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

2016-04-05作者:编辑:谢爽

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厌,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却在父母去世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破了这一正常顺序。成千上万页的文件,记载了对父母的监视、逮捕和审讯,以及对他们幸存的朋友的调查讯问。它们揭示出,父母的错综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获得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他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相比。


我记得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喜欢抽烟斗,在各种场合都显得超然自逸,游刃有余。但在事实上,他有时又会不顾一切。表面上,他冷眼旁观,超脱矜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喜欢说:“对我来说,事情发生得很自然,朋友、工作和机会,全都是自己找上了我。我在生活中,从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了。



父亲在奥匈帝国的末期出生。其时,弗兰茨约瑟夫仍是让人宽慰的皇帝,他红彤彤的脸颊上蓄有庞大的腮须。在布达佩斯的黄金时代,我的祖父母发达起来。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自由价值和包容精神相对流行,犹太人能获得全部权利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规定的。祖父母并不隐瞒自己的犹太出身(像许多人一样,他们只是在20世纪初将自己的德国名字匈牙利化了。他们觉得,当了匈牙利人就该有匈牙利的名字),但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在温泉和滑雪胜地都能感到舒适自在,但最喜爱的还是多瑙河旁的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他们的财富、地位和安全紧密相连。他们的布达佩斯是奥匈帝国第二大城仅次于维也纳,洋溢着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气氛,也同样拥有巴黎的宏大抱负。对我父母和祖父母来说,威尼斯还有其壮观的宾馆是西方文明的最高荣耀。前不久,奥匈帝国的军队没经太多战斗就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名叫波斯尼亚,但是其首府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声枪响,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和我家的传奇故事。 


父亲身处20世纪,但他却被遵照19世纪的方式抚养长大,犹如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中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该作品中的舒适世界和相关礼仪打得粉碎。等到父亲成年,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的铁腕政权正在收缩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机会。对将临的狂热乌托邦年代,父亲毫无准备。


父亲的老朋友和旧日的击剑伙伴佐德费伦茨(Ferenc Zold),六十年后还能清晰记得:“他的容貌、仪态、性格以及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周遭他人的尊敬。在击剑俱乐部里,我们都叫他‘我的勋爵’,因为他如此强烈地推崇英国。你父亲的亲英,属于那种理想化但已不切实际的版本。大家接受他的这一倾向,并为此而迁就他。他在自己投入的一切领域学习外语、博士研究、剑术等都好胜要强。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一向乐于助人。我记得,我们要给在欧洲击剑运动会上遇到的女孩子写情书,就要麻烦到他,他可随意运用三种语言。至于他自己的恋情,你父亲却又相当谨慎。” 


我现在知道,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自傲几达傲慢的地步。他是个专注而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却不大愿表露自己的情感。他的犹太出身使他在自己的祖国遍遭歧视,但他又是个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父亲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匈牙利文后变得更美。他十八岁时响应征兵号召,尽管体格健壮,又是击剑比赛的获奖者,却由于犹太出身而被认为“不适合”。父亲心怀抱负,颇为聪慧,严于律己,又仪表堂堂。相貌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你是否长得符合规范。他生来勇敢,执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敏捷,在高山滑雪和击剑的比赛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此骄傲的男人,却要时时面对社会的回避和歧视,这一定造就了很多强忍的愤怒。我还不能完全诠释父亲对勉强继承下的犹太出身的复杂心态,更弄不懂他偶尔作出的鲁莽的冒险,有时还会陷家人于危险之中正如秘密警察档案所显示的。 



击剑一项贵族的运动,起源于决斗和英勇是父亲宣泄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赢得过布达佩斯高级中学击剑锦标赛,当时他的照片还曾张贴在学校的大厅。到大学里,他的剑术又找到新的用途。数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大学里每年都有一次反犹游行,一次持续好几天。我把受惊吓、遭暴徒追逐的犹太姑娘和小伙拉进我的办公室(他是博士候选人),然后向暴徒的带头人挑战,以决斗来定输赢。”他微笑着回忆:“赢的当然是我。”


那种骄傲是他终生的护盾,却也妨碍了他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在这一点上,秘密警察档案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反犹主义造就了父亲一生的选择。尽管他有傲人的学习成绩,但由于匈牙利对犹太学生声名狼藉的“总数限制”,法律学院仍不予录取。他跟同样是犹太背景的母亲结婚,当然是因为爱;但还有许多女孩子,他是无法迎娶的。到了晚年,他向孩子们解释,他为何要戴一枚刻有奥地利伯爵夫人家徽的戒指。“由于婚姻已属不可能,在最终劝服她回老家维也纳时,我只得发誓我会一直戴着它。当时,德国已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得以幸存,全靠他们的要强、足智多谋和运气。其时,阿道夫艾希曼正在迅速围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匈牙利法西斯的统治下,那些长处仍可发挥作用。蹊跷得很,每当父亲谈到“大灾难之前”的年份时,总会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怀旧之情。应付大灾难,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父亲对1930年代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常使母亲感到恼怒,因为其时她尚未进入他的生活。这一时期是父亲“金色”的青春年华,我研究这个阶段时,也感到异常困惑。对讨厌的真相视而不见,成为爸爸赖以生存的又一精神疗法。1938年德奥合并后,在维也纳发生的,他都视而不见。他在维也纳的那些富有修养的犹太朋友,像动物一样遭到追捕;维也纳卡琳瑟大街的商店橱窗,被用焦油涂上了“犹太商店”字样。所有这一切,他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德奥合并数天后,匈牙利的摄政和海军总司令霍尔蒂向全世界宣布,匈牙利发明了法西斯主义,早在1920年,匈牙利就通过了现代第一条反犹法律。霍尔蒂一派争辩,“我们必须要有人道、体面的反犹法律,这样希特勒派就不会来打扰我们”。事实上,每通过一次“体面”的反犹法律,我父母所在大学里的犹太学生便会遭到殴打。希特勒的帝国很快将匈牙利三面包围,决斗的年代迅速让位于军靴的年代。


父亲的文学英雄是兰斯洛特、罗宾汉、红花侠。他倾慕加里库珀,模仿弗雷德阿斯泰尔的优雅。但父亲最敬畏的还是自己的地理学教授泰莱基伯爵(Count Pal Teleki),他在1940年初当上霍尔蒂政府的首相。棕榈长于险境,是泰莱基给我父亲的忠告,也是我自父亲处学到的第一句拉丁文。泰莱基属于“体面”的反犹派。他认为,只要匈牙利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犹太“问题”,希特勒就不会来横加干涉。1941年,霍尔蒂允许希特勒穿过匈牙利国境,去攻打匈牙利的同盟国南斯拉夫,事先又没有咨询泰莱基。一怒之下,泰莱基写给他老板一封慷慨激昂的抗议信,随即开枪自杀可敬但又是无用的举措。尽管如此,父亲谈起泰莱基时总是怀着敬意,甚至充满感情。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在匈牙利的翻版箭十字党(Arrow Cross)经常与希特勒在布达佩斯的特使阿道夫艾希曼携手围捕犹太人,再把他们送去多瑙河旁的枪毙执刑队。我的父母却活了下来。秘密警察档案揭示出他们得以幸存的原因:他们不断在基督徒朋友们的家中搬来搬去,从不佩戴犹太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死罪),而且使用伪造的身份证。


父母几乎从不讨论这些,也从不告诉孩子们有关他们自己以及妈妈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的真相。我们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Bethesda)安全地长大,几乎成了典型的美国青少年。我们姐妹和弟弟一直听到的说法是,外祖父母死于战争结束前的布达佩斯空袭。直到今天,我从未看过他们的相片这是件很悲伤的事。我非常细心地保存着家庭相册,只需朋友稍作暗示,我就会拿出自己的相册介绍:“这些是我父母、我小孩、我丈夫当时的模样。”这种执迷在我家是有传统的。我们离开匈牙利时只带走很少东西,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一只装满相册的“情感”手提箱。现在我在档案中读到,在秘密警察抄走的东西中,牢中父亲所害怕失去的,就有书桌上我们姐妹的照片。我们的家庭相册有个永远无法填上的黑洞那就是消失了的外祖父母。


父母告诉我们的关于外祖父母的故事,其实都是假的。我们是在1956年的革命之后逃离匈牙利的,到1979年我首次重返布达佩斯,才得以发现此事的真相。其时,我在写罗尔瓦伦堡的传记,他是一个勇敢的瑞典人,救了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最后失踪于苏联的古拉格系统。当我在布达佩斯访问一名获得瓦伦堡搭救的妇女时,她很随意地说:“当然,瓦伦堡来得太晚了,无法帮助你的外祖父母逃脱毒气室的厄运。”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听到外祖父母的实际遭遇,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出身。我从布达佩斯给爸爸打电话,报告我的“新发现”,他似乎一下子变得冰凉,这是他第一次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的秘密被女儿揭穿了。这给我们此后二十五年的父女关系罩上了阴影。


母亲对这些话题也是避而不谈的。如果我提出来,她就会热泪盈眶,这让我只能保持沉默。也许她因为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救出自己的父母,而感到深深的愧疚。这可能是她终生依赖安眠药的原因之一。没有死亡证明书,没有她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记录,是否在帮助她抹去这一痛苦的记忆?她从没回过自己的诞生地米什科尔茨(Miskolc),那是位于匈牙利东部的一座乏味的工业城。外祖父母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被送去死亡集中营。我跟我丈夫在2003年艰苦跋涉去了这座讨厌的城市,找到了外祖父母曾做礼拜的犹太教堂,如今虽已失修,却还完整无缺他们是从那里,开始了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旅程。犹太教堂的庭院里,墙上的一块匾列出阿道夫艾希曼的受害者名单,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安娜诺伊曼和阿道夫诺伊曼(Anna and Adolf Neumann)。



我三十岁那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出身,却划下一条悲哀的裂缝,一边是我,另一边是父母。我想要知道更多家史的细节,但父母认为,这样的探索只是“美国人的奢侈”。父亲一再重复:“你永远都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完全同化了的匈牙利人。”我尽量抑制自己不说出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希特勒及其匈牙利同伙,跟他想的可不一样。对父母来说,这个讨论已经结束。我执著的探索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信任。生前最后一年,即母亲过世之后,记忆力开始衰退的父亲搬来与我和我丈夫同住。一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我们终于弥合了这条裂缝。


发现我们是犹太出身,我自己的反应是一大解脱,内心的一块空白已被填补。以前,我寻觅不到母亲祖上的照片或纪念物,总感觉遗漏了什么。这一发现即便是纳粹谋杀外祖父母的悲剧使我感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着落;并让我觉得,与那些家史在抵达美国时才开始的其他难民相比,自己享有更丰富的内涵。毋庸置疑,这是痛苦的,但我终于真相在握。至于我们的犹太背景,我一点也不在乎,甚至为它而感到骄傲。专业人士、中产家庭、重视教育,家住布达佩斯,后来发现是犹太人,这太顺理成章了。不过当时,我是新世界的幸运女孩,而父母是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受到了反犹大屠杀和冷战的双重摧残。


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


档案也列出父母两人都有博士学位由于“血统”关系而遭到解雇的各式工作。五十多年后,我还在为这20世纪的根本荒谬而感到无比愤慨。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我父母的亲身经历。我的愤怒是全新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获悉,父母从不谈论他们受到的迫害和展现出的勇敢。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家史,曾使我感到恼怒和受挫。现在,真相出现在秘密警察的官方文件中。他们编纂我的家史有自己的目的,与我的迥然不同。他们想在我父母身上寻找可以利用的弱点,而我是在寻求真相。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美)]马顿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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