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在英国学习自由思考

2016-06-03作者:[德]盖尔编辑:郭超

1726年5月5日,伏尔泰抵英。彼时晴空一碧,宛如法国南部的旖旎。至此,他结束了自己那萍踪无定的人生第一阶段。作为文学才俊跻身封建等级制最高层这一升迁战略已成过眼烟云,从此开始启蒙思想史上一个崭新阶段,因为他在英国的经历和研究对于搭建英法间的精神桥梁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这座精神桥梁对于18世纪历史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这个从巴士底监狱被释的犯人把英国启蒙家的思想畅通无阻地传入欧洲大陆,同时也为自己拟定了新的生活模式:当一个为启蒙定调子的诗人哲学家。


甫抵英伦,他就觅到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朋友。伦敦社会对这位才情富瞻,洞达世情,因与高傲的贵族子弟有过节而获刑的作家也感到新奇。不久,他成了英国外交和国防大臣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的座上宾,大臣是他过去在法国结识的,他对这位“全才”大臣十分景仰。此人是政治家、自由思想家、大贵族、文学爱好者、哲学家和自然神论者。他政治上为英国的保守派效力,尽管他全家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辉格党。该党致力于拥护国王,认为议会是自由的真正守护者。伏尔泰在他家还结识了蒲柏、斯威夫特和其他文学界人士。博林布鲁克也关心他的哲学研究,向他推荐洛克、沙夫茨伯里、牛顿和托兰德的著作。受博林布鲁克的激励,伏尔泰开始了从宫廷作家到启蒙哲学家的嬗变。


到英国数月后,伏尔泰满怀热情地向一位法国密友报导这个与法国迥异的国度:“我看到艺术在该国受尊重和奖励。人们思想自由而高尚,没有奴仆般的恐惧和心理障碍。依我的喜好,我会在此间独自生活下去的,目的就是学习思考。”后续的三年给他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他从岛国将各种理念,诸如自由、宽容、独立运用理解力、现代化、功利性和批判性地投身于公众事务等带回法国。他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一位领袖群伦的人物。


伏尔泰大约在1728年末返回法国。他用信札形式记录下留英时学到的东西,向读者介绍英国的宗教、政治、风俗、科学、哲学和文学。信札是他返国后写的,即写于1729年至1731年间,但他把信札伪托成《英国书信集》,1733年英文初版,标题为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但未引起大的轰动。对于大多数英人而言,这位访问者有关英国人及其文化的记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一年后,信札法文版在鲁昂秘密印制,并在巴黎的文人和哲人咖啡馆内非法推销。作者的姓名编成密码“M.de V.”(“伏尔泰先生”的缩写)。信札成了高雅读书界的日常谈资,人们立马看出信札批判社会制度的猛烈爆炸力。


有关英国的报导是对法国的正面攻击。信札后来的考订版《哲学信札》出版人古斯塔夫•兰逊对信札特色的概括可谓切中肯綮:“它们是掷向陈旧政体的首枚炸弹。”《哲学信札》报导英国的现代性和充满智慧的论战性,让法国读者自己去比较两国的社会制度。英国主要提供了法国匮乏的东西: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宗教宽容 ——归功于自然神论者的宗教宽容。


上帝不需要教会,反正不需要那将信徒死死绑缚在其体制内的等级制国教。此为伏尔泰前四通书信介绍的隐含信息。令人奇怪的是,他没有选择英国的自然神论者作正面观察材料,而是恰恰选择人们 ——包括洛克和沙夫茨伯里 ——喜欢对其讽刺挖苦的贵格教派那些特殊的“颤抖之人”(英文“to quake”)。这些人声言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顿悟,直接受耶稣基督引领。在他们,耶稣无异于首个贵格派教徒。“我认为,一个如此非凡民族的学说和历史是值得理性人去关注的。为知悉此事,我找了一个在英国最负盛名的贵格派教徒。”


就是说,他找一个贵格派教徒充当信息员,目的是了解英国宗教和教会的状况,同时带着揶揄的深层含义追求一种双重战略:其一,他指出英国自1689年即颁布《宽容法案》承认许多信仰形式的存在权,这与法国不同。“英国人作为自由人走上了适合于他们的通天之路。”人心自由了,就会以不同方式接受上帝之光。在信仰问题上,宽容是最高的美德,即便对贵格派教徒也宽容相待;其二,伏尔泰描述贵格派教徒并非无同情之心。该教派奠基人乔治•福克斯(1624—1691)纵然以“神授的方式胡思乱想”,但仍不失为具有美德和人本精神之人,17世纪中叶,在以上帝名义发动的内战时期,他义正辞严地布道,以反对教会及王室权力。白发苍苍的安德鲁•皮特也是“英国名气最大的贵格派教徒之一”,伏尔泰曾在伦敦市郊的皮特小庄园里拜访过他。皮特以一种高雅而讨人喜欢的方式描绘其信仰状况:贵格派教徒心灵纯洁,拒绝给孩子洗礼和圣餐等圣事,认为那是表面化的宗教礼仪,是人为杜撰的;他们人人以“你”相称,不管是国王也好,修鞋匠也罢,旨在强调人人平等;在法庭上不发誓担保;不参加战争;没有祭司,不知教会等级制为何物,只把自己视为“自由教区”,共同信仰上帝。


在第五封信里,伏尔泰描述“主教教派”,目的是与他怀着同情心对执拗的贵格派特征的刻画相对照。所谓“主教教派”,系指英国国教圣公会,该教由法定的主教权力主导。主教们从国家而非信徒那里获得权威,这,岂不是很卑鄙吗?于是,“从主教长袍和从神甫及唱诗班成员的白长袍里造出独裁者”,一如博林布鲁克向人们提示亟待思考的。


伏尔泰对英国政府和议会大体上是满意的,它们导致各种力量的“平衡”。君主政体、贵族和民主的权力相互制衡,确保了自由空间,即便居统治地位的教会权力也不能摧毁它。看来,罗马的古典共和精神在现代英国余响未绝。“英国议员一向以古罗马人自况”,这不无道理,但又有区别。伏尔泰尤重此事,说英人在这方面确有长处:“罗马内战的结果是实行奴隶制;英国动乱的结果是自由。英国民众堪称举世无双,他们通过抗争成功地限制了王权,经不断努力,终于建立了明智的政府形态。王公诸侯有权行善,但如欲施恶,双手必被缚住。谦和、不蓄奴的主人是伟大的。民众可轻而易举地参与执政。”


还有两通书信,一封讲英国商业,商业让英国民众富裕起来,并促进了他们的自由;另一封讲天花疫苗的发现。在这两封信后,伏尔泰直接报导英国的科学和哲学。他讲起“堪为人类导师”的英国哲学家来就显得欣喜逾恒,尤其对培根、牛顿和洛克称颂有加,予以着重介绍。伏尔泰特别看重的一点是:真实的知识只有经受住检验才能在哲学上立稳脚跟。观察和实验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不管无生命之物还是生命机体,不管宇宙还是人,也不管肉体还是精神,概莫能外。伏尔泰推出洛克的经验主义,用以反对那通过纯系统结构统治法国思想界的理性主义,只承认基于感官体验并得到证实的东西才可成为原则和理论,反对用演绎法得出结论的系统思想,偏爱仔细观察,用归纳法使观察变成一般的法则。


伏尔泰以法国思想大师笛卡儿和英国自然哲学家牛顿为例说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博林布鲁克曾建议伏尔泰阅读牛顿出版于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伏尔泰却毫不掩饰地支持“我们的笛卡儿”。他十分钦佩笛卡儿面对巨大阻力寻找真理的勇气,而不以贵族的博物学和烦琐哲学教条为满足,赞颂笛卡儿活泼而丰沛的想象力,无此想象力,笛卡儿就绝不可能产生如下理念:浩瀚无垠的宇宙充满着异常细小不可视的物质微粒,它们如同风中的尘埃或像流水一样不停地在四处回旋。一切运动均可用回旋来解释,笛卡儿如是推论。但伏尔泰说,在充满物质的宇宙中, 这种回旋系统只是一种臆测的理念罢了,犹如一部“感觉敏锐的长篇小说”,尽管内容丰富,但既未得到证实,又未用数学计算出来。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则完全不同,书中介绍的物体运动,包括太阳、行星和彗星的宇宙结构,既是事实又可由数学确定。牛顿比笛卡儿高明!牛顿面对笛卡儿那童话般的结构提出一个空洞的空间概念,所有的物体在此空间遵循万有引力这一自然法则。“来到伦敦的这个法国人在哲学和其他科学中发现另外不同的情况,摈弃了那个充实的世界,现在承认它是空的。在巴黎,人们视世界为物质微粒回旋组成,伦敦人则不信。”伏尔泰喜欢英国的“虚”,因为它比法国的“实”能得到更好的科学论证。比之笛卡儿的臆测,他偏爱数学计算与经验的成功结合。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成了实验哲学的“杰作”,而笛卡儿体系只是误入歧途的“尝试”罢了。


与牛顿相比,约翰•洛克不是大数学家,他未做费力的计算和抽象的数学证明程序,然而这一瑕疵并未削减他的巨大成就。“洛克先生”在关于人的思想和灵魂方面进行启蒙并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是伏尔泰在读完洛克《人类理解论》后获得的坚定信念。此文发表于1689年,比牛顿那部自然哲学巨著晚两年问世。“从未出现过比洛克更聪慧,更讲究方法的天才,也从未出现过比洛克更精确的逻辑学家。”先于洛克的哲学家们对人的思想和灵魂所做的主观臆测何其多啊!其观点各异,从最先的希腊哲学家到笛卡儿,后者将灵魂与一种未扩展的思维物质等同,灵魂与广阔的物质是分离的。此外,认为灵魂是纯精神的思想家有之,认为是物质的有之,认为灵魂会死的有之,认为灵魂不朽的有之,还有人认为灵魂由某些部分组成,另一些人则认为灵魂是单一和不可分的。


鉴于这些或多或少的想象和臆测,洛克撰写《人类理解论》,指明了一条从科学上合理解决灵魂问题的路径。“在多如过江之鲫的理性人撰写形形色色的灵魂长篇小说后,现在来了一位虚怀若谷的智者叙说灵魂史。洛克条分缕析人的理性,恰似杰出的解剖学家讲解人体结构。他总是借物理之光以自助,敢于论断,也敢于质疑,对我们不明之物不妄下定义,而是逐步去调查我们要认知的东西。他以小孩为例,逐步跟踪小孩理解力的发展;他看出存在与动物一致的和高于动物的东西,主要征询和请教自己的见证,那是自己思想的良心 ……洛克在摧毁各种与生俱来的理念并抛却虚荣之后,相信人会思考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的一切理念均来自感官。他在调查我们简单和复杂的理念、跟踪所有思维过程时看出人们说出的话语是多么幼稚,我们随时都在滥用概念呀!”洛克被伏尔泰称为法国启蒙哲学家的领袖,法国哲学家以智者洛克的历史剖析方法为取向,完成了从理性主义灵魂说到人的精神自然史的嬗变。


以笔名“M. de V.”秘密发表的《哲学信札》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君主政体和教会势力以及给法国科学界定调子的笛卡儿信徒们全都被激怒了,认为伏尔泰对英国人的赞誉就是对法国的主流宗教、国家体制和哲学传统的肆意攻击。于是有人到巴黎最高法院起诉。


1734年6月10日,法院对该书作出判决,指控该书“危言耸听,反对宗教、美德和人们对政府权力的尊重”。就在当天,书被巴黎行刑者当众“撕毁并付之一炬”。想不到一本书居然命丧火刑柴堆!当局马上获知“M. de V.”就是伏尔泰,于是下逮捕令。可是此令的执行却被延宕下来。


伏尔泰不想再锒铛入狱,遂选择逃离巴黎,在一位卓尔不群的女士那里觅到逋逃薮。她 “高雅”,“有知识”,熟悉自然科学,名叫埃米莉•夏德莱。1734年至1749年,伏尔泰就住在这位女友位于洛特林边境的小城堡里,度过了十五个春秋。埃米莉引导他在严肃的科研大道上前行,主要研究牛顿的自然哲学,并本着启蒙精神写出第二部扛鼎之作:《牛顿学说的基本特征,普及本》,首版于阿姆斯特丹,时为 1738年。


我们暂且打住对他滞留埃米莉处的关注,再次回顾他从巴士底狱被释后乔居英国的情形。在英国,他有缘体验到何谓自由思考并抛却由奴隶般恐惧引起的心理障碍,完成了由依附于贵族的才子向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的转变。《英国书信集》是首个拥护政治、经济和思想之自由以及宗教宽容的宣言,伏尔泰为此奋斗终生。他愈益频繁地使用那言简意赅的措词:“摧毁丑恶!”(Ecrasez L’infame!)毫不宽容的僧侣和专制统治必须被摧毁,正如当年罗马政治家加图坚信的,必须摧毁敌对势力迦太基一样:“必须消灭迦太基!”(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哲学信札》包含这位法国启蒙伟人的核心纲领。他命中注定会在异国他乡漂泊大半辈子。1778年2月10日,这个被逐斥的人终于重返巴黎,人们向他欢呼雀跃,可惜三个月后,他不幸与世长辞。


内容来源:凤凰网

作者[德]盖尔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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