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张孝若的往来信件

2016-06-15作者:张孝若编辑:新世界悦读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传记起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故柏拉图与谢诺芳(色诺芬)念念不忘他们那位先殉真理的先师,乃有梭(苏)格拉底的传记和对话集。故布鲁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几篇稍稍可读的传记,都含有崇拜英雄意义: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经的玄奘,故《慈恩法师传》为中古最详细的传记。南宋的理学家崇拜那死在党禁之中的道学领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谱成为最早的详细年谱。


但崇拜英雄的风气在中国实在最不发达。我们对于死去的伟大人物,当他刚死的时候,也许送一副挽联,也许诌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贵人应该逢迎,另有新上司应该巴结,何必去替陈死人算烂账呢?所以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死后要求一篇传记碑志,只好出重价向那些专做谀墓文章的书生去购买!传记的文章不出爱敬崇拜,而出于金钱的买卖,如何会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记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诽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辨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而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读了六朝唐人无数的和尚碑传,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李华、独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读的碑传。但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讲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实之真,往往宁可牺牲事实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韩似欧!硬把活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了。


因为这几种原因,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骈文埋没了。并不是真没有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伟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烂调的文人生生地杀死了。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做点实际的史学功夫呢?是畏难吗?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吗?还是缺乏史才呢?


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他的儿子孝若先生近年发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传记。他已费了几年工夫编辑季直先生的全部著作,自己亲手整理点读。这部全集便是绝大的史料。还有季直的朋友的书信,保存在南通的,也有近万封之多,这也是重要史料。季直先生自己又编有年谱,到七十岁为止,此外还有日记,这都是绝可宝贵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做先传的工作便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坚实的间架了。


孝若做先传还有几桩很重要的资格。第一,他一生最爱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爱的工作,便成了宗教的工作。第二,他生在这个新史学萌芽的时代,受了近代学者的影响,知道爱真理,知道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知道爱先人莫过于说真话,而为先人忌讳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对我说,他做先传要努力做到纪实传真的境界。第三,他这回决定用白话做先传,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决定采用王懋竑《朱子年谱》和我的《章实斋年谱》‚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牍来做传记的材料,总期于充分表现出他的伟大的父亲的人格和志愿。


有了这几种资格,我们可以相信孝若这篇先传一定可以开儿子做家传的新纪元,可以使我们爱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

 

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十四夜  胡适

复胡适之先生信

适之先生:

 前天接到你的信并传序,我真铭刻心骨了!


这一回我求你作序,论理极应该将传记全稿送上请教,等你看后做序。但是我已将全稿付去排印,所以只好先将目录送上。难得你看了目录就给我做序,越发可感了!


你这篇序,关于传记在文学上的价值和努力做传记的途径,尽量发挥,周详指示,我很得到不少的启发。你问我有没有不可用之处,格外见出你的谦量,叫我佩服。


你说从前没有纪实传信的碑传,其根本原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这种见解,确是定论。

 

我想从前碑传所以不能纪实传真,专说假话:第一,因为本人没有什么可说,只好想出话来凑成文章。第二,因为世间都认碑传是一种虚荣,只要好看,不管虚实。第三,因为文人做买卖式的文章,只要凑成缴卷,也不管所做的是否符合。我还觉得中国文学上碑志还有好的,讲到传记,除你举的二三种外,简直找不到好的了。最大的原因,还是文体的障碍。


古今中外凡成为伟大人物的,本来一个人同时总有几种特长:有文学家兼政治家,有的是科学家兼哲学家,也有的是军事家兼文学家,这些人着实不少。譬如我父是个文人,但同时有事业,有政见,所以他的著作不是单纯的文集,他的传记也不是单纯的家传。


我这回做传记,抱定一个主意,就是对于我父一生主张的变迁,出处的关系,他的人格,他的志事,连他所交的朋友,和游宴的琐事;只要是我父亲亲口说的话,亲手做的事,只要能表现他的个性,不问他怎样寻常,不管他有无忌讳,我都尽力竭思,信笔直写。总想从各方面衬托放射出一个真的我父,活的我父。我希望读了我父的传记,就好象见了我父其人。话虽这样讲,这样设计,可是我的能力,哪配做这个工作,达这个目的呀?


你称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得很呢,到他瞑目,终于是个失败的英雄。这种评论,岂是寻常的颂扬,不是你说不出,不是我父当不起。


你说我做我父的传记,是“爱的工作”,我读到这里,不觉泪下了。自从我父逝世以后,我好譬一只失巢的小鸟,好譬一片离树的秋叶,多么的孤苦飘零,父子之爱,人生只有一回,地久天长,终身惘惘,从不作飞傍青云再上高枝之想。加之中国的社会环境所给予我们青年走的路,太狭仄了;前面高山要攒爬,后面大海要堕落。所以我发誓关着门编理父书;今日以后,还是死心塌地做这个工作;我希望你永远做我的监誓人。


你所说做传记该用的绣花针和大刀阔斧,我这回都用的。可不知道用得对不对,好不好,我父的身分神情,究竟写出没有写出。等你看过我的书,再听你的按语吧;我自己实在没有多大把握。


你序内勉励我的地方,真叫我汗流浃背,无地自容,惟有格外加鞭奋勉而已。你病后帮我做传序,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张孝若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张孝若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定价4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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