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跌宕人生 因一事毁政治声望

2016-05-31作者:关河五十州编辑:郭超

三句话推倒了清家皇上?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联合四十六名北洋将领,由他亲自领衔,向北京发出了主张共和,奏请清帝逊位的通电。电文系徐树铮手笔,洋洋近千言,其主旨是撇开已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让清廷将政权直接移交给袁世凯。


段祺瑞的逼宫电洋洋洒洒,到段府家人嘴里,就被归纳成了言简意赅的三句话:兵力单薄,粮草缺乏,清家皇上你快退位吧!


段祺瑞的“三句话”一出,犹如给清廷下了一道催命符。京城亲贵们人人为之震恐,就连良弼也发出哀叹:“现在除共和外无别路。”


就在清廷收到逼宫通电的当天,革命党人对良弼发起刺杀行动并取得成功,这位反对共和最卖力的亲贵被炸弹炸成重伤,两天后毙命。至此,亲贵们不但是怕,而且是要逃了,他们纷纷前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避难,不能走的只能拉下脸来央求袁世凯派兵保护。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情势下,隆裕太后接连召开两次御前会议,并且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决定让清帝逊位。消息传到冯府,冯国璋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慨,他用感叹的口吻对随员们说:“唉!皇族甘愿退让,我们今儿还给谁打?这样一来,大清国的江山就算完啦!”


虽然隆裕太后已做了逊位的决定,但在包括恭亲王溥伟在内的几个近支王公的坚持下,清室还想尽量拖延时日,以待变化。


在段祺瑞的逼宫通电发出一个星期后,清帝退位的诏书仍未正式下发。为免夜长梦多,段祺瑞下决心采用靳云鹏的第三策,即使用武力,胁迫内廷宣布共和。1912年2月5日,他联合第一军八名协统以上的将领发出代奏电,指出共和国体已成时代潮流所向,可是现在却因为“二三王公迭次阻挠”而无法顺利实施,结果导致了“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的局面。


电报发出之后,段祺瑞真的将自己的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保定,做出了要率兵入京的姿态。


2月6日,袁世凯召集王公大臣,把代奏电交给他们传阅。看完这份明对“二三王公”,实对清室的兵谏式通电,人人都相顾失色,噤不敢言。只有恭亲王溥伟愤然骂道:“本爵因朝廷愿让政权,已署名认可,何竟指为败类?祺瑞此电,逼迫太甚!”


虽然他这话听上去还算有点勇气,实际也是色厉内荏,已无半点招架之功。溥伟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敢再对清帝逊位说三道四了。于是会上就拟定了赞成共和的长电。


除了硬的一手外,袁世凯、段祺瑞还有软的一手,这就是南北代表所共同商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尽管王公亲贵们对拱手让出江山和特权仍心有不甘,但他们更怕段祺瑞带兵入京,导致最后连优待条件都得不到。2月11日,隆裕太后承认优待条件,第二天便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退位诏。


共和之局至此大功告成。毫无疑问,段祺瑞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他所领衔的前后两份主张共和的电报更为许多人称道,“一造共和”的赞誉也由此而生。


“六不总理”真清廉 力拒德公使贿赂

段祺瑞在成功地阻止张勋复辟,再执国政的时候,“一战”形势更为紧张迫切,对德宣战已刻不容缓,协约国驻华公使以及日本也再度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做出相关决定。与此同时,德国人则试图劝说段祺瑞,让他不要对德宣战。


德国公使特地来段公府拜会段祺瑞。他先牵连旧情,谈到“贵总理三十年前在敝国军事学校读书,又在克虏伯炮厂实习,对我国素抱亲善宗旨”,随后便转入正题,请求段祺瑞在“国际大战方酣,胜负未定”的情况下,继续过去对德的一贯亲善精神,纵然一时绝交,也不要再宣战。他还说,如果段祺瑞能够这样做,对中德两国均有利益,云云。


德国害怕中国宣战,从而加速其失败的命运,德国公使代表政府出此言行完全可以理解,让段祺瑞感到气愤的是,对方还有接下来的一出。


只见德国公使突然让随行的德华银行经理取出支票一张,上面已填写了百万巨款。他一边把支票放到茶几上,一边说道:“贵国政府同贵总理现在需用款项之处甚多,区区之数,略申敬意。”


在北洋系中,段祺瑞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为政廉洁,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冯国璋的“民元公债票”,他是绝不会从中沾染半点的。


段祺瑞自认高洁之名声播中外,没想到德国人情急之下,居然还把他作为贿赂的对象,这无异于对其人格人品的一种侮辱。当下他便板起脸,大声答复道:“贵公使适才一段话,站在贵公使立场,我不能说你的话不应该说,但是你的做法是荒唐的!”


接着,段祺瑞又针对公使话中的破绽进行了反驳:“我过去在贵国留学,那是个人的事,素抱亲善也是过去的政策。这次酿成全世界大战,是贵国皇帝穷兵黩武,有吞并全世界的野心,是犯众怒的狂举。”


在说明德国乃咎由自取后,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对方,作为中国的总理,从中国的利害关系出发,他坚决主张加入协约国,“不唯绝交,即日将对贵国宣战”。至于公使对他的贿赂——“馈赠恕不能接受,支票请收回。”


段祺瑞义正词严,德国公使被驳得面红耳赤,只得拿着他的支票唯唯而退。


送客之后,段祺瑞犹有余怒。鉴于复辟期间国会议员星散,已不足法定人数,他迅速以国务会议通过总理负责的方式,推出了对德宣战案。1917年8月14日,冯国璋以总统令的形式予以公布,中国正式对德宣战。


一个月后,协约国公使团对中国的参战做出回应,同意德奥庚子赔款永远撤销,协约国方面的庚子赔款停付五年,停付期内不加利息。这对长久以来饱受庚子赔款拖累的中国财政而言,无疑意义重大。


三枪架一帽的尴尬 因何彻底得罪国民党?

1924年11月15日,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发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祺瑞与作为临时过渡性质的摄政内阁完成交接,正式在京就职。不用大总统或大元帅,而以“临时执政”的名义主政,是章士钊的主张。之所以要采用这一制度设计,主要还是吸取了以往“府院之争”迭起的教训,于是索性将总统、总理的权力合二为一,全部收归“临时执政”所有。


没有本系实力作为后盾,就算是有再精妙的制度设计,也无法按个人意志行使权力。不仅张作霖对中央事务有插手欲,冯玉祥也同样不遑多让。当时的报纸什么都敢登。北京报纸就刊登了一幅漫画,在图上的三杆步枪交叉架上,有一顶写着“临时执政”字样的军帽,意思就是说段祺瑞是由冯、奉、直三大军事势力捧上台的,他不但不能得罪冯玉祥、张作霖,连长江各省直系的脸色也要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虽然政见不合,但段祺瑞总体来说对孙中山是尊重的,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出席国务会议,听闻后立即宣布散会,除派人到孙中山行辕吊唁外,还批准内务部所议,对孙中山采用国葬的方式下葬。


反而在京的国民党中执委认为在广东有己方的政府,不能承认北京政府所做的决定,因而拒绝国葬,只同意采用国民葬礼。


到了孙中山发丧公祭的日子,根据原定安排,段祺瑞本来要亲临吊奠,他也已经穿好大礼服,准备登车前往。这时京师警察总监朱深来段公馆报告,说他刚刚由设祭的中央公园赶来,并且说他已侦听到,国民党人将在段祺瑞设祭时施以非常手段。


曾毓隽正好也在段祺瑞身边,他不相信朱深所说,认为太过离奇,不足为信。朱深赌咒发誓他所说的都是事实,乃至于声泪俱下。其他人见状都站到了朱深一边——且不说朱深吃的是警察饭,没有确凿证据,不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撒谎。即从早期国民党人的处事风格来看,刺杀乃其家常便饭,未必就不会有国民党人因孙氏的去世而迁怒于段,从而做出极端之事。


当然,也很有可能朱深只是神经过敏。可是试问,段祺瑞若真的去主祭,谁能确保他绝对安全?


就在公祭前两天,段祺瑞又正好足痛症发作,于是他便以腿脚肿胀,不能穿鞋为由,临时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主祭。汪精卫、李烈钧等国民党人本就对段政府心存种种误会,见此情景,更令他们大发雷霆,认为段祺瑞是有意托故不来参加。李烈钧公开大骂段祺瑞,说是“死总理吓倒了活执政”,前来主祭的龚心湛也被禁止从中路进入灵堂。


段祺瑞失去了与国民党恢复情感联系的最后一次机会。至此,段政府与国民党的关系完全破裂,国民党表示坚决不会再与段合作。


三一八惨案:砸碎段祺瑞政治声望的致命一锤

国共两党当时为反奉倒段,采取了联合冯玉祥及国民军的策略。冯玉祥则密嘱鹿钟麟对运动加以保护。这样在国民军控制下的北京,由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便日益高涨,而且都将矛头集中指向了奉系和段祺瑞执政府。


段祺瑞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于是决心辞职。1926年1月6日,段祺瑞让人拟好了辞职电稿,但电文尚未发出,各报就已刊出内容。有的幕僚就趁势劝他不能示弱,段祺瑞性格耿直好强,也便将电稿收回,不再提辞职这件事了。


这时的执政府已形同虚设,政令不但出不了北京城一步,就连执政府的大门都出不了,段祺瑞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用于诵经、下棋。虽然他表面上显得十分悠闲安详,但其实忧心如焚。


3月17日下午,北京各民间团体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联席会议,决议在天安门前举行大型请愿活动,要求执政府驳回八国公使向执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即“停止天津、大沽口一带的战争,撤除对大沽口的封锁”等),并驱逐八国公使出京。


执政府的卫队旅旅长宋玉珍年近六十,且身体又不好,具体事务方面主要由参谋长楚溪春负责处理。楚溪春就在这一天接到了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将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当时所在地)和执政府门前请愿,卫队旅被要求到时分别在这两个地点严加戒备。


卫队旅名为一旅,实际仅有两个步兵营和两个机枪连。部署时,规定前几排的士兵不准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殴打;中间几排的士兵可以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面几排的士兵才允许携带武器。


1926年3月18日上午,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首先到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国务院门前请愿。游行队伍公推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名代表,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


当时段祺瑞在吉兆胡同,贾德耀已匆匆躲开,卫队便答复说二人均不在。这一答复引起群情激愤,众人高唱着《国民革命歌》和“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向执政府冲去。


据在场的上尉军械员邱霖说,当游行队伍冲击执政府时,学生用带着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并且痛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这时士兵还能遵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规定,只是一个劲儿地被迫后退。


眼看着学生就要冲进执政府的大门,负责指挥警卫的王子江从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急忙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的本意是让士兵朝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开始士兵也确实是向空中鸣枪的,但是并未能够吓退游行人群。游行队伍中还有组织者大声喊道:“不要怕呀!是放空枪,不要怕!”


人浪继续往前涌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卫队终于失控,他们竟然向游行队伍实施了平弹射击!


铁狮子胡同地方狭小,游行队伍人多拥挤,无法卧倒或躲避,顿时血肉横飞,陈尸遍地。现场气氛恐怖,惨不忍睹。


得知学生伤亡惨重,段祺瑞甚为伤感。在听李鸣钟、楚溪春分别报告情况后,他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才发生了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今后要特别当心,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


不过在楚溪春后来的描述中,却提到段祺瑞正在家里和吴清源下棋,而且他还声色俱厉地对李鸣钟大声说:“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如果不能,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又让楚溪春转告卫队士兵,说自己不但不会惩罚他们,还要赏他们,“这一群土匪学生……”云云。


实际上,吴清源早在前一年夏天就去了日本,和段祺瑞在北京下棋的可能性为零。“声色俱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正是段最弱势的时候,李鸣钟直接代表冯方,他哪有那么大的威风训斥对方?同样的,尽管段祺瑞始终反对学生游行,可是无论从他每日吃斋念佛、时时反省早年杀生行为的举止,还是由一个成熟政治家对后果的本能预判上,他都不会对楚溪春说出那些不近情理的狠话。


段宏纲彼时就在段祺瑞身旁,他对此进行了坚决否认,认为完全与事实不符,而从楚溪春的立场分析,之所以要这么说,不外乎是想推托自己在此案中的责任。


据中国济难会调查,游行学生群众共死亡四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二人,四十人受重伤。李大钊、陈乔年等中共北方领导人都在惨案中受了伤,当然这里面最著名的死难者还是女师大风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刘和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司法部、高等法院、陆军部组成联合机构,对该案进行会审。由于段祺瑞、贾德耀均未下达过开枪命令,被认为无直接责任,法官便召楚溪春到庭作证。


楚溪春为了让自己和部下不负罪责,出庭前专门开会让众人搜集游行学生的“罪证”。比如找来几支旧手枪,就说是学生们的凶器,找来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则说是学生要拿来火烧执政府。指证是学生先开枪,卫队旅乃被迫自卫。


法官听取证词后便以此结案,卫队旅官兵从上至下均未受到处分。到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段祺瑞及其执政府,他们受到了全国的一致声讨,知识界、教育界更是同仇敌忾,纷纷予以谴责。鲁迅连写多篇杂文进行声讨,《纪念刘和珍君》即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杂文中,鲁迅称惨案发生当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执政府“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


在从政的几十年前,段祺瑞的社会声誉不是没有经历过如同过山车一般的起伏跌宕,他曾因“三造共和”而到达顶峰,又因“亲日”和对日借款不断受损,其间也是曲曲折折,既有下落,也有回升。


“三一八惨案”厉害就厉害在,它是直接一锤子将段祺瑞砸落谷底,老段的政治声望和资源几乎全部都被砸碎了。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关河五十州
出版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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