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领袖:民国那些大记者们

2016-03-24作者:陈龙著编辑:郭超

民国时期,党派林立,斗争不断,时局扑朔迷离,却有那么一群书生,他们致力于用书籍、用报纸将自己和公众、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而享受“无冕之王”荣耀的同时,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众多名噪一时的民国“名记”们也遭到了各方势力的无情剿杀,他们成就了民国的报业,也为历史记录下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民国江湖。

黄远生拒绝袁世凯10万块润笔费 为何反被国民党误杀?

民国新闻圈子里,有个被称作“报界奇才”的人,他叫黄远生。这个人“奇”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他的命不长,名气却不小。黄远生当记者满打满算只有四个年头,他的人生也只走过了三十一个春秋。但这个既无权力,也无钱财的普通青年人,却让民国时期的大人物袁世凯、孙中山等人听到他的名字也要敬畏三分。


1915年,也就是民国四年,在美国唐人街一家广州酒楼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一个年轻人倒在血泊之中,凶手趁乱逃走……这个被杀的人就是黄远生。


黄远生被杀,得从1912年说起,南北议和之后,孙中山决定让位给袁世凯,我们的记者先生黄远生采访了孙中山——


问:孙先生对袁世凯评价如何?


孙: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问:他有野心没有?


孙: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答应的。


这些对话被黄远生如实记录,可见孙中山对袁世凯是赞许的。正因为这样的言论,使很多人在政治上对袁世凯存在幻想,其中也包括黄远生。所以黄远生坚决主张总统集权,拥护袁世凯执政。


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 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对袁世凯的态度。他说:“袁总统之魄力经验,中国今日无可比拟,维持危亡,惟斯人任之。亦记者所承认也。”对这段话稍作翻译就是: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


但是,二十多岁年纪轻轻的记者黄远生,怎么看得透那个已经五十五岁且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就在黄远生到处写文章,用语恳切,拥护偏袒袁世凯的时候,老狐狸袁世凯却在积极策划复辟帝制。


1915年,袁世凯为称帝造势,收买了一批社会名流为自己鼓吹。由于黄远生在担任《时报》和《申报》北京通讯记者的时候,在新闻界的名气很大,袁世凯便设法聘请黄远生担任他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的总编辑,并说只要他能写一篇赞成帝制的文章,就可以得到十万块钱的润笔费,并有一个部长的职位相送。如果要说袁世凯对于中国新闻史有什么“贡献”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袁是搞“有偿新闻”的祖师爷。


客观地说,黄远生的心里矛盾过,一连七八天思想斗争很激烈,赞成帝制的文章虽然一直没有写,也一直没说不写。最后他还是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并且开口就说: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但是1915年8月,梁启超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之后,黄远生的态度也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他匆忙离开北京去上海,在途中发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到上海后,他立马宣布解除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身份。


袁世凯感到自己被黄远生忽悠了一把,当然他也不能让黄远生轻易洗清名誉,《亚细亚报》仍然将黄远生的名字列为总编辑,并四处抓捕黄远生。在袁党的追逼之下,黄远生在1915年10月24日乘坐日本轮船,离开上海到美国去了。


但是,美国的国民党并不知道黄远生在国内已经和袁世凯公开决裂,只知道这个年轻人曾经一再写文章拥护过袁世凯,并且批评过孙中山。所以,黄远生刚到旧金山,他的行踪就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监视起来,伺机谋杀。一个记者,身处复杂的政治漩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民国第一“骂人王”林白水神嘲讽:慈禧每逢大寿必无疆!

在民国新闻界,林白水“新闻界刽子手”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他骂人能骂得别人刻骨铭心,被他骂的人听着想自杀,或者想杀人。


早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的时候,林白水作了一副对联让他在“骂坛”声名鹊起。当时,清廷热热闹闹筹办“万寿庆典”,到处征集贺寿联,林白水写了一副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此联一出,国人传诵。


1923年林白水发表一篇新闻报道叫《赶猪运动》,一看标题我们就知道又是骂人的文章,林白水将那些国会议员斥为“猪仔”,将国会称为“猪仔国会”。当时的众议院院长叫吴景濂,因为脑袋生得比较大,林白水就在新闻报道中给他取绰号叫“吴大头”,当时《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动画片还没有拍摄出来,否则白水兄肯定直接用“大头儿子”招呼人家了。吴景濂除了头大被林白水取笑外,还因为他是吴三桂的后代,白水兄就骂别人是“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


从清末到民初,林白水纵横舆论场二十多年,将各色政客骂了个遍,大到腐败丑闻,小到私德瑕疵,都被白水兄长枪一杆,挑于马下。有一个考古学家叫容庚,曾经在林白水家里做过家庭教师,在他眼里,林白水就像东汉末年裸衣骂曹的狂士祢衡。容庚评价林白水“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弥正平(祢衡)略同”。


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北京。北京报人对军阀战争一片骂声,记者邵飘萍骂过张作霖,结果掉了脑袋。8月5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又开始写文章骂人。


当时,张作霖手下有一个小兄弟,叫张宗昌,张宗昌手下有一个小兄弟叫潘复。不知怎么搞的,林白水偏偏看潘复这个小人物不顺眼,在报纸上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肾囊”。什么是肾囊呢?林白水在文章中解释说: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累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


大家明白了吧,肾囊就是“胯下之物”,真不知道潘复哪里得罪了林白水,被他骂得这么惨。潘复当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也不去装自己有多么广阔的雅量。既然被骂得如此下贱,潘复就直接要了林白水的命。


8月6日晚上,北京宪兵司令王琦奉潘复的指示,把林白水强行塞入汽车带走了。林白水的好友杨度等人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要求保释林白水。杨度等人来到潘复的住宅,看到张宗昌和潘复正在玩牌九。潘复对他们随便支吾了几句,就打发林白水的亲友团离开了。为了杜绝无休止的说情,潘复通知宪兵司令部连夜将林白水拉出去毙了。第二天,亲友团四处托关系找到张宗昌本人说情的时候,林白水早已一命呜呼。

戊戌原有“七君子”?蒙李鸿章智救 子侄成民国第一娱记

说徐彬彬是民国第一“娱记”,没有丝毫贬损他的意思,因为民国的娱乐记者还没有发展到像今天的“狗仔队”,以专拍别人隐私为业。那时候的“娱记”大抵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戏剧理论家。


徐彬彬的新闻成就主要是做副刊,一是用写小说的方式讲述清末民初老百姓身边的故事,二是在报纸上开辟专栏研究京剧。徐彬彬将他的报刊作品结集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古城返照记》,一本是与他的弟弟徐一士合著的《凌霄一士随笔》。徐彬彬和徐一士通过走访清末民初的朝野政要和遗老遗少,记录了很多历史掌故,涉及老北京的民风民俗、三教九流。尤其是《凌霄一士随笔》,被称作清朝野史的集大成,有学者说《清史稿》是官方史,但研究近代史不可不看《凌霄一士随笔》。


因为徐彬彬本人对戏曲有特殊爱好,他在报纸上写文章专门研究京剧历史、流派、剧本、角色和唱腔,加之他与名角谭鑫培、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等人有密切交往,偶尔讲述那些大腕明星们的趣闻轶事,虽然没有现在的娱乐头条那么多的“八卦”,但他应该算作娱乐记者的鼻祖了。徐彬彬的剧评文章号称当时最有深度的文艺报道,为现代人了解清末戏剧提供了可借鉴的有价值材料。


徐彬彬的徐氏家族是清朝末年江苏宜兴的一个很兴旺的大家族。爷爷徐家杰在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开始,徐家做官的人就如雨后春笋。徐彬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伯父,叫徐致靖,他在光绪年间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是一个和皇帝走得很近的人。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末出现了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因为康有为鼓动光绪皇帝变法,要从慈禧太后手里夺权,被慈禧知道后抓了六个维新分子,他们分别是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康广仁。这六个人在光绪戊戌年(1898)阴历八月十三日,被慈禧太后拉到菜市口杀害了。


可是,慈禧当时抓到的维新党人不止六个,而是七个。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徐致靖,徐彬彬的伯父。徐致靖为什么没有被杀?历史记载语焉不详。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向慈禧太后说情。李鸿章的理由是徐致靖有耳聋的毛病,虽然他支持变法,但光绪皇帝每次召见变法人士开会,怕门外有人偷听,说话声音很小。所以,徐致靖每次开会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见,渐渐地,光绪皇帝没有要紧事就不找徐致靖来开会。李鸿章为什么要帮徐致靖说情呢?因为徐致靖的父亲,也就是徐彬彬的爷爷和李鸿章是“同年”,一起办过洋务,成为至交好友。如果不是李鸿章帮忙,历史上留下的可能就是“戊戌七君子”。


“八卦王”包天笑爆料胡适吃花酒 气胡适报馆门前大骂

2008年10月大导演谢晋逝世,“大嘴”宋祖德说谢晋和刘晓庆有一个私生子。消息一出,石破天惊,谢晋遗孀徐大雯将宋祖德告上法庭。


1926年3月,也就是民国十五年三月,一个叫包天笑的记者在报纸上曝光说,美国洋博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之先生居然到妓院找小姐吃花酒。


胡适的社会影响和声誉百倍于今天的谢晋,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先生冲到《晶报》报馆,像冯小刚一样叫嚣: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记者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包天笑吓得从后门逃走。


关于胡适吃花酒的事,是包天笑供职于《晶报》时爆出的猛料。当时《晶报》号称“小报之王”,相当于英国的《太阳报》。《晶报》办报有三条原则:(1)凡是大报上所不敢登的,《晶报》均可登之;(2)凡是大报上所不便登的,《晶报》都能登之;(3)凡是大报上所不屑登的,《晶报》亦好登之。包天笑说:“胡适之在上海吃花酒,这也无足为异,当他在上海华童公学教书的时候,本来也是放荡惯的。这一回,他是胡博士了,是中国教育界的名人了,当他从北京来上海,即将出国,似乎要尊严一点。偏有那位老同学胡宪生(无锡人),觞之于某妓院,为余大雄(胡适同乡)所瞥见,又以为这是《晶报》好材料,便写了胡适之冶游的一篇素描。这也是大报上所不便登而不屑登的。”


时光流转,所谓胡适吃花酒的往事迅速被岁月掩藏,成了一段历史公案。但是包天笑在回忆录中为自己辩护,他说:“上海在这个时候,正是吃花酒最盛行的时代,商业是吃花酒,宴友朋是吃花酒,甚至谋革命的也是吃花酒。即使不吃花酒而在什么西菜馆、中菜馆请客,也要‘叫局’,所谓叫局者就是名妓侑酒的通称。”


包天笑不是革命文人,在新闻史上总被一笔带过,只说他属于鸳鸯蝴蝶派,但他的小说和回忆却能让我们了解更为真实的民国风情。包天笑也是一个民国“故事篓子”,说话有点八卦,常常被人当作超级绯闻大王。


陈独秀一本杂志“救”中国 幼年遭爷爷毒打 称长大后定是个杀人强盗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他要办一本杂志给中国人看,给中国的青年们看。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仍负载着五千年中国的古老躯壳,陈独秀觉得,要造就一个新的中国,“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肠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新青年》的发刊词对中国—代青年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毛泽东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恽代英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陈独秀是个旧时期的读书人,稍微了解一下他的成长历程,就会发现“新青年”的思想得来是多么难能可贵。陈独秀幼年丧父,由一位脾气古怪、暴力的爷爷抚养。


陈独秀的爷爷要他读旧书,“四书五经,背不出来就打板子。这个老爷子打起人来,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几乎像发了狂一样。陈子独秀开始还哭一两声,后来即使板子打断了,也不吭一声。爆力爷爷不得不感叹:这个孩子长大必定是个杀人的强盗。


多年以后,陈独秀也自我评价说:“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很多传记作者几乎众口一词,都说是爷爷的“家庭暴力”造成了陈独秀的叛逆性格。其实这话是没有根据的,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个脾气火暴且性格叛逆的人,同盟会的朋友送他外号“孙大炮”,但孙中山先生幼年并未遭受长辈的“家暴”。并且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夏威夷发达之后,少年孙中山的生活一直过得比较优越。


陈家算不上名门大族,陈独秀的爷爷叫陈章旭,在太平天国占领安徽安庆后,他们协助官府收复安庆有功,陈章旭得了一个候补知县的空缺。陈独秀的父亲考取秀才后做过几年小官,最后选择在苏州以教私塾为业,客死苏州的时候,陈独秀才三岁。总的来看陈家不算富裕,也不算太贫困。


陈家真正的幸福生活得益于陈独秀的叔叔陈衍庶。1875年陈衍庶中举后到山东辽宁等地做官,并经商致富,曾在安徽贵池县买田八百多亩,在安庆城有多处门面房产。陈独秀少年时过继给这位叔叔,可长大后陈独秀成了“乱党分子”,这位叔叔惧怕受牵连,就和陈独秀解除了父子关系。陈独秀没有继承陈衍庶的财产,陈家的家庭地位和陈独秀的生活道路似乎没有关系,所以陈独秀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无畏的播火者李大钊 秘密策反冯玉祥被张作霖下令绞死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进北京城一个星期,也就是在4月26日,张作霖下令杀了一个人,他是京报社的社长邵飘萍。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呢?因为邵飘萍主办的《京报》是当时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主义最多的报纸,同时邵飘萍对张作霖本人有很多贬义的评价,所以张作霖一进北京就以“宣传赤化”的理由杀掉了邵飘萍。张作霖绞死李大钊也是同样的理由,因为北京的“赤化头子”就是李大钊。


要了解李大钊和“赤化势力”的密切关系,就得先搞清楚冯玉祥为什么会倒戈吴佩孚,转向支持南方的国民政府?原因就是有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和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共事策划过反清起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4年,吴佩孚和张作霖交火,爆发直奉军阀大战,李大钊秘密说服冯玉祥,作为直系第三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让吴佩孚后院起火,囚禁了总统曹锟,控制了北京政局。但由于冯玉祥力量单薄,只好和张作霖暂时合作,一面扶持段祺瑞临时执政,一面邀请孙中山北上。


苏联想帮助中国建立红色政权,第—步就是要干掉北方军阀,因此苏联对冯玉祥的期望值很高。从1924年起,苏联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并给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风邓希贤的名字被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的。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中,有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伦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


李大钊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充当什么角色呢?李大钊是冯玉祥和苏联之间的重要的“说客”和联络人,冯玉祥“赤化之后”,北方军阀很恼火,张作霖和吴佩孚不计前嫌,联合起来驱逐冯玉祥的军队。


想想看,张作霖是如此仇恨冯玉祥,他能放过“说客”李大钊吗?所以刚进北京城,张作霖杀掉“宣传赤化”的邵飘萍之后,“赤化头子”李大钊就成了首要的抓捕对象。因此,李大钊立刻带着全家老小躲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原俄国营去了。


但是苏联的使馆也不是安全的地方。本来根据清政府与英、美、德、意、法、俄等国家签订的《辛丑条约》,使馆区内中国军警不准进入,享有治外法权。康有为、梁启超,包括后来搞复辟的张勋都到俄国使馆寻求过避难,没有发生意外。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自行废除了沙皇俄国时代的不平等条约,所以外国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再受到《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作霖的军警进入。


李大钊的被捕还因为有一个叛徒的出卖,这个人叫叫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此人1923年入党,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李渤海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后来李渤海被张作霖的密探逮捕,这个家伙就将李大钊躲在原俄国兵营的情况全部招供,换来自己秘密释放。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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