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真相揭秘:谁坑了新四军

2016-04-07作者:李一氓, 著编辑:郭超

李一氓,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秘书长,还特别奉命协调叶挺、项英的关系,他成功突围,并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中共中央拍发了6份电报,详细阐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与惨败真相。


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悬殊 新四军行动迟缓原因

我党独立作战的一支部队,因行动错误而遭受严重损失的,只有1936年11月四方面军北上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一次;军部全军约万人,在皖南泾县覆灭又是一次。


那时在香港负责的是廖承志和潘汉年。我有责任向他们详细报告皖南事变的经过。他们两个人大概听了我好几次报告,听完以后,要我写成电报报告中央。我把电报编了号,以在韶关发的电报为第一号,在香港发的就从第二号算起,一共发到第六号。


报告第二号


一、我军之编组:


(一)第一纵队以第一团、新一团编成,人数约三千,司令傅秋涛,副司令赵凌波(原军参谋处长),参谋长赵希仲;


(二)第二纵队以第五团及军部特务团编成,人数约二千余,司令张正坤,参谋长黄序周(军副官处长);


(三)第三纵队以第三团及新三团编成,人数二千余,司令黄火星;


(四)军直属队(包括教导队一个营)人数约一千。


二、敌军军力:


(一)总指挥上官云相,原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副总指挥唐式遵,原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在太平设指挥所;


(二)第一四四师唐明昭,川军,隶五十军;


(三)第一○八师戎纪五,原东北军,隶二十五军;


(四)第五二师刘秉哲,中央军,隶二十五军;


(五)第四十师方日英,中央军,由苏皖边调来;


(六)第七九师段茂霖,中央军,由浙江诸暨、绍兴前线调来;


(七)第六十二师冷欣;


(八)新编七师(预备队)田仲毅,川军;


(九)野战炮总队之一部,附炮六门;由浙江前线调来。


三、我军行动路线:


(一)走原来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一○八师的防地,那时该两师兵力及六十二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同时,经过地区均已筑好工事。


(二)稍偏南走五十二师及一○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


(三)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之北,脱离五十二及一○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估计力量有余。


(四)故决定走第三条路。


四、我军行动迟缓之原因:


(一)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装”之语加以斥责。并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暗中指出某些干部不顾保全力量的观点之不正确云云。而叶希夷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则非子弹到手后才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笑语说“不留一点情(指顾祝同),就发一万也是好的”。


(二)只有到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斥责电到了之后,同时得到情报四十师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但如果决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发,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之糟。


(三)我三十日曾往催语袁国平促项行动。并向周谈,行动既决定应即作行军部署。但不知何故,决定到四日晓出发。


(四)四日大雨,晚间青弋江水涨,原来决定徒涉,此时不得不搭浮桥,而工兵计算河幅有误。搭好后还差二十米,又拆后重搭。加以军部由云岭出发到渡口竟会走错了路。由云岭到茂林四十里,连过江耽搁,到五日正午才到齐。


(五)五日又大雨,晚上未能行动,到六日晚才行动,又迟了两天,使敌人有时间准备好而我反变为被动。



项英接连否定突围方案 军部受敌包夹仓皇应战

报告第三号


一、六日下午决定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出涵岭向南攻击榔桥河,以第二纵队出高坦向北攻击星潭,并且箍制三溪之敌,以第三纵队出中岭直攻星潭。军部随第三纵队前进。


二、七日晨,第三纵队下中岭,为百户坑,坑口已为四十师以工事及火力所阻塞。道路窄狭,山势陡峭,攻击不能得手。而当天第一纵队之攻击虽已冲出求岭、剪口,但终为敌所阻止,并为当前河道(雨后水涨)所钳制。而五二师后军亦到,遂不能南攻星潭,至第二纵队亦在高岭、坑口,与敌肉搏。至此,战局已出意料之外,处于被动及不利地位。


三、当日下午开会二小时,叶希夷提出二个方案:


(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埭、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


(二)翻百户右侧山梁,由另一坑口打出,但要翻无路的山,右侧坑口是否亦为敌所封锁不知道,待侦察地形与敌情后再出发,此时天已黄昏,非次日晨不能决定,耽搁时间而无把握,亦被打消。


四、参谋处李志高及叶超提出第三方案,决心继续攻击正面,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项亦反对,认为损失力量。


五、至此不得不提出第四方案,即由高岭南之园岭翻出;避免与四十师作战,可与第二纵队会合,以便转至太平、洋溪间丘陵地带,而任第一纵队与四十师及五二师相持,但必须与七九师遭遇。会议情形并不顺利,反复讨论而项本人则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别人的意见。


六、七日午夜撤退,选派第五团于八日占领园岭,下午我虽占领园岭,而七九师亦于当日到达山脚,向园岭攻击前进。


七、现在战局更形不利,园岭既占不成,正面攻击星潭之机会又已失去,遂迫得只有向原路退回茂林,进至铜陵、繁昌,相机北渡皖北之唯一出路。


八、此时在军部掌握中的队伍,只有一第三团,一特务团及一教导队了。七、八日晨(还是九日晚记不清楚了)得情报,刘雨卿已令一四四师由茂林封锁我之来路,以收夹攻之效。我遂仓惶出动,此时三团尚未吃饭(特务团尚未撤下,第五团尚在园岭),军部与教导队先行,距离茂林十五里遂与一四四师发生战斗。时深夜大雨,敌情不明,第三团赶上很迟。项袁动摇,脱离部队而去,亦在此时。


项英袁国平脱离部队 阻敌总攻特务团牺牲殆尽

报告第四号


一、打星潭未奏效,转移阵地。又因七九师赶到园岭,未如愿。同时又接到情报,上官云相令一四四师由茂林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故于十日晚,决定先期由来路退回茂林,仍转至铜(陵)繁(昌)地区作战及准备渡江,但此时军部已与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及第三纵队之新三团失去联络,同行动者只有教导队及第三团。项于是日晨即丧失信心,命令军需处将现金进行分配。自己并将马背上的行李分交四个卫士随身携带,一切机要文件,概行烧毁。


二、晚上行动至离茂林二十里山谷出口处,即与川军(一四四师)接触,我军实行动太迟,但时当黑夜,敌我不分,且下大雨,而第三团尚在军部序列之后,久等都没有赶上,使战局增加困难,不可能当晚达到突围企图。


三、我此时因情况不明,同时多次离开队伍,向前去探听消息,晚十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话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样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四、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杨(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十一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口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十二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打到石井坑来了。


五、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六、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


七、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


报告第五号


一、经过几天行动及连续战斗与转移后,大部分部队已失去联络。军部于十二日晨转到石井坑时,教导队也不知去向。又当日五团三团特务团教导队及一团之一部皆会合于此。总计人数尚有四千,唯已建制零乱,弹药缺乏。


二、石井坑口有居民百余家,地形相当开阔,四围山地可守,粮食可吃一星期。


三、此时项袁初回,对整个局势不能表示意见;小饶(漱石)不懂军事;叶坚主守,以为能拖延四五天看延安有无办法,或能从蒋身上得出一线希望。


四、唯当日六个师已将我团团围住。仅石井坑南之东流山尚在我手中,守兵只有一排,且未筑工事。


五、合围为一圆形,大坑(茂林北)系我特务团阵地,稍形突出。但在十二日战斗中,为五二师所截断,特务团牺牲殆尽。


六、当日得情报:上官命令当晚总攻击。未见实行。十三日上午八时起,枪炮声齐作,总攻击开始了。上午特务团阵地既失,而东流山亦为敌所夺(因守兵过少,增援过迟)。此时我毫无突击力量,加以敌已重围,突围全不可能,而弹尽粮绝,坚守亦不易矣。


七、下午军部指挥所也无法移动,延到黄昏前,指挥阵地上亦流弹纷飞,至此叶亦不得不提出分散突围。会议未定。而任光(音乐家)为流弹所中,人心动摇,即草草分批四走。


八、此时四面阵地仍在我手中。天渐晚,我已艰苦坚持二日一夜,战至天明,手榴弹打完,且未退一步,不惜与敌人拼刺刀。敌牺牲亦大,疲困亦甚,故当晚战斗稍松。


九、十四日战斗当系各自为战,我军或被俘或牺牲或冒险冲出,总之战斗于此结束。


痛定思痛 11条军事错误个个致命

报告第六号


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就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


1.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2.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


3.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4.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


5.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


6.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


7.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


8.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


9.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10.项毫无指挥山地攻坚作战之经验;


11.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这是我对于这次战役失败的意见,中央军委如别有查问的,我当据实回报。


叶挺项英不合是新四军覆没原因?

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在项袁错误决定上,已经指出了那些错误,但最后又说这个问题要由七大作出决定,而七大和七大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很多,我的看法还是保持我向中央作出的报告。因为那是我亲身经历的实际情况。


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李富春要我作为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过什么设想,也没有向李富春提出过什么要求,就这样很轻率地答应下来。到了军部以后,一直到皖南事变,你说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在日常情况下,项英还是很识大体的。军部的正式会议都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挺首先批注意见。1940 年秋季反日寇对泾县的扫荡,作战计划是叶挺定的。凡是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不管人数多少,项英都表示欢迎和信任。至于说一些小事如叶挺单独有厨房,项英从未表示异议,甚至项英还在叶挺的生活细节上,做了适当的处理,维护了叶挺的威信。


对于叶项的关系问题,后来我做了考虑。有人说是叶挺作为部队首长,不习惯政治委员制度,因此,叶项矛盾好像应该由叶挺多负些责任。这个理由不是事实,因为大革命时期,叶挺当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在武汉时期当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1927年1月),后又改当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时,又改当第十一军军长,团、师、军都有党代表,也就是政治委员。南昌起义的时候,聂荣臻就是他的党代表,他们合作得很好,不能说叶挺不习惯于政治委员制度。但是新四军的这两位———部队首长和政治委员,却在平常情况之外,另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团、师、军的党代表,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而在新四军,部队首长叶挺却是脱党十年之久的非党员,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二)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的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但两方都不能明白地摆出来,叶挺摆不出来,项英更不能摆出来。


影影绰绰的,叶挺总想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的,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1939 年春,周恩来从重庆亲自陪着,把叶挺送回皖南军部。周恩来和项英有几次私人谈话,别无第三者在场,他们肯定谈到叶项关系的问题。周恩来走后,叶项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但这种状况可能不是真实的,而是互相克制的结果。


同年5月,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皖中),以张云逸为指挥,叶挺亲自去主持了这项工作,并到四支队检查工作,顺便处理了高敬亭的问题。到8月才回皖南。10月他又去重庆,项英也同意,去向蒋介石要求增加军饷,增加弹药配给,增加五、六两个支队的编制,但蒋介石都没有同意。恐怕叶挺认为没有达到目的,回军部不好交代,所以一直拖在后方,到1940 年8月才回军部。叶挺离开军部若干次,当以这次时间为最长。不久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皖南事变前,他们曾议论过,把皖南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军部直接率领,不声张地从皖南渡江到皖北;另一部分留在江南,俟机转移皖北或苏北。但由谁率领军部过江,谁率领留皖南部队,两人都非常客气,并且都承认率领留皖南部是一项更艰苦、更负责任的任务。项英认为叶挺应该带着军部过江,这支部队有一个指挥部,人数比较多,叶挺以军长的名义过江,更为适合;项英自己带领少数参谋、后勤人员留皖南,直接依靠一个指挥部,人数少,活动方便,这个地方又有地方党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作为政治委员留下来自认为适合。叶挺则认为项英应该带领军部去皖北,及早靠拢江北部队,留下来的部队虽然人数少,但由他来公开以军长的名义应付第三战区,可能更为方便。各自都谦让一番,各自都不愿意承担把困难任务丢给对方的责任,因而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也就没有形成一个行动方案。现在看来,无论谁过江、谁留皖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可惜他们过于谦让了。


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我得信后,叶挺已经离开了军部,我作为缓冲人,明显的是失败了。可惜原信也在皖南事变中遭了同样的命运,埋在山上了。叶项之间关系固然很紧张,其实这种情况在哪里都有,如后来的苏北军部,陈毅和饶漱石之间,关系不是也很紧张的吗?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李一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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