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 | 考据癖

2016-05-31作者:吕妙芬编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理学硕士。曾任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历史系、所教授,现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致力中国历史上儿童生活与健康问题研究,近年发表相关中西文论文数十篇。

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节选)

作者 | 熊秉真


母亲,建构的回忆


近代的中国母亲,正如其他传统社会的母亲一样,是美德与苦难的象征。这一点唯有她的亲生孩子最能理解。


她的儿子与女儿见证了母亲每日的操劳,但是儿子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他可以向母亲表示同情和感激,并且用自己的成就解救母亲所受的苦难。


在中国明清时代,儒家的孝道使儿子们可以并必须在感情上和实际行动上终生铭记母亲的关怀、奉献和不幸遭遇。因此,这种亲密且互相仰赖的母子关系,在中国明清时代的性别与家庭角色特殊建构的背景下,呈现了特别重要的面向。


明清时期的情况又更复杂了,因为小男孩认为是其“母亲”的那个人,并不一定指的是他的生母。一个由第二任太太或妾生的小孩,他正式或法定的母亲,称作嫡母,是其父第一个明媒正娶的太太(虽然她本身可能没有生育)。


这些嫡母时常参与这名孩子的日常教养,实现作为一名母亲的社会角色,因此可以如同孩子的生母一般,进一步期待孩子日后的报答。从许多明清男性的话语与行为中,我们发现,对他们意义最深远的是他们的嫡母,也就是“正式的母亲”。


在历史文化上,嫡母与她“法定儿子”的关系,或是继母与继子的关系,强化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信念,那就是母职可以是生物链结下的产物,也可以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一种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女人在生活中经常必须透过男人来表现自己。而唯有她的儿子,可以让她的声音被听见,让她的行动被称许。她必须依靠自己作为一位贤妻,尤其是作为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母亲角色,使自己在社会上留名。


袁世凯和母亲


当一名好母亲,会让她的孩子记得,若是儿子有出息,还会获得公众的认可。我们之前用来查照母亲生活片段的资料,几乎都是出自她们儿子事后的回忆。


事实上,大多的妇女传记材料并不只有男性观点的记录,还有很多是从儿子的角度写下的事迹。因此,这些叙述中往往带有高度充满感性的内容。


当我们读到儿子所记录的母亲,想到他们个人对母亲的亏欠时,很明显地,这些记录呈现的就是一种建构的回忆。


母亲的形象


在儒家思想盛行的中国,孝道重于一切,亲戚、仆人、邻人可能都会不断告诉那个儿子,他的母亲为他吃了多少苦,就为了把他培育成人。而母亲自己的作为,影响力更甚于他人,在她不断地重复提醒儿子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也提供了儿子建构自我记忆的基本素材。


我们发现母亲的世界充满艰苦与悲情,生活里没有愉悦与快乐。近代中国,已婚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必须扮演挑起家庭重任的角色,但很少能有愉快的成就感当报酬。


在这些资料中,大多数都属于儿子对女人与她们孩子主观认定的叙述,而少有中国妇女的生活被真正客观描述的事实。


坚贞苦难的一生是母亲与她的儿子希望旁人记得的形象。许多的悲惨事例的确也能彰显她本身的德行。因此,在妇女的传记文学中,她们的儿子用操劳、痛苦、疾病与死亡记录她们。


事实上,虚弱病危的母亲也形成纪念性文章偏爱的一种主题。清朝中叶的经学家俞樾记载,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三天后就患了重病。“母姚太夫人产后三日大病,几危,至二十余日未离床褥,将弥犹扶病拥衾而坐,自制儿冠。”


陈衍生于1856年阴历四月八日,出生前数月,他家迁入龙山下位于城东北的北井楼。刚迁入时,荒芜的后院里荆棘满地,杂草丛生,还有榛树的壳。


他的母亲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怀着身孕,坚持要亲手清除荆榛,伐树以供柴薪,不久就生下陈衍。但是4个月之后,母亲开始有了病征,经常晕眩,昏厥在地。


一开始她昏倒时,陈衍的父亲由于略知草药,能够往她喉咙里强灌进一种刺激性的汤药,使她苏醒过来。但是经过几次发病,很快地,她的乳汁枯竭了。而当时家里很穷,无力为婴儿雇奶妈,只得由他的几位姑姑用稀饭喂养这个才4个月大的婴儿。


除了卧病在床的母亲,许多文章还描述了濒临死亡的母亲。例如,晚明思想家李贽(1527-1602)的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后就去世了。


康熙时期的官吏黄叔琳(1672-1756)七八岁时丧母,不久父亲也过世,只得由他后母的兄弟收养,他本姓程,后来随着养父改姓黄。几十年后,他仍能回忆起和亡母在一起的日常情景。


一日,他站在门口,看见几位学生前来拜访他的父亲(当时他的父亲担任曲阳地区的训导),但那天他父亲恰好不在家。叔琳鼓起勇气上前招呼他们,发现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然后,他就像个大人一样,走进屋去告诉母亲为客人们备饭。那一年他6岁,再过一两年,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许多人回忆起他们母亲的美德,她们富于牺牲的精神,与她们逝世时悲惨的处境。清朝中叶的进士梁章钜(1775-1849)的母亲死于1784年,当时他10岁。从他4岁起,母亲就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根据他的记载,她是位孝女,未嫁时曾有过割下手臂的肉治疗父病的孝行。


许瀚(1797-1866)生于山东省日照县的乡村。小时候,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样放牛。当他的母亲去世时,他只有9岁。日后,他于《家祭文》中回忆母亲逝世前的悲惨日子。他的父亲屡参加考试不中,只能以教书微薄的收入为生。


1805年,他的母亲患病时,他家被迫与伯父分家产。分家产这件事带给他患病的母亲很大的打击,“与叔父析箸,吾母旋逝矣”。母亲逝世的那一天,他父亲恰好又一次应乡试到省城去了。许瀚回忆:“吾父应试在郡,星夜归,而吾母盖棺已数日。”


心理与社会遗产


从母亲的生命中,男性第一次了解到妇女所受的不公平对待,以及中国社会的病态。一代又一代的儿子们都不能忘记他们受苦、受病痛折磨的母亲。


他们最终决定通过自己的言论、行动,把自己的个人感情公之于众,让大家都来思考:传统家长制、等级制、专制集权的政权有多么黑暗,有多么压抑。


16世纪的学者归有光写出各种体裁的文章,怀念他深爱的母亲。她操劳一生,在他8岁时就早早去世,这是一名已婚妇女辛苦却不完满的一生。归有光进一步写文章抨击“贞女守节”,这是他从那个时代妇女的生活中看到的一种社会暴行。


归有光


几世纪以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先驱瞿秋白(1899-1935)则承认,他母亲的自杀使他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可憎。他的母亲在一个苦寒的冬日服毒自尽,从他母亲悲剧的命运,他开始了解到传统社会是如何把许多人逼到贫困和绝望的境地。


陈独秀在他的自传开头就想让人知道“我出生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接着再描述其寡母的不幸生活。


孤儿寡母似乎特别容易遭受到生活及社会的不公对待。儿子年轻时,和母亲一同忍受着生活及社会的种种压力。当他长大,完全可以理解,他会觉得有责任代表他的母亲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因为他深深体会到母亲的声音与行动是如何被这个社会剥夺的。


在传统中国的性别关系中,母子之间感情的联系就是建立在童年亲密的相处间。在这层关系中,儿子不仅深切体认母亲命运的细节,也会把自己与母亲的悲苦连在一起。


儒家所说的孝道要求儿子永远对母亲保持绝对忠诚。母亲有充分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儿子进行更多的投资,并期待或要求他们长大以后能给她忠诚的报答。怀念女性与母亲的文献特别丰富,证明了这一心理与社会的遗产。


他们展现的母子关系模式不只限于晚清时代,也不只限于士人阶级。在台湾、香港乡下地方的妇女也进行投资,极力强化与她们儿子的关系,这与过去其他士人阶级的妇女的想法基本上并无二致,至少在缺乏对老人照顾和物质报偿的新选择时,她们只能依靠她们的孩子。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吕妙芬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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