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罕见发怒 部长汇报出错被罚站

2016-06-16作者:权延赤编辑:

所谓五次发脾气,其实是五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原因。比如有高级干部、有女服务员;有的是在舞会、有的是在机场;有的因为工作,有的因为生活作风。让儒雅的总理生气发怒,这绝非简单之事。


好色高岗舞会现“咸猪手”,周恩来离场怒斥“胡闹台”

周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于一体。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解放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过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不过,他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高岗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是“他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


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份,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 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总理过目不忘默背讲稿,部长汇报出错被罚站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 “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做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二百七十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嘛!”“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情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 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 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 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 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这位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 “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 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 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宸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陈毅口无遮拦出差错,负荆请罪遭周恩来训斥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 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便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作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脚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 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 站得更加笔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着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 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服务员错把外宾当首长,周恩来斥责岂有此理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 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讲过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嘛。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决不会轻易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诉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勉强喃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乎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众将军心系球赛无心送客,总理机场 “上课”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 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慌慌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 “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戛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的?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 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发生失礼的现象。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权延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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