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成改革前沿?

2016-06-01作者:[美]裴士锋 (Platt,S.R.) 编辑:郭超

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


毛泽东曾崇拜曾国藩 认为其是儒将

一九一五年杨昌济告诉二十二岁的毛泽东应以曾国藩为师,曾国藩正是“农家多出异才”的明证。这是很贴切的联结,因为毛的家乡韶山村与曾国藩的家乡湘潭镇位于同一县湘潭镇,原文作Xiangxiang,殆谓湘乡。而曾国藩是湘乡人,毛泽东是湘潭人,湘乡与湘潭是两个县,作者谓同一县,误。杨昌济日记云:“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作者或是误会了“连界”的意思。——校者注。杨昌济把他对曾国藩的景仰传给这位学生,毛泽东几乎读遍杨昌济交给他的所有东西。到了一九一七年夏,毛泽东对曾的尊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写给另一位老师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对于为何独服曾文正,他多年来给了多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围着杨昌济将曾国藩称作典型豪杰时所提出的儒将特质打转。


毛泽东特别欣赏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完满无缺”。他欣赏曾国藩按部就班的读书习惯,称颂曾国藩所从事之活动的多样,例如曾国藩先是研读儒家典籍,然后撰写文章,然后又参办实事。他称赞曾国藩养生计划的持之以恒,例如他每餐饭后走一千步的习惯。毛泽东与两位来自湖南第一师范的挚友喜欢自称“三豪杰”,且得意于学业和健身并重。他们于寒冷的秋天在湘江游泳,上岳麓山露营,身无分文徒步湖南乡间,以亲身体验想象里湖南先人生活的艰辛。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拜多年来许多长沙教育改革者的努力之赐,毛泽东同时吸收了中外思想。他所受教育的驳杂,不只源于该校中西混合的基本课程——数学、科学、体育、中国历史、儒家典籍(主要是被时务学堂列为最重要科目的《公羊传》)、中国传统文学、伦理学、西洋史、国民初级读本、英语,也源于杨昌济本人兼容并蓄的背景。


杨昌济的人格对修身这门课影响甚大,学生手上的课本,就是这位老师的生平和思想。杨昌济的《论语类钞》阐扬王夫之对个人主义、人本主义之诠释,毛泽东和同学借由阅读这本教材,渐渐理解儒家典籍《论语》的重要性。他们读杨昌济出版的日记,把老师的求知过程和对现代世界问题的思索当成师法的对象。师生关系非常密切,因而后来有位替毛泽东立传的学者觉得难以断定杨昌济的思想止于何处,毛泽东的思想始于何处。


毛泽东追随恩师脚步于一九一八年秋来到北京,在杨昌济家住了数月,同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也开始追求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一九一九年四月回长沙,在一小学觅得教职,开始热心于公共事务,着手填补杨昌济、刘人熙离去后留下的空缺。


促成他们奋起而行的因素,乃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于一九一九年春爆发于北京,肇因于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中国的辱国要求。这场由学生领导的运动,有政治、文化两个层面,而在文化层面,它鼓吹将上海、北京、日本的几位激进学者通过创办杂志所发展出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个人主义、科学、民主诸思想——散播到全中国。新文化宣传家的主要刊物《新青年》于一九一五年创刊,而自创刊起,杨昌济就是该刊订户。他把此刊物交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读,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刊行全国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文中称嘉纳治五郎是东方“著称之体育家”。


一九一九年春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回到长沙,立即推动新文化运动,在公众心目中烙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形象,自此与北京、上海的学者站在同一阵线,特别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非谭嗣同或曾国藩之类人物。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新文化沿着湘江“奔腾澎湃”涌入湖南,这个意象颇有意思,因为五四运动大部分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像是科学、民主、理性,就湖南来说,并不是破天荒的新玩意儿。上海、北京的这些“新”知识目标,在湖南这个内陆省份,自郭嵩焘从英国返乡之后起,大部分已提倡了数十年。


事实上,五四运动所提出的重要知识计划里,只有一项在一九一九年之前未曾在长沙以类似的形式出现过,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抨击儒家学说,将其斥为奴役中国人民、使其无法在世界上与他国竞争的保守哲学。但这一抨击在湖南未成为气候,至少在此时是如此。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长沙一地对儒家的批评很有限,就毛泽东和其同志来说,他们不会因此批评而不读古籍(事实上,他们于一九二一年所创立的“自修大学”,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重视,丝毫不逊于对马克思或康德著作的重视)。五四运动对儒家的抨击,只有一点真的在湖南构成声势,而且堪称是五四运动的所有分析里最受瞩目的一点,即从个人主义角度对儒家三纲的抨击。但那在湖南也不是头一遭的新鲜事;诚如杨昌济一九一三年于其《论语类钞》中所说的,解构儒家三纲乃是王夫之个人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成分。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导致他在北京不被学者关注

毛泽东既是湖南本地传统的继承者,又是一种世界性“新文化”的供应者,两个角色间的拉扯,导致他在对待湖南省历史时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很容易就认同湖南学生的行动主义传统,照他的分析,这一传统始于一八九○年代。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湘江评论》第四期,他概述了湖南学生运动,把时务学堂视为湖南学生意识的根源。以那为起点,毛泽东详述了湖南学生在唐才常自立军中的殉难、明德学堂延续时务学堂的行动主义使命、华兴会起事的失败,更进一步生动描述了一九○六年陈天华、姚宏业下葬岳麓山之事。


他写道,这一阶段湖南学生运动的高潮,乃是辛亥革命前不久的一九一○年省运动大会。湖南学生在该运动会中唱了学生运动歌:大哉湖南, 衡岳齐天, 洞庭云梦广。 …… 湘军英武安天下, 我辈是豪强。 …… 军国精神, 湖湘子弟, 文明新气象。


不管一九一○年时湖南青年是否真唱了这首歌(那时毛泽东还不在长沙,因此这应是从他人口中听来),其军国主义精神与杨度的《湖南少年歌》相呼应。毛泽东于一九一九年提到此歌,显然是为了让人注意到过去湘军和现今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梦广”“梦广”不词。“洞庭云梦广”,作者将其译为“The clouds of lake Dongting have broad dreams”,译回中文则是洞庭之云,梦想广大。此系误译。此句原义,谓长江以北的云梦泽与以南的洞庭湖,水面广阔。洞庭与云梦是地理名词,广是形容词,云梦之梦非梦想之梦,不能与广字合为一词。——校者注上的历史关联。《湘江评论》预告其将在下一期把晚清行动主义与他这一代湖南学生桥接起来,但张敬尧没收、销毁了该期杂志。


直率的行动主义是一回事,知识改革是另一回事,毛泽东拥抱前几代激进学生,却不屑于他们的知识计划。在以健学会这个新学会的创立为题的文章里,他回顾一八九○年代维新运动的南学会、《湘报》与时务学堂时,严正表示“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


最后他断言先前这场维新运动未产生持久的效用,写道:“仅可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至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最后,他表示这个新学会将做先前诸学会所做不到的事,即启迪此省之人心。他写到健学会,说:“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因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希望他自己这一代人的活动成为“张本”,就是要把他的前辈们全打入冷宫。


诚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写:“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这段话其实就和郭嵩焘一八七九年从英国返乡时对湖南人落后的谴责,或一八九五年谭嗣同搬回浏阳创立算学会时对湖南人狭隘傲慢的哀叹如出一辙。总而言之,毛泽东的口吻和他的改革派前辈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近代,一个又一个自觉“开明”的湖南人,深信必须通过教育让浑浑噩噩的本省乡民认识现代世界潮流,而毛泽东只是这类湖南人的最新代表。


湖南人其实没什么必要去“响应”五四运动,而毛泽东如此描述他的作为,或许是出于社会考虑,而非知识考虑。湖南仍未被承认为中国知识界龙头。因此,毛泽东爽快地支持五四运动的世界主义,或许是源于单纯的个人因素,即源于他的乡下人出身和浓重的韶山口音所带来的尴尬。那尴尬使他很想得到首都当红知识分子的接受。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那或许也说明了他个人野心之大。他想唤醒湖南,因此,他不愿承认自己景仰和延续那些湖南前辈的志业,这乃是为了将自己包装为开创者而非仿效者的手段。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他追随前辈的脚步,但把他走过的足迹掩饰得非常好,让后来的史学家都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的早期活动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完全是出于五四运动的世界主义,即以北京为中心,而非出于他居住、工作所在的这个“落后”内陆地区。但大家不要忘记,那些把湖南说成落后草莽的说法,不是对外部世界或真实世界的观察心得,而只是一个修辞手法,湖南数代改革者所用的一个比喻,而毛泽东沿用这一比喻正表明他对湖南本地传统的执着。


陈独秀曾在监狱遇佛神显灵 极力赞扬毛泽东

对于此时的毛泽东来说,他的湖南根源其实比他的世界主义更为重要,而透过毛泽东最敬佩的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的眼睛看年轻的毛泽东和其同志,可以找到对这一特点更直接的确认。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发行人,著名的科学、民主提倡者,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毛泽东是在一九一八年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结识陈独秀。一九二○年一月上旬,即陈独秀刚出狱不久时,他针对这新一代湖南青年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


此文以介绍湖南的行动主义历史为开头,行文中搬出湖南精神,因而引人注意,因为首度有非湖南人大谈湖南精神。陈独秀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论定,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一百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然后陈独秀描述了他在狱中仿佛神灵显现的怪事:“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那些在狱中让陈独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可爱可敬的青年”,不是别人,就是陈独秀在北京遇过的毛泽东等湖南新行动主义者。


接着陈独秀搬出“真生命”之说,借以评价这些湖南新世代与过去的关联。他以南非作家奥莉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笔下的蝗虫渡溪为比喻,说明此说:“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陈独秀表示,个人生命的价值,以其为永恒的社会整体所完成之事,以其所造的“桥”,为标准来衡量。


写道:“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


这是从特别尚武的角度对王船山之遗绪做出的诠释,在这一诠释下,王船山的遗绪体现在两代湖南将领身上,而非体现在较文化导向的谭嗣同或郭嵩焘身上。没有史料显示此时的毛泽东明确将自己或他的同志自视为源自王夫之的军国“湖南精神”的继承者,但五四运动领袖暨中国共产党创办人之一的陈独秀显然这么做了。


湖南深处内地 为何会成为中国变革的前沿阵地?

一九三七年初冬,七零八落的红军在西北安营扎寨,毛泽东则是这支军队的新领袖。逃出江西苏区,长征至此,九成的红军不是在途中战死,就是在途中冻死、累死。来自长沙的老同志,已有许多人丧命。当其他人离开江西展开长征时,年近六十的何叔衡留了下来,一九三四年遭国民党军包围,从福建一悬崖上跳下身亡。


但这支队伍也已吸收了其他能干的湖南人,包括来自湘潭的高明战略家彭德怀,以及已从俄国留学归来、这时担任中原指挥官的刘少奇。还有身材粗壮、来自四川的将领朱德,此人在云南讲武堂受教于蔡锷时,曾通过研读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的著作而初学行军作战之道,这时则担任毛泽东的首席军师。


日军入侵南京,如当年太平军击溃清朝官军一般大败国民党军队。就是在延安巩固与准备的这段时期,毛泽东终于成为他的恩师杨昌济所一再勉励他要成为的角色:文武兼备的豪杰。一如在战场上向士兵讲述《论语》的胡林翼,或带着图书馆征战的拿破仑,毛泽东这位如今统领红军的前小学教师,开始对他元气大伤且人数居于劣势的部队草拟一连串的学术演讲。他从杨昌济那里学到唯有靠武力与理念的携手合作才能打胜仗的道理,而杨昌济则是从曾国藩那里学到这道理。


面对不计其数的日军涌入中国,而他自己的士兵又快饿死,他所要打的这场漫长战役肯定毫无胜算,和一八六二年曾国藩看着弟弟曾国荃带着小股湖南子弟兵去南京围攻太平天国首都时一样希望渺茫。但一如毛泽东从其许多代湖南先辈那里所学到的,这类最困顿的时刻,世界秩序似乎就要倾覆不复返的时刻,正是人该求助于书籍的时刻。于是他拿起笔,拟了封信给曾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这时在长沙替八路军征兵的徐特立,请他尽可能地搜集王夫之著作送到前线,一如七十五年前另一位来自湖南的儒将写信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漫长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一地所汇聚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澎湃汹涌,为中国境内所仅见。湖南昂扬不衰的地域自豪感,加上其悍然重新塑造本地历史的反抗精神,优于他省的军事功绩;未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欺凌的处境,物质自给自足的潜力——尽管其中某些特点在中国并非湖南所独有,但没有其他哪一省能将它们齐聚于一身。因此,看到那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领袖、革命领袖,或他省的行动主义者常把湖南视为典范,也就完全不足为奇。但我们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人物时,习于先将他们视为“中国人”,鲜少认为家乡是左右大局的关键因素。于是,众多湖南人跻身中国近代史舞台的中央一事,就变成细枝末节之事。但家乡渊源绝非小事,重要性几乎不下于中国人身份。如果忽视了形塑湖南人的因素,就会丧失理解他们改变周遭世界之动机根源的机会。


鸦片战争时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犯;帝国腐败和通商口岸的兴起;太平天国之乱后格局有限的自强运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期间短暂得势的激进改革派;中国民族主义在日本的壮大,终至催生出革命同盟会;推翻清朝为汉人民族国家铺路;最后是夭折的中华民国和不利于中国统一的军阀之间难以消除的紧张关系。这一熟悉的叙述几乎把重点全放在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和北京的官员身上。内陆地区出现的频率远低于此,且出现时的角色通常是绊脚石(必须平定的叛乱中心、军阀割据区、落后之地),或仿效“现代”地方的知识分子展开改革运动的穷亲戚——“现代”地方即受外国影响最深的地方,以上海为首。


于是,看到这么多“现代”发展单独出现在内陆湖南,且其中许多发展早于“现代”地方出现于湖南,就特别引人注意。在自强时代,郭嵩焘的眼光即超出“富强”问题,对有限的改革提出批评,这在许久以后才普遍得到接受。湖南维新运动不只早于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数年,而且建立在更早时由郭嵩焘所打下的当地体制性基础上,而清廷一八九八年的变法几乎是突然凭空迸出(至少梁启超这么认为),且其动力有许多汲取自湖南的改革潮流。在湖南,士绅与秘密会社农民的合作,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至关重要,其根源可溯及一八六○年代湘军的解散。


这一切表明,湖南,一如上海或北京,乃是促成改变的主要推力之一,也是新思想、新能量的基本来源。因此,近代中国史不只是通商口岸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当我们远离那些与外人有接触的中心地区,把目光移离中央政府大员,对于变革如何在中国生根立足,如何在中国传统与诸国竞争的新世界之间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观察这其间的演变时,我们看到内地湖南的改革者和沿海地区更为人知的改革同道之间,有一极发人深省的差异,即湖南人是在较不受外国人影响的情况下推动改革。这不是说湖南的改革者完全不受外国思潮的影响;其实正好相反,在这一“落后”省份里传布受西方启发的制度改革、政治改革理念之多,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但那些理念完全由本地人引介进来,且和本地学者的著作并行不悖,因而它们在湖南受接纳的程度,远高于它们在炮艇阴影下进入的那些地方。事实上,改革一旦在湖南上路之后,专注于截然划分中西或传统与现代的想法,还没有谈现代中国崛起的标准化叙述里来得多。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美]裴士锋 (Platt,S.R.)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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