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铁腕惩贪:竟因反腐过劳而死

2016-03-25作者:编辑:郭超

康熙留下烂摊子:官场腐败致科场舞弊案 王朝临“塌方”

康熙在历史上号称明君,但客观来说,他顶多算半个明君。对于官场的腐败,晚年的康熙几乎是不闻不问的,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给他的后继者留下的只能是一个满目疮痍的。


虽然康熙皇帝前半生功勋卓著,但他后半生因为一时的松懈,几乎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功业——不仅在继承人问题上游移不定,在治国上也同样犯浑,坐视贪腐横行,却不加整治,最终只能给大清王朝埋下深深的祸根。


对于康熙留下的烂摊子,雍正早有洞察,雍正曾感慨地说道:“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婪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引自《清世宗实录》)


虽然雍正常常强调自己“事事不如乃父”,以示谦逊,但是,雍正对康熙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甚至称得上深恶痛绝。不过,相比于父亲,雍正也一直在 强调自己的一点优势,那就是自己比康熙更加“洞悉下情”。


没错,用雍正自己的话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深知灼见”(引自《雍正朝起居注》)。雍正自认为慧眼如炬,对官场陋规恶习了如指掌,从他后来的治理方案来看,这点儿还是比较客观的。


雍正登基之后,自知摆在自己面前的难题实在太多,而且这些难题都是一个接着一个,亟待解决的。但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者,雍正也颇具魄力和胆识。雍正即位之后,便立志“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所以雍正刚刚继位,便开始了他的改革。


雍正刚刚继位,必然会面临地位不稳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皇储之争中的意外胜出者,许多人并不认同,所以,当雍正刚刚宣布改革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持一种观望的态度,既不反对,也不赞同。而这一点,雍正是非常了解的,在他看来,父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朝政早已是弊端丛生,如果能把这些解决好,无疑是为自己树立威信的最好方法,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整顿吏治,打击腐败。


但从上文提到的康熙朝科场舞弊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的官场腐败已经变成“塌方式”的巨大灾难——各级官员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巨大且完备的贪污腐败系统——朋党,这个系统盘根错节,其中利害也是深不可测的。


但雍正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他知道如何去做一个有为之君,他甚至还为之制定了施政纲领。他甚至在养心殿西暖阁中手书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副对联中,我们可以看出,雍正惩治腐败的决心


写错一词祸及全家?还原头号权臣年羹尧赐死真相

雍正三年(1725年)的二月二日,大清王朝发生了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历史上称之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太阳和月亮同在天上,水、金、火、木、土五颗行星连成一条直线。这一现象在古代可是大吉之兆,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祥瑞。


按照以往的惯例,一旦有祥瑞出现,就意味着国泰民安和皇帝治国有方,大臣们应该向皇帝上表庆贺。年羹尧也不例外,他写了一封表来夸赞雍正皇帝,然而,一场大祸也由此而起。


这场大祸的缘起就是这封庆表,在这封表中,年羹尧用了一个成语,这个成语本应写作“朝乾夕惕”,结果年羹尧却写成了“夕惕朝乾”。有人会问,这有什么区别吗?“朝乾夕惕”和“夕惕朝乾”都出自《周易》,意思都是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勤勉,用在雍正这个“劳模”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因此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朝乾夕惕”和“夕惕朝乾”是没区别的,但是,庆表不是简单的文书,里面的用词全部都应该是官方政治用语,是绝对不能乱用的,“朝乾夕惕”就是这样的政治用语,如果把“朝乾”和“夕惕”的顺序前后颠倒,字面意思是没什么区别,但论起政治含义,那就截然相反了。


“朝乾夕惕”的政治含义是君主早上对臣子进行了一番夸奖,晚上臣子就要认真学习和领悟,并警醒自己,在当晚贯彻落实皇上的嘉奖;而“夕惕朝乾”的意思是晚上要做足功课和准备,以便白天去应对皇帝。如此一看,意思果然大不一样,“夕惕朝乾”分明就是说皇帝故意刁难臣子,臣子晚上不睡觉,净琢磨第二天如何来敷衍皇帝,这简直就是欺君。


如果放在平时,雍正肯定是不会当回事儿的,把它看成一个小小的笔误而已,但是今时不同往日,雍正已经对年羹尧的骄横跋扈非常不满,他正等待时机收拾年羹尧呢,如今机会来了,他又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于是,雍正开始“小题大做”,他愤怒地指责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引自《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几乎是吹胡子瞪眼,脸上已经全然没有以前对年羹尧的温和神情。当然,雍正也未必是真的生气,生气仅仅是雍正借机“炒作”的借口。


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押解至京,十二月,刑部给年羹尧罗列罪状,共列出九十二项大罪,刑部请求严正典刑。面对这些罪状,雍正说,其中够得上判处极刑及立斩的有三十多款。不过,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也为了体恤年羹尧此前的功勋,雍正并没有对年羹尧处以极刑,而是赏赐年羹尧自尽,保留全尸。


整饬吏治,清查亏空,充实国库,打击贪赃不法,这是雍正一上台就大力推行的国策。如果年羹尧和隆科多聪明的话,就应该体会到雍正的心思,并以身作则,不结党营私,不招权纳贿,不贪赃枉法。然而,年羹尧和隆科多却沉浸在功臣的荣耀之中,纠结朋党,扰乱朝纲。一个在西北花钱如流水,大肆贪赃受贿、侵吞钱粮、滥冒军功,最后被下罪抄家时,查抄的数额总计达数百万两之多;一个大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而且为了掩人耳目,还将大量赃款寄存在亲友家中,最后抄家时,被查抄出金八百两、银四十九万七千八百两。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均如此居功自傲、贪婪不法,完全违背了雍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如此说来,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毁灭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官富二代没特权:雍正新政引山东抗税大案 革职过千人

“绅民同差”,单从字面上看稍显晦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里的“绅”指的是官绅、士绅、地主、豪强,概括起来,就是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的群体,这些人长期享有超越普通老百姓的特权,被国家给予优待,可以免赋税、免徭役、免纳粮,而普通老百姓不仅没有这些特权,而且还要被这些地方势力压榨和剥削。而“绅民同差”讲的就是要取缔这些地方势力的特权,让他们和老百姓一样缴税和纳粮。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下令革去“儒户”“官户”“宦户”等名目,取缔特权,不再给他们任何特权。这样一来,这些原先的特权阶层也必须和百姓一样缴税、纳粮,如果有人胆敢顽抗,一定给以重刑处罚。


此外,雍正还特别告诫道:“如果有瞻前顾后,不一心一意用力去掉这一弊端的人,或者被监察的科道官员奏本弹劾,或者被旁人告发出来,查出有问题的一定治以重罪,决不宽恕。”两年之后,也就是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雍正再次发布上谕,重申了“绅民一体”,严禁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如若发现逃避现象,严惩不贷。


雍正打击绅衿的这场运动,刚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阻挠,因为地主绅衿从皇帝、政府这里获取特权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如今新皇帝要把这些特权全部剥夺,他们自然不会甘心接受。比如,河南巩县就出现了这样一场反抗“绅民同差”的运动,当绅民“一体当差”的告示发布之时,身为县学教官的杨倬生立马站出来,表示反对。之后,他还煽动县学生员闹事,强烈抗议这一政策的施行。后来,这件事被委派到巩县祭宋陵的内阁学士班第得知,他向雍正报告了此事,于是雍正命令河南巡抚石文焯彻查此事,并最终严惩了杨倬生以及闹事的学生。


然而,这一事件并没就此结束。杨倬生事件发生后不久,河南封邱县的县令唐绥祖就因兴修黄河大坝发布告示,向社会征差役。但过去都是向农民抽夫,现如今,为了响应雍正“绅民同差”的号召,就开始按土地面积抽夫,即“一百亩出一夫”。


这一告示公布之后,老百姓拍手称快,这是因为拥有一百亩土地的人,不是地主就是富户,而好几十家老百姓的土地加起来才一百亩,也就是说,好几十家老百姓中才抽一个民工,这能不让老百姓高兴吗?所以,这一告示刚一发布就引起了地主和绅衿们的激烈反对。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河南省举行县试之时,一部分绅衿聚集起来,大闹考场,导致县试无法如期进行。


当时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把此事报告给了雍正,雍正震怒,不仅下令让田文镜严查,还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到河南审理此案。于是,田文镜便对闹事者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批捕了带头闹事者,这样一来,矛盾也随之激化,连学政张廷璐、开归道员陈时夏、钦差沈近思都站到了田文镜的对立面,消极地抵抗雍正的旨意。


雍正为了支持田文镜,下旨革除了张廷璐等人的职务,并将闹事的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处斩,就这样,这一事件最终在雍正的强硬手段之下结束了。


但随着这一新政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山东、甘肃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粮抗税运动,发起者都是地方上的绅衿。尤其是雍正九年(1731年)在山东发生了抗交钱粮的大案,山东向来民风剽悍,当地的监生、秀才、举人、贡生拖欠钱粮的行为已经成为积习,一些带头者甚至扬言“不欠钱粮,不是好汉”,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朝廷,抵制雍正的新政,导致山东收缴上来的钱粮寥寥无几。雍正看到奏报之后,再次震怒,将山东省拖欠钱粮的进士、举人、秀才、监生等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全部革去功名。


后来,为了避免一些特权阶层逃避钱粮上缴,雍正还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在税收簿册上注明缴税者是否是官户、绅衿 ;二是把绅衿户单独集中向上级报表;三是由官府将在学生员应纳的钱粮之数送给学官,学官再按数追索,必须交满才能上学;四是学员应试之前,要有五人作担保,证明其没有抗粮行为,而且应缴钱粮已全部缴纳之后,才允许参加考试。


有句话说得好:“理国之道,在于公平公正。”绅民一体当差政策的实施,取消了大批地主绅衿的特权,也大大打击了地主绅衿的嚣张气焰,维护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就是在维护公平和公正。


用人绝不疑:反腐高手田文镜靠小报告上位  被乾隆称“最差大臣”

在雍正大力整饬吏治、厉行反腐的政治氛围之下,除了让废弛的吏治得到空前的改善,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反腐能臣。在众多反腐高手中,田文镜位居第一,他被雍正称为“巡抚中之第一人”,但同时他也被后来的乾隆皇帝称为雍正手下最差劲的一位大臣,包括《清史稿》的作者赵尔巽,对田文镜评价也不高。由此可见,田文镜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我们首先来讲一下田文镜。


田文镜,字抑光,奉天广宁(今辽宁北镇)人,生于康熙元年(1662年),汉军正蓝旗,后被抬入上三旗中的正黄旗。他不是科甲出身,二十多岁以监生的身份任福建长乐县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迁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迁任直隶易州知州,在州县的任上为官长达四十余年,五十出头了才熬上个监察御史,官级也不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田文镜的一生将是平凡而普通的。


那么,田文镜到底是如何发迹的呢?这还要从雍正元年(1723年)谈起。


雍正元年(1723年),按照历史惯例,新君即位的当年,都是要诏告天地宗庙的,其中一项活动就是告祭五岳。于是,雍正命臣工告祭五岳,其中,告祭西岳华山的任务就落在了田文镜的头上。此次告祭华山之行,是田文镜和雍正之间的第一次交集,也是田文镜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从京城前往华山,山西是必经之地,当田文镜途经山西之时,他发现沿途村庄寂寥,田野荒芜,饥民成群,饿殍遍地,一路上他见得最多的就是乞讨的乞丐,这一切都说明山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灾荒,而田文镜在京城中并没有听山西官员上奏过。


事实上,当时的山西巡抚德音也确实没有把灾情的实际情况上报给朝廷,因此,不仅田文镜不知情,连雍正和朝中大臣也不知情。看着满目的饥荒以及无数的流民,田文镜心生悲戚,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雍正,于是,在完成任务回京之后,他便将山西的灾情一五一十地奏报给了雍正。


雍正极其痛恨不说真话的官员,尤其在自己刚刚上台,正要展开新政的时候。所以,雍正当即表示,欺上瞒下者,不仅品行低劣,为官也必然扰乱朝纲、危害百姓,这种人是断不可重用的。之后,雍正撤了德音的职,并命田文镜前往山西赈灾,田文镜也由此发迹。


由此可知,田文镜是一个靠“打小报告”上位的官员,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官场上是极为出格的。正所谓官官相护,在当时,官员之间早已结成了一只大网,官员之间生息与共,彼此之间也都有照应关系,这就是雍正执政之初所面对的官场现状。由此可见,田文镜为官四十多年,却不谙官场之道,是个十足的官场愣头青。如果搁在康熙朝,田文镜这样的行为不会掀起丝毫波浪,但今时不同往日,此时已经是雍正时代了。


在雍正看来,田文镜这个人虽然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来头,履历非常平庸,但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官员,这一点让雍正极为欣赏。雍正曾说过,“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此时的雍正已经把田文镜看成了“忠国爱民之人”,这也正是田文镜被雍正器重的开始。


四爷实在忙:没有爱好成宅男  终因反腐过劳死

不论怎么说,雍正都是“暴死”,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八岁,这跟康熙和乾隆比起来,差了不是一两年(康熙终年六十九岁,乾隆终年八十九岁),而根据历史档案的推测,雍正可能是“过劳死”。


“过劳死”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名词,这个词语诞生于2002的牛津网上英语词典,就在当年,日本还把“过劳死”列入了劳动法,并将过劳死与慢性疲劳和心血管疾病的发作联系起来。


那雍正是过劳死吗?


雍正并不像康熙和乾隆那样喜欢四处巡游,雍正一生连北京城都没出去过几次,即位之后数得过来的几次出京也都是为了去清东陵祭陵。自登基以来,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圆明园和乾清宫中度过的,用现在的话来说,雍正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宅”的皇帝之一。而且,雍正这个人极度无趣,什么都不喜欢,什么都不爱好。可能有人要问了,雍正什么爱好都没有,那他平时深宫在家里都干什么呢?根据史料记载,雍正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处理政务上,尤其是长达十三年的持续反腐工作,为了工作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我们前面讲过,雍正时期开始大范围地实行密折制度,这一制度对于雍正十几年来处理政事、整饬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就从这一点来看一下雍正是如何拼命工作的。雍正每天要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奏折,少则二三十,多则七八十,最多时甚至超过一百,每一封奏折他都要仔细阅读和研究,从不假他人之手,也从不会拖到第二天,所以他经常工作到子夜,批奏折批得他头晕眼花,这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另外,雍正还成立了军机处,这是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决策国家事务的秘书班子,雍正几乎天天都要召见军机大臣,商讨和决策国事,雍正讲求工作效率,讲究“今日事,今日毕”,所以经常出现一天之内多次召见军机大臣的情形。而且,雍正不仅严以律己,对大臣也毫不含糊,根本不允许大臣们积压公事。


就这样,雍正白天与大臣们商讨国事,议论与实施决策;晚上批阅奏折,给地方大员各种指示,执政十三年来,几乎天天如此。雍正曾说:“初御极时……办事自朝至夜,别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看到了吗?雍正说他“此身亦不爱惜”,为了工作,连身体都不管不顾了。如果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雍正确实也是蛮拼的。


而在这诸多政务之中,最集中的政务就是在反腐治贪方面。为此,雍正皇帝可谓不遗余力,其力度,其范围,算得上是古今以来前所未有的,即使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其反腐力度也差了一大截儿,因此,历史学家马东玉才说雍正是“惩贪第一帝”。


前面我们也提过,雍正曾命人将自己多年来的朱批奏折精选结集成书,这就是后来乾隆朝编订完成的《朱批谕旨》,字数有几十万字之多,而这并非雍正一生全部的奏折数量,有人对雍正一生的朱批做了统计,在十三年的时间里,雍正所有朱批的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如果你细细翻阅的话,还会发现雍正的批注都非常认真。由此看来,雍正真是天下第一的勤勉皇帝。


这不禁让人想到这样一个画面:在昏黄的烛火下,一个略显佝偻的身影伏在案牍之上,在堆积如山的奏折面前,一字一句地批复,他的眼神中凝聚着对工作的专注和热情,时不时伸个懒腰,然后又继续批阅。此情此景,任何人都会动容吧!


事实上,作为一个皇帝,雍正完全可以不用这么拼命的,即使雍正即位之时所面临的贪腐形势非常严峻,但还远远没到要亡国的程度,但是,雍正仍然坚定而执着地奋战在反腐第一线,如此看来,雍正不是把反腐当成工作来做,而是把反腐当成了毕生的事业。


内容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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