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过程:毛泽东曾支持?

2016-04-27作者:易富贤著编辑:郭超

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对养老金问题的表态再次引起了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种种利弊也又一次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计划生育"理念被严复引入中国 孙中山批判"有亡国灭种的危害"


从战国的韩非子到清朝的汪士铎,中国本土支持控制人口者不乏其人。但第一个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的应该算是严复,而率先引入现代“计划生育”理念并引起知识界广泛讨论的人应该是胡适和张竞生。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他曾提出“奢民说”和“教育妨生说”,也就是生活越富裕,教育水平越高,人口增长越慢。他主张用“奢民”和提高教育来减缓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其实1820年以来中国人口几乎停滞增长,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6.6%下降到1913年的24.4%,而同期西方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却从13.8%上升到20.8%。1920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已经是54岁了;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30岁左右,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仍然很高,即便如“猪狗似的繁育”,也只勉强维持人口不减少。如果中国人也节育,那么人口必将锐减。孙中山就认识到中国新青年中马尔萨斯主义的盛行有让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在《三民主义》中说:


“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孙中山认为:人口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巨大力量;列强人口的日增,中国人口不增甚至减少,有亡国灭种的危害;中国只有增加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解决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才能避免这一危险。


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缺乏孙中山等人那样的战略眼光,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病根在于人口过剩,所以只要有方法让人口数量减少,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桑格夫人的观点让大家发现了一种“得救”的方法,叫做 “节育”。大家对于桑格夫人,也像招待活人济世的名医一般,非常恳切。


离开北京后,桑格夫人又到南京、上海等地作节制生育的演讲,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桑格夫人的推动下,节制生育思潮在中国开始风起云涌。一时间,相关论文和著作呈井喷式涌现。许多人士如胡适、梁启超、马寅初等都写文章介绍评述了她的生育观。此后三四年中,桑格夫人的书以《生育节制法》、《节育主义》、《女子应有的知识》等书名被译成中文出版。


毛泽东也曾提倡"计划生育" 马寅初响应提出"新人口论"反遭批判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梁中堂考证认为这是现在看到的毛泽东讲计划生育的最早资料。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顺便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并表扬了邵力子。马寅初按照大会安排的发言,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思想,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马寅初当时也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也对马寅初的观点非常认同和重视。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倒是谈不上“新”,并未达到严复的高度,而与张竞生1920年的观点非常类似,比如避孕、晚育;“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心中还是很犹豫的,反复修改自己2月27日的讲话,最后将计划生育的内容全部删除,而是强调:“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然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心中一直认为“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但他并不反对节育。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认为“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认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但他仍然强调:“我是赞成节育的。”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


应该说,马寅初是响应毛泽东而提出“新人口论”的,但马寅初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刘少奇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地反驳了邵力子、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  


1959年、1960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驳马寅初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人口论)。马寅初也毫不妥协,1960年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批他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70年代大陆生活水平与两千年前相当 "人口太多"被当做罪魁祸首


1959-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停止增长。1959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公报》 记者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


但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观点,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1960年9月公开出版。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


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比例小,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政策缺乏刚性,1962年到1970年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仍高达6.1,1970年也还有5.81。


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快速增加到1960年的6.7亿、1970年的8.2亿;而人均GDP却增长非常缓慢。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基准,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1936年为596美元)仅仅增加到1970年的778美元;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超过1万美元,台湾地区为2537美元,非洲平均为1335美元。要知道,公元元年中国人均GDP也有450美元。也就是说,1970年中国大陆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生活水平与两千年前的先祖们没有多大差别。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多是贫穷的原因。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20世纪60年代各地在计划生育上做了很多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避孕措施也进一步改善和普及;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来中学教育的跨越性发展,导致70年代初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


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兼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晚婚晚育)、稀(两胎间需要有间隔)、少(少生)”的生育政策,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当时的计划生育还基本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反对强制(“软制”成分是有的)。因为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早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提出:“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毛泽东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认识到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1973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代表时就明确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1974年9月19日,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代表及女用长效口服避孕药科研总结会部分代表时,华国锋说:“提倡晚婚、计划生育,要有正确方针、政策,不能强迫命令。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不上户口,不发布票,不给口粮,这都不行。”1975年5月22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预备会领导小组时谈话说:“要做好宣传工作,注意防止强迫命令。不要一说抓紧搞,就搞摊派指标,生了孩子不给报户口。……有的单位卡得很厉害,怀孕六、七个月还非叫流产不可。”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暴风骤雨。也说明1975年虽然中央反对强制,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使用强制手段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国生育率也下降到3.2。


联合国合人口基金慷慨资助5000万美元 独生子女政策最终落实


在社会发展和“晚、稀、少”政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到1978年的2.72、1980年的2.24。


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方面是“穷怕了”,一方面对未来人口增长没有底(当时人口增长仍然较快),对科技进步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提高会自发降低生育率。因此,决策者和理论家、学者们仍坚持将控制人口当成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1979年10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费里克斯·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指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


1979年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是毕竟还缺乏相关的学术论证。而中国长期以来并无专门研究人口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刘铮、邬沧萍等人也是临时转行从事人口研究。


国际上,《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已经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强大舆论,对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冲击很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此后与中国历届领导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提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很难相信他没有游说中国领导人实行计划生育。而从中美开始接触,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内舆论对西方文化理论也由过去的绝对排斥,转为吸收、学习为主。这也成为中国对西方人口学理论态度转化的重要背景。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属于后者,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国家。1979年,中国开始获得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多边援助。要知道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与中国草签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


1979年,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老先生平反,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落到1979年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北大校友)的头上,田雪原开始研究人口问题。


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一度曾有人主张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山东冠县1991年真实行过“百日无孩”运动)。


据张敏才介绍,为论证“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行性,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大陆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随后,《北京晚报》对宋健在座谈会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并配发漫画。在这次会议上,宋健再次成为焦点,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点名宋健起草《公开信》。参加《公开信》起草工作的,一共有8个人(栗秀真、梅行、宋健、刘铮、苏沛、刘庆山、王连城、张敏才)。初稿由宋健撰写,后由张敏才、王连城执笔,胡乔木、陈慕华等人又做修改,最后提交书记处讨论定稿。


1980年9月2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文简称《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优生优育”也成了国家的政策。


老龄化性别失衡劳动力短缺 计划生育诸多后果始料不及


在《公开信》发出几天后,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


宋健开创的人口控制论学科的建立被称为“结束了从马尔萨斯以来长达200多年的激烈争论,把人口学变成一门精确的定量科学”。西方人口统计学的奠基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考尔教授(Ansley J. Coale,在诺特斯坦于1959年担任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会长之后,考尔继任为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所长)评价说:“宋的研究和我们西方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那里要有很高的技巧”。1987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获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  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奖。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的误差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被人口普查数据证明远远脱离实际。


《公开信》中曾经引述了社会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质疑:“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事实证明,当时许多对人口发展的预测是偏于乐观了。


比如,《公开信》认为不会出现“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很快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今后将有四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


《公开信》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四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但事实上中国在上世纪末就进入了老年化社会,现在离公开信发表仅30多年,如何实现全社会的“老有所养”已成了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城市已普遍实现了社保,但仅有四千万老人得以享受。农村老人还远谈不上社保全覆盖,即使有一些,标准也不高。现在国家已经在考虑推迟退休年龄,今后高达四亿老人的养老将是未来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2012年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说:“现在媒体和社会的舆论给老年人一种误导,就是养老的很多责任推给政府”,“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


《公开信》认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但事实上中国在2003年就开始出现民工荒。


《公开信》认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导致“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迫使中国走外向型经济模式。


宋健认为生育率为2.3高于更替水平,人口会一直增加下去。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也在107(略高于发达国家的105),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2左右(高于发达国家的2.1),2.3的生育率对中国来说只略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将不断下降(严复、毛泽东早就认识到这种规律)。人口在低惯性增长几十年后,就会停止增长,不可能在2050年达到宋健所说的40亿人。当时应该做的是废止“晚、稀、少”那样的宽松计划生育政策,然后在1990年之后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如果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10年中国人口最多只能达到14.6亿,总人口在2032年达到顶峰后会负增长,到2100年降低到11.6亿人。


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 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在这方面我们抢了个第一,但这个第一是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易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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