神的名字,但是学界还不能赞成仅仅根据这些事例就简单地认为バハン即八幡与倭寇这一意见,因此关于バハン的语源问题还没有成为定说。


バハン的意思,最初指倭寇,后来又指海贼行为或一般掠夺行为,江户时代更把走私贸易当作バハン,甚至从进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上卸下货物的事情也被称为バハン。语言是很有生气的,バハン就是这样在各种意义上被改变与使用着。


内容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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