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性格不止菊与刀

2016-06-03作者:李刚,王方 编辑:Alphabooks

60年前,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然而,日本人的性格不止“菊与刀”,具体来说,还有“犬与樱花”——


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哈齐”的故事: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狗,出生不久它就被陌生人带走了。在新的主人家中,它受到了像儿女一样的精心关爱和呵护,弱小的身体慢慢强壮有力起来。每天主人去上班,它就会主动跟在主人的身后直到把他送到车站;黄昏来到,每次主人下班回来,都会在车站远远看到等待自己的哈齐。


主人去世之后,哈齐并不知道,但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去车站寻找自己的主人。每当电车到站,它都会仰头去从茫茫人群中寻找那熟悉的身影。时光一天天过去,哈齐也慢慢衰老,可即使十年之后,在车站,人们仍旧会发现一只毛发脱落、翘首以盼的老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据说哈齐的主人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并且这个故事被选入1935年版的小学二年级修身教科书中。这样,哈齐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理念,一个绝对效忠的符号。



故事被改编为电影《忠犬八公》


高桥敷在他著名的《丑陋的日本人》一书中用“犬的民族”来形容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教化的日本人,其中这样写道:“在日本,即使是左邻右舍,只要接到命令,他们就会立即舍弃人性,变成忠实的犬对其进行攻击。这就是(某些)日本人的特性……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某些)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由于受到军国主义的毒害,很多日本人都形成了类似犬的性格,在利欲熏心时,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而在掠夺异族时,他们就是嗜血的狼。


日本的“狗文化”在“武士道”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极伟大、极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干下如此惨绝人寰的勾当,竟然夸耀自己的文化如何崇高、伟大,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把残害生命看得崇高,真是人类社会中的怪胎。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夸耀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由于长期受到军国主义的战争思想毒害,不仅日本本土的国民如此狂热,而且很多身在中国的日本人也殚精竭虑地为战争服务。


日本在近现代历史上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侵朝、侵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哪一次不是在国民的狂热拥护、积极响应之下发生的?我们不否认日本有反战人士,有正义之声,但它显得那么微弱和脆弱。战败后追查战争责任,当时的日本首相东久迩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无疑是这个民族的一次“自白”,可是很遗憾的是,它号召的不是要忏悔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而是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其目的无非是想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日本国民中一大部分人,只知道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过分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可是他们根本不清楚,即使是亲历者也不愿意去教育后代:虽然都是受害者,可比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受害”,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咎由自取,一个是纯粹无辜。


日本大众在战时也有“饥饿”的痛苦,可是如以1937年供应基数为100%计,1943年日本老百姓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有81%,脂肪为77%,淀粉为86.6%。据统计,1939年仅从浙江省运入日本的大米即达200万石。1940年前十个月中,由中国运往日本之米,共达740万石之多。


有人对《朝日新闻》的题为“战争”专栏作过统计,从1986年7月到1987年8月共刊登1025篇有关战争体验的投稿,其中84%(863篇)是谈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体验的,谈加害体验的来稿仅占10%(104篇)。


日本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活动。他们这么做,无疑会激起对美国的仇恨,减轻自己侵略他国而产生的负罪感。谈起原子弹灾难时便滔滔不绝,而谈起日本侵略中国时却躲躲闪闪。有些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日本侵略过中国,有些日本人甚至把原子弹灾难与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提并论。


但是据民意调查,直到1989年3月,战争过去近半个世纪,仍有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美国未来最大的威胁,60%的美国人认为二战末期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是正确的。1992年2月,有意抵制日货的美国人从两年前的49%上升到63%。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狂热、偏执而且毫无理性地投入到军事冒险之中。日本并非一个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独裁专制国家,它是整个民族整体自觉而狂热地投入到毁灭之路。


与日本人相比,德国人认罪态度却很好。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我们德国人承认我们的耻辱。”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历届政府最高领导人,一直都承认德国的罪责。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甚至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忏悔。德国政府还一直积极协助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追杀漏网的纳粹分子,在经济上又给受害民族以赔款。而日本却让甲级战犯岸信介在战后当上首相。


二战后德国之所以反省程度深刻,深受世界好评,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忏悔意识、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也是世界正义力量教育的结果。


占领柏林后,盟军强制所有的德国公民到集中营亲眼目睹犹太人被害惨状。在犹太人被杀戮被劫掠的日子里,这里所谓的“普通”的德国人可以对焚尸炉里不停冒出的黑烟视而不见,也可以假装不知道犹太人被强行霸占的财产是他们踏踏实实辛勤经营多年的家业,还可以假装不知道犹太人所乘坐的闷罐车,无视现实竟达四年之久,可是现在,他们不能无视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


从现存的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德国公民被强制排队参观集中营的情形,面对遍地带血的尸首,他们或者掩鼻呕吐,或者自责不已,更有掩面而泣者。集中营成为教育德国公民的活教材。假如盟军不强制执行,恐怕没有多少德国人会自己去主动参观。


战争期间,实际上大部分的德国公民和日本公民一样,并不是无辜的。他们对于政府的暴行,不是去支持,就是去纵容。在德国纳粹党徒中,不仅有大资本家、资产阶级,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和工人。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可以想象,假如没有这样的教育,战后德国便没有这样的土壤,德国也难以达到这样深刻的忏悔程度。比及日本人,德国人也许更加高傲,可是面对正义,再狂妄的头颅也要低下来!


日本陆军大将南次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竟狡辩说,日本之所以战败,并非军阀的缘故,而应由日本国民负主要责任。


日俄战争结束后,1906年12月23日,日本当时的海军元帅率领参加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陆海军将领,到足利学校大成殿向孔子致敬,报告孔子,在十年内日本军人在黄海击溃了中国北洋舰队,在日本海击溃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从而建立了日本帝国的海上霸权。这个时候,孔子和儒学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玩偶,人文儒雅和逞凶残暴奇怪地在这些人身上糅合起来。


菊花是柔美飘逸的东西,在中国它是高洁的化身。日本人把它用在国徽中和天皇的家徽上,但它也刻在日本海军的舰艇上,刻在每一个干过南京大屠杀勾当的日本军人心中。


日本刀又是一件珍品,它古朴典雅,富有阴柔之美。日本人认为:冰冷的刀身,一抽出就立即使大气中的水蒸气凝聚在它的表面。它那洁净无瑕的纹理,放射青色的光芒。在它那无与伦比的刀刃上,悬挂着历史和未来。它的弯度把最卓越的美和最强大的力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以力为美、敬畏与恐怖相掺混的感情刺激着我们。



电影《杀死比尔》中最常见的武器:日本刀


这样,视暴力为美,给强暴抹上一层美丽的光环,已经印入日本人的灵魂深处。枪支自从葡萄牙传入日本后,也越来越具有美感,无论长短枪,所有的日本国产枪的枪柄上都有柔美的曲线。


余杰的《铁与犁》中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事例:战后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似乎性格孤僻,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之外,再没有别的爱好。


原来,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里,每一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独有的精神乐园。就是这样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而在正常人看来,这种以恶为美的“审美愉悦”,实在令人发指!综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邪恶为正义”、“化丑陋为美丽”的能力。


而三岛由纪夫策划自卫队兵变失败,在重建一个军国主义日本的美梦破灭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病态民族性格的鲜活见证。



三岛由纪夫(1925~1970年),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电影演员,层二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有“日本的海明威”之称。三岛由纪夫是军国主义者,他在策划自卫队兵变失败后切腹自杀。


所以,对于日本人的特性和趣味,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讲道:“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对抗的敌人中,日本的脾气是最捉摸不透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李刚,王方
出版重庆出版社
定价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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