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少年之恋:古希腊同性文化为何盛行?

2016-04-14作者:编辑:郭超

古代世界的性文化也绝不单一,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限于篇幅,很难详述。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讨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情况。仔细分析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看待性的方式,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背景知识,也可以为现今世界中有关性的关键问题提供比照。


雄狮不会爱慕自己的同性,因为它们不懂哲学。


——假托琉善之名者,约公元4世纪(琉善:约125 年—180 年,生于叙利亚的萨莫萨塔,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语讽刺作家。)


柏拉图《会饮篇》:人类祖先是4手4足圆球形,有3种性别

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提到,阿里斯托芬讲述过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寓言故事。据他说来,人类的祖先是一种圆球形的生物体,生殖器长在体表;个个四手四足,双脸相对。他们有三种不同的性别:一种人有两个男性生殖器;另一种人有两个女性生殖器;第三种人则是雌雄同体人,拥有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各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生物变得傲慢自大,目空一切。为了惩罚他们,宙斯将他们一分为二,割成两半。虽如此,他们却宁愿绝食自戕,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另一半,因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愿意分开”。宙斯动了恻隐之心,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即转动他们的生殖器官,使他们可以彼此产生性关系。因此,今天的我们都只是半个人,无论男女,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从雌雄同体的个体中分离出来的男人,在找他另一半的那个女人;而从女性双体人中分离出来的女人,则是“对男人没有兴趣却依恋女性”的人;从男性双体人中分离出来的男人,则更愿意追求男性,从小就“喜欢与男性同榻而眠、相互拥抱……因为在他们身上男性的本质最为明显,并且……他们能从和自己同性的共处中获得享受”。


阿里斯托芬的这番演说词后来演变为一个关于性别起源的神话故事。但这个神话背后的寓意何在?表面看来,它似乎在说,一些人只会对同性有兴趣。然而,很多古典主义者却不以为然,他们指出,阿里斯托芬这位喜剧诗人总是有着最为离经叛道、戏谑讽刺以至于荒诞可笑的想法,比如鸟类开议会、妇女参政等等,因而柏拉图选择让他来讲述这个故事并不是偶然的。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对绝大多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人来说,以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来对人进行分类,这一想法匪夷所思。古代并不是性自由主义的时代。当时的性道德处于道义与法律规范的严格约束之下。但是,对于道德的注重仅限于性行为,而非性欲的对象。


古代人并不以生理上的性身份来理解他们自己,但维护社会性别身份对他们来说却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讨论到。这就与现代社会的人理解性别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现代人理解和判定自己性别的中心依据是诸如异性恋和同性恋这样的概念。正是基于这一区别,米歇尔?福柯、保罗?贝内、戴维?哈波林或约翰?温克勒等历史学家都将古代世界定位为“性存在之前的世界”。这一时期,性的概念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都与今天的有着本质的不同。


亲吻爱抚是示爱,只有侵入才代表男性权力和性行为

古希腊的性文化与其政治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希腊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一小部分男性精英公民。女性公民和儿童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外来移民和奴隶则连公民身份也不具备。更准确地说,女性公民的地位类似于未成年人,时刻处于男性亲属的法律监护之下。当时的性文化正反映了男性公民的社会权力,其核心是男性的享乐。古希腊人对性的理解是阳具中心主义的,性的唯一定义就是阴茎的侵入。人们认为除此之外的亲吻、爱抚和其他形式的身体接触是示爱的表现,但它们并不属于性行为。因此,在古希腊人的概念中,性不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不是一种对于亲密情感的共同表达,而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对他人的侵入。性伴侣的身体愉悦或者说配合,则被普遍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男性被鼓励利用阴茎进行侵入式的性交,以获得征服感,控制处于受支配地位的性伴侣。这样的性关系体现了社会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因为男性在战场、政治和性的方面,都拥有其作为公民的社会地位。


这一时期的性文化与人们对于性和性别的看法密不可分。当时的医学认为人体是弱不禁风的,由一团极不稳定的液体所组成,极易因为年龄、饮食和生活方式而失衡。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名医伽林在其撰写的医学论文中,认为性别是一种流动的状态。受他的影响,人们将男性视作热烈、强壮的一方,而女性则是被动、虚弱、潮湿和阴冷的一方。她们由于月经等生理现象,流失了身体热量和生命能量,又通过性交夺取男性的热量和能量。因此,人们将性行为本身定义为和身体获得热量有关的一个过程。在审美上,希腊人则更倾向于欣赏阴茎小巧的男性,认为他们具有一项优势,即在战争时面临相对较小的风险。


古希腊侵入象征男性身份:对象是男是女并无所谓

当时人们认为女性是比男性低级的生物,认为女性不具有男性那样的对于性欲的自控力。因此,女性的性存在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她们对于性的饥渴会榨干男性,更坏的结果是将他们变为女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公民地位都极端低下,因此男性渴望通过建立和维护性别分界来稳固自己的男性气质。男性的性别身份是脆弱的,男性气质不是建立在男性身体的基础上(因为人们认为男性的身体是不稳定的,有随时滑向女性气质的危险),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体现男性气质的侵略行为来实现,其中也包括性行为。为了维护男性气质不被侵犯,男性在性关系中的表现是最关键的,他的性欲望则不那么重要。性能力低下常常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耻辱丧失,也常常被小说和戏剧拿来作为笑料。古典文学中反映男性性悲剧的最著名的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在古罗马彼得罗纽斯的小说《萨蒂利孔》中,主人公恩科比乌斯想要与美丽的喀耳刻发生性关系,喀耳刻却告诉他,除非他肯为了自己放弃他16 岁的男友吉托才可以,这时灾难降临了……


当时的人们通常认为,男性气质的表达侧重点在于在公开演说和生活的其他各方面体现出进攻性和主导性,这其中也包括了性行为。在性行为中男性气质等同于积极的、进攻性的性角色。至于性欲望是正常还是反常,则要根据它违反人们通常所接受的性别角色的程度来判定。在古典性文化中,鸡奸或手淫之类的性行为并不会给人们带来道德上的不安。与性规范相关的问题主要集中于阴茎的侵入。这种侵入行为象征着男性的身份,也象征着社会地位,但被侵入的对象是女性还是未成年男子,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谁是这一侵入动作的实施者。侵入者被认为处在主动地位,而被侵入者则被认为处在被动地位。一个生来是自由民的男人,如果渴望被侵入,则是有悖常理、自贬身份的,因为这样的欲望会让他的社会地位沦为类似女性或奴隶的角色。“合适的”被侵入对象是女人、未成年男子、外邦人和奴隶,这些人都不具有和雅典的男性公民同样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当时,社会地位就是根据这样的主动/被动角色来确定的,而不是异性恋/同性恋这样的分类,后一范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


将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户籍身份剥离的做法,已经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悄然开始。自2009年以来,深圳、浙江、广东、江苏、重庆和成都等地都已启动居住证制度,让外来务工人员可以享受当地的社会服务。有些地方实行的居住证制度独立于全国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让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容易地就能享受一些有限的社会服务。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地方虽然设定了较高的资格门槛,但也给出了比较综合的社会保险打包计划。其他一些地方兼而有之,既向临时居住证持有者提供有限的享受资格,也向永久居民提供完全的享受权益。


诗歌提倡同性爱人组成兵团:为保护爱人战力会猛增

男性之间的恋情则广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极其普遍,并广泛见诸当时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作品。不过,对于男性之间的性行为,人们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对于到底是爱慕年轻男子还是爱慕女人更为高尚的争议无处不在。一些人认为爱慕男性比爱慕女性更为高尚,因为去爱一个和自己平等的生物,比去爱一个低等生物要好。《欲望》是一本古希腊的谈话录集,作者已不可考,其中有一段关于爱慕男性和爱慕女性各自有其优点的话,是这样说的:


婚姻是繁衍后代的需求所催生的药方,但哲学家的心必须仅由男性之爱来主宰。


该文还继续论证说,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是为了满足繁衍后代的需求,但一旦这种基本需求被满足,并且社会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发展,男性就自然会想追求文化上更为高级的享乐形态,因为这种享乐已经更多地脱离了自然形态:


与女子性交比与未成年男子性交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后一种关系。我们要牢记,原初的行为仅仅是出于需求的驱使,而那些因为进步而产生的需求,则更为高级,更值得我们尊敬。


古希腊诗歌中还提倡,最优秀的军队需由男性的同性恋人所组成,因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恋人,并在他们面前有所表现,会尽最大的力量杀敌,表现得奋不顾身—柏拉图在《会饮篇》中也提出过这一观点。但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柏拉图本人曾表达过对男性之间性关系的厌恶。他主要批评了那些在这一性关系中处于被动顺从地位并从中获得享受的男性。他认为这些男性是软弱而女性化的,只是存在于男人身体里的女人。这些女性化的、顺从的男性违反了性别角色的常规模式,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其他男人侵入,等于是自愿地接受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的地位,这些人被认为有悖于自然之道,和那些扮演男性角色的女人(被称作女奸者)一样,对社会秩序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希腊式恋爱:被爱者一般12-20岁,建立理论与肉欲指导关系

侵入者的角色对于男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基于这一点,成年男性之间的性关系会令人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其中的一个人必须要扮演屈从者的角色。而与未成年男子发生关系则可以部分避免这一问题,因为男子必须要到成年才具有公民身份。古典文化中的人们认为,年轻男子脸颊上和大腿上长出毛发会使人产生性厌恶。未成年男性从青春期的开始到成熟的少年时期,是具有性诱惑力的,但一旦长出了胡子和阴毛,这种诱惑力就消失了。雅典人认为成年男性和少年男子之间的情爱是自然而高尚的,只要他们遵守性交的规范。


这种成年男性对少年男子的性渴求,被称作希腊式恋爱。人们往往将此看成是成年男子(“情人”)向年轻的、处于被动地位的“男孩”(“被爱者”)—一般最小12 岁,最大17 岁至20 岁—提供理论和肉欲上的指导的关系,这与现代人看待师生间性关系的态度截然不同(不过,职业的教师和培训者—其中很多人原先是奴隶—是不得勾引他们的学生的,奴隶也不得引诱年轻的自由民)。希腊式恋爱关系常被视为年轻男子所受的一项常规教育,并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关系,即成年引导者将哲学命题和常识教授给未成年男子,为他作好成为公民的准备。


虽然希腊式恋爱关系被社会广为接受,但身为自由民的未成年男子是未来的公民,这就意味着这种关系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道德约束。因此,在这一关系中注重性交规范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男子而言,他们在希腊式恋爱关系中不应当体验性欲望。如果他们愿意为年长的男性献出肉体,应当是出于“友爱”—对于追求者的友谊、尊重和爱。因此人们认为,男孩应该在被对方追求了相当长的时间、让对方付出相当昂贵的代价之后,再委身对方,才显得得体。男孩如果从交欢中获得愉悦,则会被指责为“女性化”和不知羞耻,“不是男人当有的行为”(因为人们认为只有女人才对性愉悦有着贪婪的胃口)。


古代希腊皮肉生意:卖身者也有美少年

古代世界中,性交易无处不在,唾手可得。在很多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中,卖淫者需要缴纳赋税,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很大。性交易的顾客无一例外是男性,而卖淫者却不但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青少年男子(他们常常之前是奴隶或其他非公民)。性交易似乎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地点不仅局限于妓院,也包括公园、墓地等公共场所,而考古遗迹中亦发现过卖淫者的草鞋鞋底上“跟我来”的字样在地上留下的痕迹,说明这也是他们拉客的一种方式。男性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拥有自己专门的性奴,或者与朋友们共享。


成年男子居于主导地位,能够随意进犯处于屈从地位的女性或少年男子,这对于古代雅典的政治秩序至关重要。


将男性卖淫这一现象作为问题来研究,可以揭示古代世界中性、性别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男性卖淫并不违法,但自由民如果自愿卖淫,则被看作是自贬身份,通过成为性活动的被动对象,降至与女性、外来民和奴隶相同的地位。任何雅典的男性公民,如果在青少年时期曾从事卖淫,则会失去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古罗马:《尤利乌斯法》禁成年男自由民与未成年男自由民发生关系

不过,我们还需谨记的一点是,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并不是同质单一的。虽然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性伦理道德十分相似,它们之间却也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在古罗马文化中,鸡奸问题显得较为严重,而且希腊式恋爱关系(以及其所谓的教育上的好处)在古罗马也不被看好。虽然古罗马的成年男自由民可以与男妓、奴隶或外国男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他在其中扮演进攻的一方),也可以出没于妓院,但古罗马的道德法律,如《尤利乌斯法》却禁止成年男自由民与未成年男自由民之间发生关系。古罗马帝国每过一段时间便会重新颁行这样的法律,以彰显新皇帝对于公众道德的关切。不过,这样的法律很少被强制执行。不少备受推崇的古罗马诗人,如卡图鲁斯、奥维德、贺拉斯和维吉尔等,都在诗中讴歌男性之爱。提布鲁斯在一首诗中还描述了他的爱人,青年男子马拉修斯因为一个女人而抛弃他的心碎经历。


福柯:古希腊和罗马,其实大家更关注美食文化

历史与社会学理论家米歇尔?福柯提出,应当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性行为法则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中,这一背景就是当时的人们十分注重怎样成为一个好公民:他们对公民的饮食、运动以及与妻子和奴隶等从属人员的关系,都制定了规范。福柯还指出,相比较起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人们对于食物的文化关切,要比对于性的文化关切重要得多。的确,在古代世界,对于许多人来说,日常生活就意味着求得生存,用古代史专家彼得?加恩西的话来说,就是“与食物息息相关”。对于食物和政权的注重,在古罗马人身上更为明显。当时上层社会男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几乎不受限制,而且社会上又弥漫着对道德堕落的不安心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塞内加为代表的禁欲主义哲学家们便提倡一种精神,即男性精英们要掌控他们的欲望,同时避免食物、酒精和性放纵可能带来的种种害处。如塞内加所说:“道德已经堕落,邪气主宰着一切,人类正在腐化,罪恶正在弥散。”不过,他在给自己的朋友路西里斯的信中又补充道:


路西里斯,如果你认为奢靡之风和对于道德的蔑视只是我们时代的罪恶—人们总是为此责备我们的时代,那么你就错了。这些是人类固有的缺陷,与时代无关。没有哪个时代能逃过这一劫。


为了对抗这种享乐主义的倾向,一种崇尚自我掌控的时代精神应运而生;这种精神被视为一种能给人带来道德快感的选择,一种可以让人生更美好的审美体验。过有道德的生活,意味着“在所有事情上”都实行自我节制和自我平衡。这一含义广泛的社会精神包含着性方面的自我节制,其重点是父权制环境中的性节制。原本,在父权制环境中,家中的任何一个人—不仅仅是男主人的妻子—都可以成为一家之主的性对象。


基于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伽林等古罗马名医强调“过度”的危害,宣扬在营养和性事上实行节制的好处。在性伦理道德方面,他们主张,虽然适度的性生活是维持健康的必需,但过滥的性行为则应当避免,因为这会使男人变得虚弱、性无能,患上消瘦症。著名学者老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不无赞许地用大象作为例子:因为“它们隔年才交配一次,而且每次只交配五天,不会再多。第六天,它们一头扎入水中,不洗干净就不回到种群之中”。不过,自我掌控这一概念也有其政治寓意。人们认为厄洛斯(希腊神话中掌管爱欲的神)所代表的爱欲力量有可能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秩序。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当时的人们习惯于指责暴君的性生活放纵和不受节制,还认为控制好个人的欲望是民主制度存续的关键。古代历史学家詹姆斯?戴维森曾说过:“希腊人……觉得控制好所有欲望是作为公民的责任,虽不必费尽心机去完全征服这些欲望,却要训练自己去对抗它们。”到公元5世纪,自我掌控的文化已经在社会精英中得以确立。这一文化注重性行为的节制,又受到早期基督教的影响,崇尚各种形式的禁欲。虽然基督教道德在某些方面与古典道德一脉相承,但其兴起却将彻底改变性所蕴含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内容来源:搜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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