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起因竟是偷看弟媳洗澡?

2016-07-01作者:张宏编辑:搜狐网

那是一个时局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名人故事辈出的年代,有文学大师鲁迅与周作人离奇的家务纠纷,有靠“黑吃黑”起家的“流氓大亨”黄金荣,也有至今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学“鬼才”穆时英真假汉奸之谜;至于文学巨匠郁达夫为何出走南洋,也因无法考证而众说纷纭。


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 起因竟是偷看弟媳洗澡?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终于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兄弟三人终于实现大团圆,他们还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接到北京一同赡养。正当鲁迅与周作人都在事业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时刻,他们却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断绝来往。


在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却突然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这封信很短,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对于鲁迅兄弟失和这件事,学者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推测。但是有一点研究者们却看法一致,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认为的那样,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但是,他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会太错。不过,人们接下来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问:这所谓的家庭纠纷又是些什么事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却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显然,在知情人看来,羽太信子对鲁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满的。关于这点,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关于这点,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阅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但是,为什么“不愿”呢?周作人却没有说。这就为研究者们的各种猜测提供了空间。


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窥弟妇沐浴,这种说法因为涉及到一些隐秘问题,故此也流传很广。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进行了解释:“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还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也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流氓头子黄金荣嗜好"赚银子睡女人" 蒋介石为还债拜其为师

上海滩,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东方乐园”的称号。这里的十里洋场,风云变幻,机会与风险并存,成为冒险家施展自己的能量、实现飞黄腾达的理想场所。“流氓大亨”,是1949年解放以前,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一些善于投机的流氓头子,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上海滩秘密势力的霸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被惟恐躲闪不及的老百姓称为“流氓大亨”。而在旧上海的“流氓大亨”里,排名第一的,当推黄金荣。


1890年,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当时的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这时,22岁的黄金荣正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便决定去碰碰运气。结果,巡捕房看中了他那强壮的身体,居然录用了,从此黄金荣成为法租界捕房的三等华捕。在此期间,黄金荣用“黑吃黑”、“一物降一物”的手法,网罗了一批流氓混混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为了继续迅速地升迁,黄金荣甚至制造假案,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声名和身价。黄金荣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他就拜当时的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为师,列“通”字辈。黄金荣一生涉足赌、娼、盗,大发不义横财,只要能挣钱,他从不问行当,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黄金荣对金钱贪得无厌,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的人生嗜好是“赚银子睡女人”。他对金钱的法力充满迷信,认为有钱能让鬼推磨,因此,狂妄地叫嚣:“天大官司,磨盘大的银子。”在黄金荣的势力更加强大之后,目空一切的他开始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意思是比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大”字辈更高一尺,并建立有忠信社、荣社等帮派组织,收徒上万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蒋介石。


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名叫蒋志清的蒋介石正在上海滩四处投机。为了赚钱,他和周骏彦等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幻想以此实现自己的发财美梦。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河自杀。债主们还雇用一些打手来强迫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过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亨虞洽卿的介绍,蒋介石来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恒泰号”的债主们。酒席中,他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闻听后面面相觑。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只好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摆平了。


1927年三四月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来到黄金荣公馆,再次向他当年的救命恩人行师徒之礼。


文学“鬼才”穆时英身份之谜 是汉奸?还是中统特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一直是人们非常好奇的一个文学流派:它横空出世却又昙花一现,当红一时却又被褒贬不一。特别是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被杀,有人说他是中统特工却被军统误杀,其身份和死因至今尚未定论。


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一年以后,此书改订增补本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


1933年前后,穷困潦倒的穆时英为了改善收入,参加了为正直文人所不齿的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为那里虽然声名狼藉却收入颇为丰厚,从此,他那辉煌而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便在审查所谓的“赤色”书籍中消磨掉了。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一个要员。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


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枪,向其射击,几声枪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


后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该书记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政府。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政府”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向洋商买下《文汇报》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份报纸挂着外国人的招牌,而且立足已稳。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但是,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却让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该文章说,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军统误杀的。作者自称是穆时英在中统的上司,穆时英返沪任职于汪伪报界是他亲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忆属实的话,那么,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应该是重庆方面卧底的军统特工。汪伪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时英的真实身份而误认为穆时英是自己人,正因为如此,汪精卫才打电话给《中华日报》,扬言要报复暗藏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特务。认为穆时英是被军统误杀的人,还以当时的新闻界反应为旁证。


1940年,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穆时英被杀以后,关于他的卷宗和一大堆发生在战时的偷窃、绑架、谋杀、失踪、车祸、欺诈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记、物资供应清单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杂乱的档案架上,随着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今天,由于证据的不足,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尽管众说纷纭,真相却恐怕只能是一个迷。


作家郁达夫致力抗日宣传 出走南洋遭迫害客死异乡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1938年底,他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突然失踪。他的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郁达夫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正如他在回忆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1911年起,年仅15岁的郁达夫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他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不久就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异国漂泊。在日本,郁达夫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同时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使他忧伤、愤世,需要写作来抒发情绪,渐渐地,郁达夫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938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去武汉就职,从此投身于抗日宣传的道路。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上发表了《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


1938年年底,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决心到新加坡是为了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担任过《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工作,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而3年之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和散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抗日宣传的。


尽管关于郁达夫出走南洋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在南洋旅居期间,参与了众多抗日活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郁达夫到南洋后所发表的作品来看,他已不能再被称为一位作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宣传工作者。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主编的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如提高群众的抗敌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以及提高民众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等等。


郁达夫的女儿郁美兰,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文章回忆,1941年12月,郁达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积极投入抗日的实际工作。他曾经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培训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等职务,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这一时期,郁达夫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每一天都早起晚睡,非常辛苦。有人曾回忆郁达夫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一直忙到清晨,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每天笔耕总要四五千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正当郁达夫为抗战胜利兴奋不已的时候,日本宪兵却向他伸出了罪恶之手。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吃完晚饭后,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忽然来了一个讲印尼语的当地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这个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但此后郁达夫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也有人说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50岁。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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