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巨商们:盘点商界传奇故事

2016-06-27作者:莫休著编辑:搜狐网

巨商是个既有故事又颇具传奇的群体。比如纣王祖先王亥,只用牛车贩运,就换来了一个商王朝;华商始祖范蠡,叱咤政商界,名扬四海;春秋名相管仲,他的经济理论比马克思早2500年;财神沈万三,助朱元璋建造近半个南京城;再有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这顶帽子最终给他带来了什么?


纣王祖先王亥开长途贸易先河 牛车拉出一个商王朝

一项有意义的发明创造可以推动人类历史的演进。比如四大发明(战国时期发明的指南针、西汉时期发明的造纸术、东晋时期发明的火药、唐朝时期发明的印刷术),多少年来,都在推动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影响着世界文明史的进程。这种创举,往往是大自然给人以启发所致。


亦如王亥(生卒年不详,又名振,夏朝商族首领)的先辈,作为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他们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役使畜力的各种方法。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他的先王——相土(生卒年不详,商部落第三任首领),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戴上马笼头从而驯服了野马,再加上训练,便让马拉车驮物,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


从西北草原迁徙到中原地区之后,原本肥壮的马匹并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到了王亥时代,马几乎变成了熊猫级的珍稀动物,拉车、运货、作战,根本不够用。而牛在中原地区却遍地可见,可惜都没有被人驯服,更不能像马那样可以为人所劳役。体格硕大肥壮的牛虽然没有马跑得快,却有一身不亚于马的蛮力。


那么,可不可以让牛替马拉车?这是王亥琢磨的问题。最终他掌握了“牵牛要牵牛鼻子”的诀窍:给牛扎上牛鼻犋,牛便乖乖地听他使唤,不敢再耍蛮。就这样,王亥彻底驯服了这种野性十足的庞然大物,进而将它套在华丽的双辕车上,制造了牛车。


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王亥服牛”的故事。


服牛,也是一项发明创造,可以申请为专利。专利的特征是“技术之火加上利益之油”,这就意味着,这项技术将会为他带来滚滚财源。


事实也证明,王亥服牛对改变整个夏王朝的历史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牛比马堪负重,更适合耕地和拉车运货。在王亥的大力推广下,驯牛技术和牛车开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商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极。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牛羊成群,满山遍野,用也用不完,这下该怎么办?


为解决牛、羊及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王亥亲自驾驶牛车载货运输,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换物这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正是王亥开的先河。


从那以后,古道上经常可以见到王亥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的壮观景象:一辆辆载满布帛、黍和粟的牛车吱呀吱呀地响着,一群群洁白的绵羊咩咩地叫着,一个个袒胸露背的赤脚壮汉“吼吼”地吆喝着,这绵延的牛车队伍一路跋山涉水,风雨兼程,从一个部落奔波到另一个部落……从此,王亥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他成了当时最富有的部落首领。


也由于王亥开了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的先河,在他去世后,商族人沿其传统,利用牛车、马车的便利条件从事部落间的物品交换,以获取财富。搞贩运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专门从事这行当的职业。从事这份职业的人基本上都来自于商族部落,所以外族人就将他们称作“商人”,靠这种方式获取财富的活动就是“商业”活动,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


正是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族部落终于在王亥的第七世孙——商汤时灭了夏桀(生卒年不详,夏朝第17代君主,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建立了商王朝。


名相管仲 第一位通过招商引资达到民富国强的政治家

称霸,是每个人心中暗涌的梦想,更是那些当朝政客的至爱。当齐桓公说“想要称霸诸侯”时,鲍叔牙(?—前644年。又称鲍叔,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告诉他:要想治理好齐国,有他就可以了,但是,若想乱世称霸,则“非管夷吾不可”。意思是说,管夷吾是一个不一般的人才。


管夷吾也就是后来成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约前723年-前645年)。他在齐桓公面前搬弄的那一套经济理论,归根结底就是民富国强,也就是2500年之后马克思(1818年—1883年,德国犹太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民富国强是治国者的目标,更是老百姓的期望。当齐桓公和管仲谈论霸王之术时,管仲的阐述让齐桓公大喜过望。


齐桓公问管仲:“我想让齐国富强、社稷安定,该从何处着手?”


管仲回答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要想重整国威,必须先得民心。”


齐桓公问:“怎样才能得民心?”


管仲答:“要得民心,首先当从爱惜百姓做起,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因为财富是富民安邦和培养人礼仪道理的前提条件,所谓‘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其次,少用刑法,减少赋税;第三,任人唯贤,坚决打击贪官污吏,让百姓对政府建立信心;第四,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做到这样就基本上能算是得民心了。”


齐桓公又问:“百姓富足安乐了,兵甲不足怎么办?”


“兵在精而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还怕训练不成?”


齐桓公再问:“士兵训练好了,但财力不足又该怎么办?”


“可以开发山林、矿山和盐田,发展盐铁业、渔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商品经济,让齐国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财力增强了,军队的开支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这样民足、兵强、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


“先别急,还不到时候。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齐国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的目的。”


管仲循循善诱,娓娓而谈,齐桓公被说得心悦诚服,当即任命管仲为相国(以其为大夫,委以政事)。成了相国之后,管仲实实在在地辅佐齐桓公对外“尊王攘夷,对内整顿朝政。他言行合一,反对空谈主义。按照先前与齐桓公提出藏富于民、重商兴业的理念,率先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商人们纷纷来到地处海滨的小小齐国安居乐业(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给齐国送来了大量财富,齐国国力迅速提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富甲诸侯。可以说,管仲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引资达到民富国强的政治家。


他大力鼓励发展商品经济,让齐国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鼓励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还提出刺激消费和奢侈消费的主张,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齐国的人民富了,国家也富了,管仲也富了,他的财富足以和公室相比。据《史记?货殖列传序》记载“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直到晚年,他都备受尊重,享受荣华。就连孔子也深为感慨地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还得过披散头发、左开衣襟、蛮人统治的日子呢!”。


范蠡叱咤政商界 功勋、美女、财富“一个都不少”

范蠡(前536年—前448年)生活在一个虎气腾腾的春秋时代。在吴越两国交战中,范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向勾践献策美人计。于是,美人西施被献给吴王夫差。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坚持不懈,依靠范蠡、文种等人的深谋和才干,起死回生,实现霸业,最后把吴王夫差打败,洗雪了会稽的耻辱,也救出了西施。


战争时期的成功合作并不意味着和平时代能和谐相处。范蠡一直记得老师计然给自己的提醒: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慢慢的,他也看出勾践好大喜功,生性残忍,便决定急流勇退,离开勾践。


范蠡带着家人(不知可否是西施),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暴露,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抛家弃产离开楚国的范蠡不得不考虑一家人的生计问题。


他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便打算在海边耕田,再创家业。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灾人祸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


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


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


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


范蠡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


花甲之年隐退江湖之后范蠡才开始做生意,也是从小买卖开始他的商旅生涯的。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范蠡离开楚国后的后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美女、功勋、财富,范蠡一个都不少,就连种田、经商也样样能成功。他不是随意离开某处,但他到哪儿就能在哪儿驰名天下。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却不留恋权位,在功成之时,名遂身退;他弃官从商,以治国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他又不贪恋钱财,在巨富之时,19年三致千金。这样的人不愧为“治国衣臣、兵家奇才、华商始祖”。


财神沈万三 助朱元璋建造了近半个南京城

沈万三(1330年—1376年),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出生于平江府(苏州)长洲县东蔡村,祖籍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浙江湖州南浔)。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元代至顺年,沈万三的父亲沈佑举家从湖州的南浔迁到了苏州的东垞,即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在这里,全家人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垦殖,终于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庄田广达一千三百多亩。沈佑去世后,儿子们分了家。兄弟迁居之后,排行老三的沈万三留在了周庄的银子浜,他一方面管理着东垞的庄田,另一方面则开始经营镇上的买卖。


他通过买卖、盘剥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垦土做法,也是当时元王朝所积极提倡并予以鼓励的。沈万三于是通过经营土地的办法,获得“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的高额回报。沈万三靠土地起家,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当时,元朝统治者鼓励和发展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经商的人增多。至于海外贸易,元王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于是,沈万三便将目光投到了做海内外贸易上。孙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由此可见,靠土地发家的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每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沈万三将剩余的粮食贩卖到北方,还贩卖到其他缺粮地区和海外获取效益。同时,沈万三还在宁、镇、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获得丰厚的回报,家业更加富足。


沈万三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南洋等地。沈万三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港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因而扬帆远行,收获颇丰。我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曾说过,苏州周庄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所以说,经商致富是沈万三“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


发达了的沈万三建立了豪宅,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当时,张士诚举兵起义,做上了大周国的皇帝。但是,张士诚成立的大周国实在是太小了,只有苏州一带的一些州县。张士诚建立大周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万三这样的富商大贾。因为张士诚心中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也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领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1368年,朱元璋的大军终于灭掉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的军队,开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称帝后,他极度憎恨这些为张士诚出力的江南富豪,于是便对江南一带格外加重了税赋,每亩税粮定成了七斗五升。又命苏州的一些富民徙居濠州,同时,还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为官田,朱元璋就没收了沈万三的大批田地为官田。


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不久,他又发现朱元璋建造城墙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于是,沈万三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上书自请“助筑都城三之一”。为了让朱元璋龙颜大悦,沈万三自然是倾尽了全力。但不久,朱元璋觉得,当初如果不是沈万三极力支持张士诚,他就不用花八个月才攻下苏州城。因此,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红顶商人胡雪岩依官而商 成也官场败也官场

在中国人的理念中,有一个“靠山”理论,那就是:山得势,即得势;山垮台,即垮台.让胡雪岩(1823年—1885年。又名胡光墉,晚清官商)成为“红顶商人”的人是左宗棠。左宗棠(1812年—1885年)不仅是著名的湘军将领,还是洋务派首领,更确切地说,他是清廷重臣。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出兵收复西北边陲。年过花甲的左宗棠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与胡雪岩有私交,他是当时的洋务派老大(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对于自己不便出手的“洋务”,比如说与外国人打交道等,他就经常指派精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去打理。


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西征之时,58 岁的胡雪岩为其鞍前马后筹粮草、借洋款(获得向英商渣打银行借外债的机会)、购运西方先进武器装备也全靠胡雪岩的积极协助,左宗棠才能成功地收复新疆。收复新疆后,慈禧就为立下汗马功劳的胡雪岩论功行赏。这次胡雪岩不仅被封为布政使衔(三品)并总办“四省公库”,还拿到了象征着慈禧近臣的从二品顶戴和黄马褂。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的,而此时的胡雪岩既戴红顶又穿黄马褂,故而,他这个“红顶商人”也就名噪一时。


胡雪岩有了这顶帽子和这身黄马褂,就等于绑定了朝廷这座大靠山,而总办“四省公库”,更是让他的钻营能量出奇的大。上至清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把现银存入他的“阜康”钱庄,一时之间,他的钱庄几乎成了京城内外王公贵戚和官僚的外库。


但中国素来就有“亢龙有悔,穷之灾也”的说法,意思是说,发展达到权限就几乎没有再发展的余地了,势必会盛极而衰,走向反面。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因为攀得太高,最后才摔得很惨。而这个让他摔得无法翻身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成就他的左宗棠,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事情是这样的。1883年,法军进攻驻守在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不可避免,清廷再次召令已年过七旬的左宗棠。与此同时,刚愎自用的胡雪岩正信心满满地创建着自己雄伟的商业王国——他要在上海开办蚕丝厂。为此,他斥资2000万两白银高价尽收国内新丝1.4万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可是,和左宗棠、胡雪岩组合有宿怨的是李鸿章(1823年-1901年)、盛宣怀(清廷官商,李鸿章的“钱袋子”)组合。李鸿章认为,左宗棠能为朝廷立下功劳,皆因有胡雪岩的经济支持,所以当他得知胡雪岩要耗巨资办蚕丝厂、左宗棠又不在两江的消息后,李、盛二人开始筹划致胡雪岩于死地。


不谙官场规则的胡雪岩丝毫没想到,自己这拼了身家性命的赌注会致他于人财两空的境地。李鸿章和盛宣怀暗中作梗,致使他囤积的生丝不能及时出手,造成库存变质。第二年夏天,囤积的生丝被迫贱卖,胡雪岩因此亏耗1000万两白银。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李、盛二人串通好各地的官僚竞提“阜康”钱庄的存款。左宗棠迟迟未归,胡雪岩一时找不到帮自己斡旋的人,最终导致他设在各地的“阜康”钱庄纷纷倒闭。适逢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时局动荡,胡雪岩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周转失灵。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不得不廉价当了自己创办的“胡庆馀堂”药厂的地契房产,并就此宣告破产。


虽然胡雪岩成了巨富,但他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最后被一顶帽子压倒在众人之下,这是他的悲哀。他白手起家,借助结交权贵显要在夹缝中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他开连锁钱庄和当铺,也开药厂(即胡庆馀堂雪记药号,此厂对胡开文的“八宝五胆药墨”流传贡献甚大),并垄断丝茶贸易等。在洋务运动中,他替清政府购买洋枪洋炮、聘洋匠、借洋款、筹粮械、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终于使自己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但当他戴上那顶官帽时,就像孙悟空套上了紧箍咒,成了别人操纵的傀儡,这也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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