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全民武侠癖 人情抵万金

2016-04-26作者:编辑:郭超

不谈江湖,中国社会就不好理解。如果说江湖化是一种社会病,那么中国罹患此症已五百多年,而要构建现代社会,就要清算那个积习已久的江湖中国,混混们的中国,那个习惯于糊弄人、捣糨糊、巧取豪夺、混日子的中国。


以“江湖”看中国:做事不认真咋成国民性?


金庸笔下《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是“坏人飞黄腾达”的样板。用江湖权力话语和社会江湖化来解读,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近代中国,江湖染指社会权力,或多或少,时明时暗。江湖规矩变成社会的实际惯例,导致民间社会广泛江湖化,黑白两道合二为一。社会上有人吹嘘自己本事大,就说自己“黑白两道吃得开”,这里的“黑白两道”绝对是褒义而非贬义。可见,民间社会是黑白两道混合物,即江湖和官方正统的混合物。单靠黑道,或者单靠白道,都不如黑白两道混得好。白道有合法性,但无权威;黑道有权威,但无名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做人要混得好,一定要两面逢迎。做老实人,做良民,也就是白道人,黑道欺负你;做坏人,黑道肯定帮衬你。所以,做“坏人”有时反倒飞黄腾达。这就是简化的答案……许多人一辈子不明就里,一辈子吃亏。


这涉及江湖化社会环境的基本价值,也叫主流人生观。简单说就是一个“混”字。说“混”字,中国人无人不晓,“混”就是江湖化社会的中心价值。中国人见面问候,不说“你好”,而说“最近混得怎样”。通常答道:“瞎混呗。”


有江湖必有混,有混必有江湖。江湖中人,或者经过江湖化——被江湖驯化的老百姓,出门在外就是讨生活,混口饭吃,不仅白道上讨生活,也要黑白两道讨生活。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口饭吃。过程不重要,结果重要;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这叫谋生不择手段。如果非要认真做事才有饭吃,那就认真;如果认真了也没有饭吃,那就不认真。江湖是一个非生产型的惯例制度,是一个依附正式制度的寄生体制,概无公平正义可言;江湖没有劳动生产一说,发财靠吃地头,巧取豪夺,坑蒙拐骗,除了害人认真,巴结老大认真,投机钻营认真,其他事情不值得认真。认真与江湖核心价值——混,相抵触。


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拼命干活累得半死没用,我去巴结领导,到头来我捞的肯定比你多,气死你;你做正经生意没用,我做假货比你来钱快,你干瞪眼;贪官污吏则比假货来钱更快,他勒索你,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后,捞不到钱走投无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结伙抢银行,变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那比谁来钱都更快,只不过惶惶不可终日,日子不好过。整个社会,就形成这样一个枭雄、喽啰和混混的食物链,一个江湖强权寄生的生态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


既然那么多人混得人模狗样,认真干活反而没有回报,谁还会认真做事呢?所以,许多人干脆不认真做事。这是做事不认真的主要原因,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穿行于民间,天天看到数不清的街头人群,叼着香烟,跷着二郎腿,终日醉醺醺,目光猥琐,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从中就能找到答案,他们是江湖混子。混子一多,认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国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样,甚至还被人羡慕。


“混江湖”的价值序列:“老炮儿”垫底只算末流?


中国社会里常见一种人,啥正经事儿都不做,也做不来,反倒日子混得不错。通常各地对这些人叫法不同:混子、二混子、老油条、滚友、阿散、拆白党、阿混、混混……大多带一个“混”字,或相近含义的借代字。


问题复杂性在于,中国的混子并非纯混子,而是半混子,边工边混。混子涉猎黑白两道,许多人既拥有正当职业、做正经事,也偷鸡摸狗、坑蒙拐骗。正所谓亦黑亦白,边“劳动”,边投机取巧;三分工作,七分钻营。这些人构成了人群中的庞大灰色地带,譬如农村有乡痞、工厂有“阿混”、商海有奸商、公务员有贪官和“掮客”……各阶层不乏其人。


混,是江湖的基本价值观,是江湖与非江湖在价值背景上的分水岭。作为江湖的价值中心,它的字面含义与实际语义(语义学上所指与能指)之间,发生错位从而产生紧张。在字面上,“混”就是无所事事,与世无争,随波逐流;然而,语义中分明充盈着利益诉求,隐藏着激烈的拼争。一人说“混”,若拿着测谎仪一测,神经肯定不是放松,而是紧张;不是悠悠自在,而是玩阴斗狠。我要混得好,得拿你垫背,非把你搞死。儒家有言:“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江湖擅改之:“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毒”字,就是“混”字背后的那一半。“混”就是“毒”,“混”就是“狠”。


在江湖概念中,“混”不止一种单独含义,背后隐藏着一个价值序列,它是一个多层次开放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模糊概念。以统计学的众数概念(多数人的类型)来分析,一个普通成年男人“混”的含义,依轻重大小可表述为:


财富→权力→个人势力→有头有脸(面子)→传宗接代→天伦之乐→家族势力→吃喝玩乐。


这是隐藏在“混”背后的一条价值链,排序显示其优先性递减,具体到某个人可能有些差别。


混,第一是发达。发达即有钱有势,又以“有钱”最要紧。民间拜年,第一句一定要说“恭喜发财”。有了钱,一应事情都好办——养家糊口,光宗耀祖,面子虚荣,风流倜傥……凡事为所欲为。民谚云:“有钱可使鬼推磨。”


第二是争夺权力。在江湖里,权力不是合法意义的权力,而是群体内人际关系的支配,即个人势力,俗称“地盘”“地头”或“码头”。即便江湖渗进政府,“混个局长、处长当当”,权力的意义也是在谋私,也是在法律范畴之外。有权力,可以坐拥一方,使唤人、吃地盘、纳孝敬、享舒心,不劳而获。在体制外的江湖语义里,权力套现不叫做寻“租”,而是收“税”,俗称“纳孝敬”或“收保护费”。


第三是有脸面。江湖大佬多数出身贫寒,自卑情结与生俱来。这个自卑心态体现在江湖上,就是有对面子事情——“出人头地”“有头有脸”“有派头”的急切渴望。在蔓延于江湖中的急于摆脱自卑的情结中,面子被夸大地置于江湖顶级地位,甚至高于生命。一个江湖混子的面子,比他实际的生存更重要,这种压力催生了“给面子”“捧场”“拉场子”“踢场子”“赏脸”“赏光”等戏剧化的社会现象。


第四是传宗接代。混混们的目的多数是为一个“三部曲”——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如果说江湖混混对一般事情不认真——“随便啦”,“马马虎虎啦”,“混日子啦”,但对于传宗接代这一要务绝对认真。这是决不动摇的信念。江湖混子,上至军阀、帮会把头、江湖掮客、不法商贩、贪官污吏,下至乞丐、拾荒人、卖艺者等等,脑子里都装着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光宗耀祖,回乡盖楼,娶三妻四妾。


第五是享乐。有钱、有势、有面子、有儿孙之余,享乐提升而为生命的主要价值,假若前面的要务得以完成,人生余下部分只剩下享乐。“乐子”有多种,因个人爱好而不同,江湖常见的是“吃喝嫖赌”,或称“黄、赌、毒”。这三样,也是江湖人经营的传统行业。


“江湖”流弊:同沐儒教,中国因何落后日韩?


如果不参考“江湖”因素,仅归咎儒教的罪过,很难揭示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的艰难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难合理解释为什么曾经走过那么多弯路。


实际上日本人口危机比中国到来更早,早在五百年前,也曾萌生过类似江湖的游民萌芽形态——日本浪人,即破产的武士阶层。史料表明,明代滋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约三成属于真正“倭人”——日本破产地主和浪人组成的游民,他们裹挟中国游民、破产农民组成海盗团伙,规模通常达数万人。与中国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蜕变为军国主义侵略性国家,与其制度造成的人口过剩,过剩人口寻求生存出路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边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华儒教影响,尤其受儒学相对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学熏陶,存在类似的家族主义结构和人口激励机制。一旦人口过剩只得寻求海外殖民扩张,寻求新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直至往文化母国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后来,日本最终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没有变成一个制度断层的、混乱无序的江湖国家,关键在18~19世纪日本所处的社会格局,以及后来日本通过商业和资本主义化走过的道路。日本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封建幕府时代,就摆脱了中央集权政治羁绊。有学者认为,恰恰是中央集权与封建分权背景这个分水岭,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不同的命运。


自秦始皇后,中国几乎不再出现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据与权力制衡产生的真空,在近代历史土壤上,容易滋生类似西欧的商业交换因素和资本主义中间机制,从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与资本主义商业。日本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利用商业方式管理政府财政,增强了国力,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资本主义帽子,而是日本社会发展现状已然具备与欧洲相近的历史条件,当权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水到渠成。此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国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和宪法法治,以出口制造业和外贸经济立国,以军国主义做后盾保障经济,以法制管理国内移民问题,以人口与资源优化配置带来生产力进步,无形中消化曾经过剩的人口,从而避免了中国式江湖化的社会瓦解。


韩国也自称礼教发源国,儒教之教化不亚于中国,不能说所谓“吃人礼教”对韩国现代化毫无影响。但韩国现代化时间的起点比中国迟,现代化却走在中国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传统,这让礼仪之邦——中国汗颜。在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公共场合,中国人的坐态站姿、礼貌敬语、行为自控、精神面貌都不及韩国人更像儒门之后。这个事实很值得中国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盘清算不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在“救亡图存”压力下显得过敏和极端?古老儒教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很复杂,未必全属消极,也未必全属积极,也有与制度转型无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礼教”并非造成中国落后于日韩的主因,反观中日韩三国,唯中国的江湖文化氤氲大盛于日韩,已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从世界文化看中国文学和电影,除了江湖武侠还有什么新意?


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源,到底应该归咎于儒教还是江湖?韩国现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说明,儒教即便有负面作用,也并非全盘抗拒现代化。儒教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考量。


但是,没有一种因素否定江湖与近代中国灾难无关。事实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其头脑僵化地继续反“封建”,不如态度端正地重新审视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说,江湖是蜕变的儒教,怎么能说与儒教无关?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儿子。然而,案犯是儿子,与老子既有关又无关。


国人“武侠癖”江湖是母体:《鹿鼎记》道尽江湖颠覆儒教真相


江湖对国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中国人崇拜武侠闻名于世,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武侠背景的功夫电影更打入了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没有武侠崇拜。


有一种浅显的解释,说武侠是中国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侠只是枭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孙武、吴起、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文天祥、林则徐,他们是拿俸禄的。这很关键,拿俸禄说明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维护正式规则,这是非江湖与江湖的界限,是第一个要点。枭雄是谁?是宋江、晁盖、韦小宝、黄金荣、杜月笙、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没人发饷,没朝廷出粮,靠自己去打砸抢,去巧取豪夺。这也很重要,是第二个要点,是靠抢,靠制造社会不公,而不是靠劳动。实际上,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前者是英雄故事,后者是豪侠故事,自古各有流派,各有受众。英雄不打家劫舍,豪侠离不了打家劫舍。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辞,仿佛混淆英雄与枭雄的界限,其实不然,它只说明枭雄和英雄是可转换的,并无绝对界限。枭雄放弃打家劫舍,皈依合法正统,或者创建正式规则,便是王侯,可自称英雄。得了正统,即可收租派税,谁还打家劫舍?譬如刘邦、朱元璋等。


还有一种解释,说国人崇拜武侠是对暴力的崇尚,这话虽沾点边,却不靠谱。论暴力革命,秦始皇、李世民、成吉思汗都是领袖,但这三人与武侠毫无关涉,从未有好事者将之划入武侠。他们是英雄而不是枭雄,是创立政治制度的政治家,而不是体制外的江湖豪侠。


武侠的文化母体是江湖。武侠首先是“侠”,其次是“武”,合而为一为拥有武功的侠客。侠,即是游离体制外的实力人物。武侠是江湖英雄,是江湖文化语境崇拜的偶像,其崇拜者遍及大众。这大众,狭义上是道上喽啰;广义上是被江湖化的普罗大众,是有江湖气的百姓。


拳脚功夫加上义气,是立足江湖的两样法宝。一般说江湖分三教九流,下下等是那些食不果腹、风餐露宿的流浪汉,上上等是混得有模有样、悠游自在的武侠,专以仗义行侠名义打家劫舍。武侠崇拜是泛江湖子民对江湖豪侠的崇拜,是下下等对上上等的羡慕,这是武侠崇拜的由来。


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一个做白日梦的机会,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同属一个精神体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侠,武侠故事就越流行。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清朝比明朝流行,民国比清朝流行,“文化大革命”后比“文化大革命”前流行,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只要正式规则松懈,非正式规则就泛滥;只要非正式规则泛滥,武侠故事就繁荣昌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此呈现负相关。


当然,武侠写家并非都属泛滥货色,也有高明先生,境界直逼思想大师。此非戏言,许多中文系教授不屑于武侠小说,笔者不能苟同。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童话,往褒义说确系如此,背后蕴含精深的道理。譬如,对揭露中国近代史上江湖颠覆儒教制度这一黑幕,凸显两千年来的空前制度危机,当数金庸的《鹿鼎记》最一针见血。


韦小宝这一人物设置,在文学技巧上是对近代中华文明的暗喻和反讽,讲义气、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反而飞黄腾达,美女如云,令人艳羡。它反映了一种高度江湖化的社会伦理和价值结构,只不过普通中国人浑然不觉,“润物细无声”地嵌入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韦小宝的故事揭示了近代秩序江湖化这一事实,江湖秩序颠覆了儒教体系,导致了一系列伦理价值观念的颠倒,产生了“老实人吃亏”“坏人占便宜”的制度悖论。


《鹿鼎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反讽“坏人如何飞黄腾达”。金庸精细地设计了一个人物,处处与儒家准则对着干——“婊子养的”杂种,“有奶便是娘”的混混,一反“温良恭俭让”的心狠手辣,却赢得了人生的成功。这一内含辛辣的反讽,至今尚有诠释的生命力。譬如单位里有人嫖妓被“扫黄”归案,办公室沸扬之间,有同事不但不指责其下流无耻,反倒笑他笨蛋、不长心眼儿,以显示自己更无耻、更聪明,更“韦小宝”。某日,一位官员被“双规”,谴责之声倒不闻,嘲笑之声不绝于耳:太笨了,还敢做局长?


一部《鹿鼎记》,概括了明清以来价值观的江湖本性:笑贫不笑娼,笑笨不笑腐;老实不如奸诈,劳动不如混世。


“江湖”真相:人情是虚拟货币 份子钱从明朝延续至今


大家都知道,货币背后有一套制度,譬如,价格制度定义货币与商品关系,债权制度规定债务关系。假使我欠你100元,这叫债务,如果欠债不还,你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会强制执行。


同理,人情背后也有复杂制度,它的运作在某些方面类似金钱。譬如我欠你一笔人情,这叫人情债,如果长期不还,就要承受人情压力,类似于债务压力,俗语谓:“人情重于泰山”和“人情紧过债”。承受人情债务,你觉得处处低人一头。依据人情“债权优先”原则,被债权人呼来唤去不得表达怨气,因为人家对你有恩,这是你的义务。权衡之下,你觉得还是早点还掉人情更轻松。这个效果,等效于法院判决。唯一不同的是,人情制度没有公布价格行情,对人情多少不作硬性量化,仅靠双方心领神会达成默契。


从这里也可看出,货币经济是公共社会事务,人情是私人关系事务,这是二者的最大分野。


人情操作在基本层面上存在共同模式,先送人情,然后再还人情,二者内含对等交换,简称“一来二去”。其间,逐次、逐项掂量人情价码大小,民间人情的模式十分简单:甲向乙送礼托其办事,乙收礼替人办事。简称:送人情和还人情。人情只管办事,不管法律,只因人情与法律是两个不相干的制度平台,各自为政。而且,诉求人情的事物许多无法诉诸宪政,譬如诉求特权或打政策“擦边球”。


“份子”也写作“分子”,是一个老词,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这种叫法,本身显示凑份集资、群策群力的风气。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便是一例,四处募捐修祠堂,颇有古代乱集资、乱摊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际,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里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结婚,自己心里就发紧。唉,又要破费了,请柬似罚款单。遇着好友办喜事还心甘情愿,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诸如没见过面的亲戚、同学的弟弟、单位管锅炉的临时工,不胜其烦。但是,请柬本身具有制度强制力,效力不亚于交通警察开的罚单,收到请柬的无一例外赶紧凑份子钱。这规矩打从明朝就开始了,一直传到现在。


所谓份子钱,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原本并不局限于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寿、满月、动土、丧葬等等都可以凑份子,但是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份子现象与东亚文化紧密相关,与儒教泛家族主义以及群体取向的社会组织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光中国人凑份子,日本、韩国也有凑份子风俗。


每份份子价码与筵席市场行情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态博弈均衡,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物价水平及民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屡试不爽。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既如此,盈余从何而来?答案是少量至亲好友为了表达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钱作贺礼。比行情多出的钱,在人情语言上意味不同寻常的关系,是造就盈余的主要来源。


反过来,有了凑份子制度,婚礼只能大操大办,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亲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还要风俗做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闽南民间只认“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认法律夫妻和结婚证夫妻。夫妻不管有无婚姻登记,都要鞭炮、排场公示,否则大家就不认他们夫妻。若在农村,没经过鞭炮甚至不给新娘分地。


收钱的主此时当然高兴,热闹有了,排场有了,还有赚头,不亦乐乎?然而,快乐何其短暂,忧郁何其漫长。低头看人情账一五一十地挂着。霎时间笑容烟消云散,手中盈余不够下月凑别人份子。


活的腐败通道:以人情行贿赂


在中国,红色代表吉利。送人的礼金都会放在一个红纸包内,以示祝贺。份子钱只是其中一种,其他人情也都喜欢用红包,比如寿礼、压岁钱……甚至贿赂。所以,红包是礼金代名词,但凡小额礼金送人情,都叫做“送红包”。


但是现在,红包的主流语义发生变迁,现在“红包”特指小额现金行贿。譬如,病人向医生送红包,家长向老师送红包,店主向税员送红包,旅客向列车长送红包,商人向官员送红包……这样的“红包”当然不是合法报酬、正常馈赠或贺礼,而是另有所图,属于权力寻租。但是文化语义的双关性在于,只要他们之间是熟人,那么红包也属于人情,必须以人情规矩操作。所以,红包是贿赂和人情的混合形态。


人情本身当然不是贿赂,而是一种江湖习俗文化,但是现今的中国贿赂已经融入人情。红包演变成行贿,具有社会学上的微妙含义。换言之,有些贿赂被包装成人情往来的传统形式,被钱权交易借用。以人情之名,行贿赂之实。这是中国腐败现象在形式上的特色。作为对比,我们看到西方人行贿通常不用红包,而是向指定账户打款或支付现钞,然后受贿者做该做的事情。因此遵循生意方式,先付定金,事毕付讫。就过程而言,付款与做事大体上同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换句话说,西方贿赂主要是一种经济交易。贿赂,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学名叫“权力寻租”,这是一种理论总结,寻租理论以西方式贿赂交易为背景,贿赂现象在经济上相当于权力租赁交易,用金钱购买权力使用权,譬如项目审批和文件签署。


中国社会也存在这种市场式贿赂,但不是主流。大部分中国贿赂者不会这样“薄情寡义”“不懂做人”,而是竭力把贿赂包装进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在中国,小额贿赂遵循的法则在形式上是人情交换。这样的贿赂看上去与其说像租赁不如说更像是人情往来,与亲戚交际不同的只是数额。对于熟人构成的中小城市权力阶层,贿赂更多是“权力作人情”,尤其是不断的小贿赂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悄悄地融入了传统人情往来,变成关系网运作的部分机制。当然,这种贿赂绝非不图回报,贿赂不图回报是自相矛盾,只是回报不要搞得像买卖那么难堪。最好遵循人情方式,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


贿赂怎样包装成“正常”人情往来呢?


每逢春节,某些地方官员住宅区交通极为堵塞,四乡送礼车辆水泄不通,几成一道景观。年礼多是洋酒、香烟之类,当中也有红包塞在烟盒、酒盒内。红包大小,依对象官阶及其与行贿者交情而定,但各年行情不同。一般巴结孝敬的大概数百数千,有大事相求价码另计。官员依自己职权大小,获得礼金的单价和累计总数各不相同。位高权重者,每数分钟就接待一位,拜年者川流不息,一晚收入颇丰。由于来人多,接待时间也短,来客识趣地把礼物放在不显眼处,寒暄几句喝口水,也就告辞了。此时,往往门铃再响起,下一位在楼下候着。这种人情,一晚上数十万很常见,说它是寻租,却没有明确的回报契约,只是惯例而已。


通过年礼腐败,是中国腐败特有的方式,原因与人情惯例制度有关,与关系网组织模式有关。中国的行贿者总在主观上避免将贿赂当成冷漠交易,极力把它打扮成熟人间人情往来。与此同时,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层不经捅的薄面纱,但是又必须维持,因为这是一种面具制度。


人情贿赂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1)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希望加深双方利益同盟关系,建立持久战略联盟。如果用经济交易方式作贿赂,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就只有交换功能,不具结盟功能。用人情行贿,不仅具有交换功能,还具有结盟功能,提供长期合作空间,提高交易安全,不易败露。


(2)除非避嫌,否则行贿者和受贿者在多数情况下喜欢以朋友名义交往,加强合作互助。这是由小城市社区的熟人特性决定的规律,生活在小城市关系网络社会,各色居民相互依存,不仅别人求自己,自己也求别人,平民求官员,官员也求教师和医生。如果对方有交换资源,受贿者也可能免收贿金,而将特权当人情放出,将来再求收租。其诉求并非金钱,而在交易合作。因而,人情贿赂比商业贿赂更加具有可塑性,外延形态更丰富。


(3)人情可以调和利益与义气,熔于一炉。既讲义气又得了利益。俗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双方有意做哥们的背景下,又要得利又要做哥们,做法上有冲突。光做朋友不得利,傻;光得利不讲哥们,难混。在江湖中,做朋友讲义气,帮人不计酬报。而受贿的本质是寻求回报,不能白帮人。以博弈论解读,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它的均衡解就是把讲义气纳入讲人情,也把贿赂纳入讲人情,这样就找到人情这个恰当的均衡点。有了这个均衡点,交情、利益各得其所。盖因人情中既讲义气也讲偿还,偿还可得眼前利益,义气着眼长远利益。


内容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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