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传奇人生:从21级国家公务员到外交大师

2016-06-23作者:吴建民编辑:

进“公家”被定21级,入外交圈起点高直进青年级别多边外交前沿

1961 年1 月20 日这一天,虽说过得也平平淡淡,但仍然让吴建民很难忘怀。因为在这一天,吴建民告别了校园生活,真正成为国家公务员,走上工作岗位。


在团中央的国际联络部,一位科长和他谈了话,他随后被定了一个级别——21 级,从此他就是国家干部了。离开学校时,蔡方柏打招呼说他是要马上出国的,可到了团中央后,谁也没向他提起出国的事情。此后的几个月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外国代表团来,吴建民连和外宾打交道的机会也没遇到。组织上只是不断地交给他一些法文的资料,要他翻译。后来他才琢磨明白,组织上大概是要考验考验他,看他的法文到底怎么样。由此也可以感到,中国在那个年代,在涉外的事情上是多么的谨慎。


直到1961年8 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莫斯科举办世界青年论坛,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吴建民才被告知担任代表团的翻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一年前新增补的团中央书记王兆华,成员有团中央联络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钱李仁,全国青联常驻世界青联代表朱良等。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 中苏之间的裂隙已经开始逐渐地公开化了,但一直在校园的吴建民当时还并不知道其中的多少内情,心底里更多的还是最早宣传的概念,列宁、斯大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想起来就充满景仰。由于与讲法语的国家1961年8 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莫斯科举办世界青年论坛,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吴建民担任代表团的翻译。


青年吴建民一踏入真正的外交实践,就进入了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前沿。那个时候,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还没有进入联合国,因此常规性的多边外交活动,只在青年国际组织中能参与进来,机会十分难得。但他此刻还意识不到,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双边外交广阔得多的平台上,对其尔后的外交生涯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当然这里说的多边外交与今天所说的多边外交内涵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当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内部,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青团在起着主导作用,没有真正多边外交中的几大势力的对峙抗衡。


重点培养:海归的工人阶级被送进周恩来强调很重要的口译组

吴建民于1965 年8月离开了布达佩斯。回到外交部的吴建民受到了部里重视。那个时代强调出身,他的档案上填的是工人出身。因为父亲一度开过汽车维修作坊,他以往在出身栏内一直填的是资本家。可在入党时,团中央的组织部门听他讲述了家庭情况,得知他的父亲主要以驾驶谋生,就告诉他在出身栏内改填为工人。


出身工人阶级,又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共产党员,这在20 世纪60 年代的中国,是组织重点培养对象。更何况像吴建民这般年纪,常驻过国际组织,有多边外交经历,到过许多国家,见过和苏联及唯其马首是瞻的国家外交代表面对面交锋场面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外交部还真没有几位。在吴建民回国前,外交部的一位副处长还曾到布达佩斯,对他做了一番业务考察,认为他的外语确实不错。所以吴建民回国后,即被安排进了新组建的口译组。


外交部原本没有专门的口译部门,因为周恩来几度说了口译非常重要的话,外交部遂于1965 年底在翻译处里设了口译组,其中法语口译组的第一任组长是范国祥。


给主席当翻译的“第一次”:虽然湖南口音很重,好歹没出丑!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吴建民来到外交部没多久,其人生的又一个第一次就降临了,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做翻译。那是1965 年的10 月22 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


中国同刚果(布)建交是在1964 年2月,时值马桑巴—代巴刚刚推翻亲西方的尤卢政权。中国为帮助刚果(布)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在物力和财力上对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1965年,马桑巴—代巴政府两度粉碎了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支持的刺杀和颠覆阴谋,使用中国提供的现汇援助,组建民防团武装,并请中国派专家帮助训练。与此同时,马桑巴—代巴还顶住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其断绝同中国关系的压力,表示对刚中友谊绝不翻悔。这一年,刚果(布)同中国的友好往来大大超过以往,相互间的访问几近20 次。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吴建民担任翻译。


马桑巴—代巴夫人的来访是互访中的一次,她到中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那天,吴建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毕竟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因此毛泽东出现在会见厅时,吴建民不免感觉激动和紧张,心里怦怦直跳……在外交部的许多高级翻译中,第一次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做翻译时,大都留下过极度紧张甚至当众“出丑”的典故。


比如20 世纪70 年代经常出现在毛泽东身侧的英语翻译唐闻生,第一次被派做毛泽东翻译时,居然紧张得几乎晕了过去。新中国成立后就给周恩来当翻译的过家鼎,在回溯翻译往事时曾揭过他的继任者的老底,“冀朝铸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腿一直在发抖。”冀朝铸在自己的回忆里,则讲了个他第一次给周恩来做翻译就在中途被叫停“下岗”的故事。


吴建民的第一次,比唐闻生、冀朝铸的情况要好一些。一来毕竟有了几年在国际会议上唇枪舌剑争论场面翻译的砺练,连十分被动的情景也对付过几回了;二来毛泽东与马桑巴—代巴夫人的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吴建民说他当时内心一个劲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关于那个第一次,吴建民还记得的是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自己基本上听懂了。


驻法国大使经历:多边专家从头开始挑战双边关系

2003年6月27日,希拉克授予吴建民“大骑士”勋章以表彰他为中法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该勋章仅次于授予外国元首的“十字”勋章1


2003年6月27日,希拉克授予吴建民“大骑士”勋章以表彰他为中法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该勋章仅次于授予外国元首的“十字”勋章 [保存到相册]


1998年11月6日,我奉命离开日内瓦到法国任大使。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多边外交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在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加起来有十年。90年代,在日内瓦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代表团任大使三年。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特点是,主管的不是与某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是国际上的某一个议题,例如,70年代,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三等秘书,分管中东问题,这要求我对中东问题有较深的了解,每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时,都要向领导报告议题提出的背景,决议草案的内容,并对我国应采取什么立场(赞成?反对?弃权?)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参考。为能及时了解到各方的动向,必须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交一批朋友,扩大信息来源。为此,有事没事都要到联合国去转转,竖起耳朵听,与别人交换看法。


但我从事双边外交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三年多。法国是个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不仅对双边外交经验不足,对法国的了解也极为有限。我在全馆大会上坦诚地说:“与前任蔡方柏大使比较起来,我的劣势十分明显。蔡大使前后在法国工作二十三年,我没在法国常驻过,过去来法国出差的时间加在一起,不到二十三天。我对法国不了解,在座的不少是‘法国通’,为做好工作,我欢迎大家多提意见和建议。”


我在部门领导参加的馆务会上以及全馆大会上提出了我的“施政纲领”。我的目标是:在任期内,争取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人员素质提高一步。为达到这目标,我要求大家要有全局观念。使馆工作很忙,有做不完的事。但是只陷于事务工作,缺乏对全局的了解,就变成了忙忙碌碌的办事员,工作水平和效果都难以提高。所谓全局,一是国际形势的全局,二是我国国内情况和外交的全局,三是中法关系的全局。这三方面,每个人包括行政后勤部门,都要有所了解。


关于具体业务工作,我提出抓好调研。我强调指出,钱其琛副总理曾说过:“调研是做好外交工作的基础。”各个部门都要抓调研,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作前进一步。有重要情况要及时报告,同时还要提出建议。要急国内之所急,为国内的改革开放服务。比如,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在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果各驻外使馆都能把驻在国发展经济的经验作一番研究,报告国内,对中央的决策将会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还要求年轻的外交官们多走出去,用法国人易懂的语言向法国人介绍中国。


我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为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里昂历险记:公开课机智应答澄清西藏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帮助、支持陷入金融危机国家克服困难,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仍保持了7 2%的经济增长率。从此,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普遍认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甚至有人预测,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些话反映了一些发达国家看好中国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里昂市市长、前总理雷蒙•巴尔邀请我到里昂访问,并向工商界人士讲话。


1999年2月25日下午,我们乘巴黎--里昂高速火车到里昂。


当天晚上,里昂市长雷蒙•巴尔夫妇在里昂市府宴请我们。市府大楼前挂了一幅差不多有两层楼那么高的中国国旗,据说,只有国宾来访才挂这样大的国旗。巴尔在20世纪70年代曾任法国总理,本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不当总理后仍潜心研究世界经济,并在大学任教。他每年都要去中国,参加中法经济讨论会。


巴尔先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正式接见,先照相,后谈话。谈话后,共同会见记者,但记者主要是向我提问。他们对我上任不久就到里昂访问,很好奇,问我有什么意图。我说:“我来法国之前,有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说,你不要总待在巴黎,要多到外地看看。巴黎不代表法国。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对。我从来没在法国长住过。我的前任在法国当了八年大使,加上他当大使前在使馆工作的时间,一共是23年,而我来法国前,总共在法国的日子不超过23天。我对法国很不了解,需要到各地看看,接触各方面人士……”


我的“开场白”使会场活跃起来,有的记者还点头表示赞成。在我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中法经济合作的前景后,巴尔在讲话中盛赞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指出这不仅有利于亚洲,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第二天,当地报纸都刊登了我来里昂的消息和记者招待会的情况,对我用了两个形容词:“儒雅,出色”,还算客气。


第二天,我到里昂著名的中央工商学院作报告。在一个大阶梯教室里,听众约有两百多人,学生、教师都有。他们请了一位电视台的记者做主持人,我与他两个人,还有总领事等坐在台上。先由他问了一些问题,然后请台下的听众提问题。问了一二个问题后,坐在阶梯教室中间的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气势汹汹地问:“中国为什么要占领西藏?为什么要镇压西藏人民?”我看她来者不善,为了使场内的听众能了解真相,我准备有针对性地介绍一下西藏的历史和当前的发展情况。但首先要压一下她的气势。我说:“你到过西藏吗?你知道西藏的历史吗?你知道西藏人民过去生活在最不人道的农奴制下吗?”我没讲几句,那女人旁边一个男的站起来打断我的话,大声嚷嚷:“西藏没有自由! 给西藏自由!给西藏自由!”主持人要他坐下,听完我的回答再发言,他不予理睬,还在那里喊口号。这下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发出了嘘声要他离开。这一男一女,还有他们旁边的三四个人,干脆站起来,打出藏独的“雪山狮子旗”,边喊着口号,边走出了会场。会场重新恢复了秩序。


我觉得这正是我讲西藏问题的好机会,于是我用镇定的语气说道:“打断别人的话、破坏会场秩序不是正常的辩论。”下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多数人还是对中国友好的啊!我简单扼要地阐述了西藏的历史,台下鸦雀无声。我讲完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感觉到了听众的理解。后来,里昂市法中友协的一位朋友评论我在中央工商学院的表现时说:“非常勇敢,非常能干,非常镇定。”


大选期间宣传“中国威胁论”,质疑邓小平:让中美关系疙疙瘩瘩

2011年1月下半月,由郑必坚会长率领的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以下简称“国创会”)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我们出席了1月18日—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随后,我们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与美战略界人士进行了交流。2011年1月18日—22日,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的论坛就被纳入这个大框架中。在论坛开幕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分别发来了亲笔签名的贺信,显示了中美双方高层领导对论坛的重视。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对中美关系一向是十分关注的。1971年我就去了美国,先后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10年,我在欧洲工作了15年。但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欧洲工作,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总是绕不开的。中美关系如何,关系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


2010年11月,我和夫人施燕华应美国5所大学的邀请去作巡回演说,介绍我们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的看法。我们从美国西海岸走到东海岸,除了发表演说和接受提问外,还与美国政界、学术界、经济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我观察到,在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三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在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第一次出现了29个针对中国的电视宣传片。我们于2010年11月4日抵达洛杉矶,中期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战非常激烈。民主党失去了在众议院的多数,虽然保留了在参议院中的多数,但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席位差距大大缩小。中期选举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往往是以国内问题为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国际问题才会成为焦点。然而,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中国成了一个被攻击的靶子。29个针对中国的电视宣传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我看了其中一个:整个广告片讲的是中文,下面是英文字幕。有一个50多岁的中国男子,穿着一件深色立领的中山装,对一批中国青年人讲话。他讲话时的神情是得意忘形,趾高气扬:“我们现在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佬替我们打工了!”听众随即爆发出一阵得意欢快的笑声。片子不长,不过3分钟,但“中国威胁论”表现得淋漓尽致。自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电视广告片。制作这样的片子,登广告都是要花钱的,花钱是要有回报的。电视台播出这样的广告片,散布“中国威胁论”,煽动对中国的仇恨,这就是广告片制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


第二个“第一”,是在我们与美国学者、政界人士的私下接触中,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邓小平的路线在中国还管用吗?你们还执行这个路线吗?”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设计成为我们国家的基本方针和路线,起码要管一百年。在我的外交生涯中,人们质疑中国是否执行邓小平的路线,这还是第一次。


第三个“第一”,是2009年—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系列疙疙瘩瘩的事件,而美国的大企业始终保持沉默。美国的大企业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坚定支持者,相当部分都已在中国安家落户,他们的利益已经同中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过去,每当中美关系出现麻烦的时候,大企业纷纷出来表态,支持发展美中关系,批评一些过激言论。而这一次,大企业却一反常态,缄默不语。这是发人深思的。


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而我们的论坛,作为胡主席国事访问大框架中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在论坛的框架内,1月18日下午,举行了“未来10年中美战略合作前景”圆桌会议。中美双方都有一些重要人物出席会议。在我们举行这场圆桌会议的时候,正是中美两国国内都出现一些不同声音的时候。美国方面有人质疑中国方面是否在继续执行邓小平的路线;有人认为和平崛起方针已濒临死亡,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对华战略。而中国方面也出现一些质疑中美合作的言论,预言中美之间必将发生对抗。然而,在今天的会议上,中美双方的战略界人士不约而同地指出,中美关系太重要了,保持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地发展,不仅有利于中美双方,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在出席“国创会”与美方智库进行的座谈会上,关于胡锦涛主席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我所接触到的美方人士,大家都评价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很成功。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果?我以为是两股力量推动的结果。第一,中美关系是双方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问题。近两年来,中美关系疙疙瘩瘩,摩擦不断,而中美双方都认识到,这种状况的延续,会威胁到中美合作健康、稳定地发展,不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胡锦涛主席选择在这个时候访美,与美国领导人会晤,与各界人士接触,目的就是要结束双方关系疙疙瘩瘩的状态。这与奥巴马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第二个推动因素,是时代的潮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而胡主席这次对美国的访问,正是顺应了这股潮流。顺应时代潮流的事,是一定会成功的!”


美方人士对我的上述看法表示支持和认同。


21世纪的全球安全需要多边主义,武力解决不了问题

2011年3月23日—24日,我出席了在慕尼黑举行的新政策论坛。新政策论坛是原苏联国家主席戈尔巴乔夫与意大利的一家基金会和智库联合举办的。


新政策论坛主要是关注欧洲面临的问题。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安全:欧洲的应对”。新政策论坛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俄罗斯、西欧和东欧的政界人士,特别是前政要、欧洲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也有少数企业家,我是唯一来自东亚的参加者。


3月23日上午,新政策论坛正式开幕。戈尔巴乔夫致开幕词,对全球的安全形势相当悲观。他认为,金融危机在欧洲导致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局急剧动荡。与此同时,中东和北非地区正在经历一场大危机。核武器扩散的势头还在继续,诸如伊朗等国,实际上很想拥有核武器。


本届论坛举行的时候,利比亚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这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我在会上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鉴于许多发言人都对日本遭受特大地震灾害表示了慰问和同情,我作为会上唯一的东亚人,当然首先要讲日本大地震。地震造成了几万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我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并对日本人民在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所表现出的勇气、淡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钦佩。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对日本的支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说明,在自然灾难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只有联合起来,相互支援,才能有效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


关于利比亚战争,我着重对中国在安理会投弃权票作了说明。我指出,奥巴马政府没有学习小布什绕开安理会发动战争,而是寻求安理会的授权。这表明,奥巴马政府正在远离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靠拢。联合国就体现了多边主义,21世纪的全球安全需要多边主义。中国为什么没有投票赞成设立“禁飞区”,而是弃权?这是因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武力解决不了问题。看一看21世纪爆发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打了快10年,伊拉克战争打了8年。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联合一些盟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小国、穷国,打了那么长时间,解决了什么问题?美国人自己也承认,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战争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今后几年乃至几十年,美国等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来应对这两场战争所带来的后果。


关于全球安全形势,我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6年了,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是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这种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这是世界变化的结果。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没有分裂成对立的军事集团,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尽管全球安全形势面临很多挑战,但必须看到世界的进步。世界总是走向进步,走向光明;而不是在倒退,走向黑暗。就中国而言,我们是一支坚定地支持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力量。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论坛在讨论过程中还谈到了中国。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意大利代表基耶萨在会上发言指出,环顾世界,看一看欧洲我们会发现,我们总是在争论不休地讨论一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中国没有那么多争论,中国人正专注于经济建设,经济总量翻了几倍,21世纪肯定是中国世纪。


我在会上的最后发言中,专门谈了21世纪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的问题。我说,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应当属于全人类。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谦虚,因为欧洲世纪的时候,欧洲是崛起了,但是其他人倒霉了,美国世纪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亚洲在崛起,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我们崛起的方式不是损人利己,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互利共赢。这就像汉斯•布里克斯先生指出的,是由MED决定的。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吴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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