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

2016-05-23作者:朵渔, 著编辑:招招M

1849年4月23日凌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回到家里,刚躺到床上,朦胧之中,房间里似有人影晃动。不是在做梦吧?他微微睁开睡眼,看到床前站着两个人:一位红胡子警长,一位蓝制服沙俄宪兵中校。


“快穿衣服吧,我们可以等你一会儿。”中校说,“我们是奉上谕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镇静地穿好衣服,在女房东惊惧的目光中,随警长走出房门。他被带到了位于枫丹卡大街的“第三厅”大楼,在那里,已有不少参加“礼拜五聚会”的同道被拘捕在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控犯有自由思想罪,在对待君主和祖国的态度上有越轨行为。“我并不害怕这种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公开地谈论了一些别人认为有义务沉默的事物,但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现呢?我的罪状在于我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信,是的,我是宣读了。但谁能说得出我更倾向于哪一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


无论他倾向于哪一方,调查此案的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夫采夫将军认为,既然被抓进了监狱,那就证明有罪,还审什么审,直接判刑就是了。他是个大老粗,沙皇的宠臣,认为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判决书很快就下达了,军事法庭认定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罪,“剥夺其职位及一切财产,并着即将其枪决”。总监察官建议将枪决改为“流放要塞服苦役八年”。尼古拉一世对总监察官的报告做了最后批示:“流放四年,然后贬为列兵……但赦免的决定要在准备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宣布。”


1849年12月22日上午7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被押上警察局的马车,驶向谢苗诺夫校场。在“预备……瞄准……”的口令下,身披殓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哥哥,我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失魂落魄!”在与死亡狭路相逢后,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他在等待流放生涯的到来,“在哪儿活都是活。活要活在我们自己心里,而不是受外界条件所左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9年3月得到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那封公开信的抄本的。在此之前,他虽有听闻,但未得亲见。4月15日,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为大家宣读那封公开信。诗人迈科夫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神情,“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苏格拉底临死前面对朋友那样坐着,穿着一件衬衫,敞开领口,口若悬河地大讲……”


在当时的听众里,有一个年轻的小公务员叫安托涅利,正是他的告密,将整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送进了沙皇的第三厅。沙俄宪兵首脑、掌管第三厅的杜别尔特将军,与别林斯基、帕纳耶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等自由派青年,都是“老相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读那封公开信的时候,别林斯基已经去世将近一年了。


别林斯基


1848年5月28日,彼得堡的上空笼罩着乌云,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好友雅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别林斯基死了。当天夜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一种被时人认为“神圣”的怪病,据说历史上一些伟人如默罕默德、拿破仑都得过)严重发作。别林斯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恩人,当他还是个20岁的年轻人,刚刚写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就被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宣布为“天才”,“另一个果戈里”。“一个二十岁的人,您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把握了、认识了这个真实,这是老天对您的恩赐,您要珍惜这种恩赐,要无负于这种恩赐,您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面对如此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要晕了。要知道,在文学的王国里,别林斯基就是沙皇,“他只消用沙哑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上两句,仿佛对学生上课似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别林斯基,这位生于落后省份一个偏远乡间的肺病患者,虽家世寒微,所受教育亦粗陋贫乏,却凭着他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人生理想,成为他那一时代影响力最大、声音最激越的火热的道德家,批评家,一个“时代的萨伏那洛拉”。以赛亚•伯林在其名作《辉煌的十年》中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俄国前卫青年,诸如巴枯宁、赫尔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果戈里,哲学家卡特科夫、别德金,散文家科尔什,玩票的富家青年包特金、巴纳耶夫、奥加廖夫、加拉霍夫,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均一时之俊彦,“但诸子之上,巍然耸立着批评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在教育与品位上的缺点,尽人皆知;他貌不惊人,散文风格亦多可憾之处。然而,他成为他那时代的道德与文学独裁者。”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他的影响力所及,可谓妇孺皆知。


1856年,著名的斯拉夫主义两兄弟之一、对别林斯基并无好感的阿克萨科夫游历俄国乡镇后不无沮丧地发现,“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位在乡下生活的龌龊沼泽里渴求一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乡下教师无人不知别林斯基写给果戈里的信。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者的人、诚实的医生、不惧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了不起的天才,坐头把交椅的批评家,思想界的巨子”,经常要通宵达旦地写作,却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唉,”他说,“夜里头要是冻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别林斯基去世后,他的丧葬费还是朋友们凑的。大家用抽签的方式购买了别林斯基的全部藏书,全部收入留给了他那因贫极、孤独而娶的非偶之妇和幼小的女儿。屠格涅夫还将别林斯基的女儿收为义女,答应抚养她长大。只有第三厅的头目杜别尔特将军略感遗憾,“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烂掉的。”别林斯基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正当盛年,却过早的耗尽了自己。


1842年,年仅24岁的屠格涅夫就与别林斯基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经常在一起激烈交谈、争论,通宵达旦。别林斯基因患肺疾,脸色苍白,极易疲倦,通常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在人前也显得突兀、局促、笨拙,有点自闭倾向。但与朋友们在一起时,又令他兴奋、迷醉,经常彻夜高谈,毫无倦意。有一次,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聚谈之后,别林斯基突然叫了起来:“怎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是否有上帝存在,你们就想吃晚饭了?”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这位富家少爷性情随和,身体健康,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天生的情种,一生离不开爱情和女人。虽然经常一副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样子,但一看便知是那种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贵族子弟。年轻时,他也曾对别林斯基深为服膺,别林斯基曾说:“我们这时代切望信念,对真理如饥似渴,辗转苦求。”屠格涅夫对此呼应道:“有些时代,文学不能只谈艺术性,有些比诗更高的利益。”当托尔斯泰向他提议创办一份“以纯文学与艺术为主”的期刊时,屠格涅夫答复他,当今时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是“树上清歌的鸟”;“你讨厌这片政治泥沼,不错,这玩意儿龌龊,一派污尘,俗劣,但是,大街上有脏东西,有灰尘,而我们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市镇。”(1858年致托尔斯泰)


但屠格涅夫在本性上并非一个坚定的道德主义者,更非狂热的政论家,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赫尔岑眼里,他是“亲切热络的老友,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软弱的盟友,一枝太容易随风屈服的芦苇,一个积习难返的妥协者”。这种人不易产生激情,且会情不自禁地在某种程度上倒向对手的观点。屠格涅夫说他这一生什么也没干,除了恋爱、旅游、打猎和写作。屠格涅夫家的庄园里住满了听凭少爷摆布的女奴,屠格涅夫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她们身上初尝了男女之事。他曾追求过巴枯宁的妹妹达吉雅娜,追求过少女萨维娜,但都止于精神之恋。他一生追随女歌唱家维亚尔杜夫人,可以说苦苦追随了一生,“像一条被人逐出的老狗似的东游西逛、到处飘零”。他虽是个情种,却一生未婚,只跟一个女裁缝生了一个私生女小彼拉盖雅。“结婚吧,年轻人,”他在晚年写道,“你们想象不出光棍汉的晚年是多么凄凉。”他在爱情上花费了太多功夫,连托尔斯泰都感到惊奇。“我决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深挚地爱着。”托尔斯泰在巴黎见到屠格涅夫时,屠格涅夫正毫无希望地追随在维亚尔杜夫人身边。屠格涅夫在晚年曾对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已不再写作了,原因是他不再有恋情了,而他从来都是只有在爱的时候才能写作的。


屠格涅夫对待政治像对待爱情一样,肤浅,游移,用情不专,不易产生深情。1848年巴黎街头暴动那一天,他虽身在巴黎,却只记下了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叫卖椰子和雪茄的小商贩所持的冷漠、超然的态度。革命的失败让他的许多朋友沮丧不已,他却对此无动于衷。“谁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他说,“历史证明恰恰与此相反。”以赛亚•伯林在评价屠格涅夫时说:“的确,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让你疑惑他偏爱谁、谴责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来不掩饰他认为得救之路何在。这几位伟大、痛苦的拉奥孔里,惟屠格涅夫始终细谨而存疑;……他不曾具体任何清晰的原则,没有鼓吹任何教条,对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可恶的问题’不提任何万灵药。”


1847年初,别林斯基终于准备动身去欧洲疗养。在此之前,他刚刚离开为之付出六年心血的《祖国纪事》杂志,转投帕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在为文学包工头克拉耶夫斯基卖命的六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痛苦的时光,“我将为这个杂志而死,我要将《祖国纪事》放进我的棺材当枕头。”短短几年间,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却也耗尽了他全部的能量。他不但遭受着经济上的盘剥,还要在精神上承受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物质上的匮乏,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使他的身体油灯一般耗光,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几番犹豫之后,他决定去欧洲疗养,也许欧洲久负盛名的温泉和德国的医学教授们还能妙手回春。旅费是朋友们凑的,主要的一笔钱来自赫尔岑。


赫尔岑最后一次见到别林斯基,是在1847年秋天的巴黎。“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给果戈里的那封公开信。


别林斯基的朋友安年斯基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对当时的情形有着更为清晰的描述:


……疗程即将结束,我们不久也要离开萨尔茨堡。别林斯基觉得自己好多了。咳嗽减少,夜里也睡得比先前安稳了。他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住在偏僻的地方太闷气。几乎就在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到巴黎去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果戈里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与友人书信选》的出版给他招来很多麻烦,他并不期待我的赞许,但仍然想听听我对这本书的真实看法,一个没患傲慢病和自我崇拜症的人的看法……在信的结尾处果戈里突然提到别林斯基,并顺便向他致意,同时还附了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信。果戈里在那封信中责备别林斯基在《现代人》第二期上对《书信选》的火气太大……


果戈里


1831年,出生于小俄罗斯波尔塔瓦省的小镇青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结束了自己毫无生气的小职员生活,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


在22岁那年,他遇到了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随后,他发表了鬼气森森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25岁那年,他被文学界的朋友推荐为圣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为了偷懒和掩饰学识的浅薄,他讲课时常在面颊上缠条绷带,以示颌部肿胀,不便讲话,然后给学生分发些古罗马废墟的小照片。在大学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辞职。“我们,我和大学,互相唾弃而分手。我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哥萨克人。”


随后,是讽刺俄国官场的新剧本《钦差大臣》的公演,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相当怪异:“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里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果戈里有点受不了了,他决定一走了之。此后十年,他一直躲在国外生活和写作,直到1842年《死魂灵》出版。


别林斯基就是将果戈里捧上天的批评家,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别林斯基刚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时,果戈里就是他最为关注的作家。如果说别林斯基以七篇雄文奠定了普希金“民族大诗人”的地位,他写给果戈里的笔墨丝毫不少,甚至在篇幅上还有胜之。仅1842年一年,别林斯基就发表了5篇评论《死魂灵》的文字。别林斯基最为推崇果戈里作品里表现出的“人民性”,认为果戈里的创作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标志。面对别林斯基的推崇,天性温和、性格内敛的果戈里认为,与其说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战斗性和批判性,不如说是善意的讽刺,是“含泪的笑”。他不愿意被作为一个斗士看待,他的政治理念更接近温和的民粹主义路线,赞成温和的改革与改善。为此,他准备着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从正面来描写俄罗斯,以期对第一部进行必要的矫正。


第二部的写作进行得极为不顺,他不得不四处出游,想寻找健康和灵感,但什么也没找到。1847年,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意图“把它当做一个标准,让读者具备适合接受《死魂灵》续篇的情绪”(纳博科夫的猜测)。这部书甫一出版便招致骂声一片,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部反民主、反自由、为古老的家长制、农奴制张目的“坏书”。书里充满了对俄国东正教宽容精神和信仰力量的推崇,在对待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态度上貌似骑墙,实则更倾向于斯拉夫派。“这简直就是历古以来用俄语写的东西中最古怪和最富有教益的书!”别林斯基在给《现代人》的文章里说,这本书的作者简直不是他所熟知的那个果戈里,很难让人相信一个拥有巨大才能的人“也会像一个最平庸的人一样蹉跌”。果戈里分明走上了一条歧途,“在这条新路上,等待他的是无可躲避的摔跌,在这以后,要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就不大可能了……”


安年斯基将果戈里的来信读给病中的别林斯基听。起初,别林斯基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当看到果戈里写给他的那几行文字后,突然变得怒不可遏,说道:“他不明白别人为什么生他的气,应当对他讲清这一点——我得回答他。”


接下来,重病的别林斯基开始在疗养地写作那封著名的公开信。


一连三天,别林斯基洗完温泉回来后,没上楼到我的阁楼里来,直接到他临时布置的书房里去。这几天他一直沉默寡言,精神集中。每天早上喝完摆在他书房的那杯必不可少的咖啡后,便穿上夏季常礼服,坐在小沙发上,伏案写信,一直写到中午一点钟吃饭的时候。午饭后他不工作。他用三个上午就把信写好了……这期间他还常常激动得不能执笔,仰靠在沙发背上休息。其实这封信的写作过程相当复杂。别林斯基先用铅笔在各种纸片上打草稿,然后再把草稿誊写得工工整整,然后又抄了一份底稿自己留下。看得出,他把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仿佛他已经理解到,他在编写一份超出私人通信范围的文件。


信写好发出之后,他们便开始朝巴黎去了,在那里,他们的朋友赫尔岑正在酒店等着。别林斯基在巴黎的房间里给赫尔岑朗读了那封信,赫尔岑听完后,悄悄溜进安年斯基的房间,低声对他说:“这是天才之作。我想,这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


别林斯基在信中劈头便说:“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缘上……”的确,果戈里竟然鼓吹农奴制度为神义所授,谓其基础与其余俄国建制一般不容动摇。他甚至在书中教导地主如何对待农奴,说读书对普通百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使别林斯基简直出离愤怒了。


在他看来,俄国民众受沙皇专制压迫、受教会制度愚弄,已经够其不幸了,人们只有在文学中、在书籍里还能稍微透口气,找到冲决压迫的出口。他们把俄国作家看做他们唯一的代言人,使他们不受专制政治、政教和国粹主义摆布的保卫者和救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作家的称号是这样令人尊敬,为什么甚至是一个才能不大的人文学上是这样容易获得成功的缘故。”作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怎么能放弃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在书中满口胡言呢?可以“原谅一个作家写得不好的书,却永远不能宽恕一本极为有害的书”。别林斯基在信的结尾劝告果戈里:“您曾经不幸带着一种骄傲的谦逊否定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应当带着真诚的谦逊否定您最近的这本书,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来赎取让那本书出版问世所带来的沉重罪过。”


收到别林斯基的信后,果戈里又回了一封信。别林斯基抱着同情的态度读完了回信,只说了一句话:“语言怎么这么混乱。不错,他在那一刻必定是很不幸的……”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朵渔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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