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欧洲乱局始于一战前 六位元首遭暗杀

2016-07-04作者:(美) 塔奇曼, 著编辑:搜狐网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六位国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内遭到暗杀。他们是1894年遇害的法国总统卡诺(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国总统麦金莱(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们当中没有谁称得上是暴君。他们的死是绝望的、受蒙骗的人们的姿态,为了唤起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注。


在席卷了这些生命的无政府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是“一场浪漫主义者的白日梦”。它有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富有智慧,真诚而热切,热爱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为不幸、绝望、愤怒或贫穷而变得堕落和无望,然后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动,付诸实行的人们。他们成了杀手。这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接触。思想家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为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倾吐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振臂呼吁行动,呼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敌人的统治。他们呼吁的对象是谁?所谓的行动又是什么?他们没有准确地说出。他们有所不知,在社会的底层,寂寞的人们在倾听。他们听到了演说和鼓吹的回音,窥见了闪闪发光的新千年,允诺没有饥饿和老板的生活。突然,他们之中的一个满怀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杀人——并在理念的圣坛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出身贫穷、拥挤的杂院,饥饿和肮脏在那里称王;结核病人咳嗽,空气中弥漫着粪便、烂白菜和过期啤酒的味道。婴儿哀号,夫妇争吵尖叫,屋顶有漏洞,坏掉的窗户也不曾维修,冬天阵阵冷风便直灌进屋里。隐私是难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壶在两餐之间当洗涤锅用,旧箱子当作凳子,肮脏的稻草堆当床铺,两个竹篓上搭一块板充当桌子。有时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门,因为衣服不够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殴打妻子的人、窃贼以及娼妇住在一处。生活在失业和干不完的辛苦劳动间来回晃悠,一个制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时挣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时,每周7天,才能养活三个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积蓄就挥霍在雇用堆满花的葬礼马车上,悼念的人群行进,一切为了抵抗被遗忘的命运,以及那最后的耻辱—公共墓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邪恶之王—财产,就没有人能依赖他人的劳动生活,人性也将获得解放,追寻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正义。国家的角色会被个体自发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通过选举或劝说进行的改革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产,也不会放弃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者——权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个恶毒的现有体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当旧的系统成为瓦砾,完全平等、没有权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着安顿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东西。这个主张看来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不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散播消息和宣传行动,用理念唤醒他们。于是某一天,某个这样的行动就能点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一年,也是对其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年份。它的两位重要先知是法国人皮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门徒—俄国流放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他后来成为这项运动的积极领导人。


蒲鲁东宣称:“谁把手放在我身上、统治我,谁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敌人……统治人民的人民政体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贵族的蜘蛛网,穷人的铁链”。自由社会的“最高形式”是没有政府的,而蒲鲁东第一个将其命名为“An-archy”。他热情洋溢,充满蔑视地抨击政府。“被政府统治就是被没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检查、监视、管理、训导、说教、控制、支配、审查。就意味着每一个动作和交易都要注册、盖章、缴税、获取专利、许可、评估、测定、惩戒、矫正、遭遇挫败。以公共福利为借口,政府统治被利用、垄断、侵占、掠夺,然后,稍微有点儿抗议或抱怨,当事者就会遭到罚款、骚扰、诽谤、殴打、恫吓、缴械、审判、谴责、入狱、处死、绞喉、遣返、贩卖、背叛、欺诈、蒙蔽、暴打、凌辱。这就是政府,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们当中的民主主义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博爱之名,支持这个丑物;无产者自荐为共和国政府的候选人!真是虚伪!”


蒲鲁东认为“权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们通过理智,会被说服而接受没有国家的社会。而巴枯宁为理论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国学到的。他的竞争者卡尔•马克思坚持认为革命只会从工业无产阶级中产生,他们有组织,为这项任务受过训练。巴枯宁与马克思观点相左,他认为一触即发的革命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或俄国——那里的工人尽管没有什么训练,没有组织,甚至不识字,也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会揭竿而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有责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务是在群众中传播理念,把他们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无知和偏见中唤醒。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并从他们当中唤起和冲动相对应的思考,对于反抗的思考。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意识到自身的意识,于是“他们的力量变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赖组织的马克思从巴枯宁手上获得了对第一国际的控制。


无政府主义团体本身有阻滞其发展的矛盾之处。无政府主义拒绝政党。蒲鲁东称之为“专制主义的变体”,但是服从权威、组织和纪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策划活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必要性。忠实于理念的他们当然会拒绝。革命会从群众中自发产生。需要的只有理念——以及一点儿星火。


无政府主义者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所惧怕的)任何一次罢工、面包引起的骚乱或地方上的起义,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说《萌芽》中的埃纳博太太—矿场经理的妻子,注视着矿工们在如血的夕阳下罢工游行,她看见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红色幻景,在世纪末的某个阴暗的黄昏毁灭一切。是的,在那个黄昏,终获解放的人们会让中产阶级血流成河……他们靴子震响,皮肤肮脏,呼吸充满难闻的气味,这可怕的军团将摧毁旧世界……到处是火光,什么都没了,铜板、头衔、地位、财产片甲不留”。


但每当左拉的矿工们面对宪兵队的枪炮时,星火都会被扑灭。唤醒群众意识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时刻并没有到来。巴黎公社爆发又消失在1871年,没能引发普遍的暴动。在给妻子的信中,幻想破灭的巴枯宁写道:“在我们看来,群众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热情唤醒了,缺了这个,我们理论上正确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能为力。”巴枯宁伤心绝望,在1876年死去。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所说,他是个没有美洲的哥伦布。


1881年,民粹派(Narodniki)出拳,震惊世界: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他们看来,这场出人意料的行动大获成功,可与攻占巴士底狱并称。借此传播了他们的抗议,召唤了被压迫者,震慑了压迫者。然而,这一行动引来了反动。被杀的沙皇,皇冠虽说是独裁的象征,他自身却是农奴的“解放者”,因此贫农为其哀悼,并认为“乡绅谋杀了沙皇,为了重获土地”。他的大臣们展开了野蛮的镇压,民众放弃了所有改革的想法,对此持默许态度,而革命运动“毁于一旦,意志消沉,撤到了反叛者的地窖中”。至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一时期画上了句号。


在19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焕发新春之前,一场可怕的事件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欧洲,而发生在了美国,在芝加哥城。1886年8月,8位无政府主义者被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法官判处绞刑,因为在当年5月4日,一枚炸弹扔向了武装警察队伍,炸死了7名正试图驱散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罢工者集会的警察。


这次事件是8小时工作制运动的顶点,而争取8小时工作制又是10年来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工业战争的顶点。每一次冲突中,法律的力量——警察、军队和法庭——都与雇主合作。迎接工人要求的是荷枪实弹和封锁,罢工破坏者却受到私人侦探(Pinkertons)保护,这些侦探全副武装,宣誓担任副治安官。在阶级斗争中,国家不是中立的。受悲惨和不公的驱使,工人们越来越愤怒,雇主们越来越害怕,越发坚定了扑灭罢工的决心,紧张的气氛持续升级。就连亨利•詹姆斯这样的边缘人物都感受到一座“邪恶的无政府地狱在喘息,吐出它的痛苦、能量和憎恨”。


无政府主义并非工人运动,不过是下层阶级普遍骚动的一个组成元素。但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抗争中看到了炽热的木炭,想把它吹成熊熊烈火。“1磅(约0.45千克)炸药的威力能抵一堆子弹,”奥古斯特•斯皮斯 (August Spies) 大声呼叫,“军队警察,资本主义的猎犬,做好了谋杀的准备!”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因为在一场工人和破坏罢工者的冲突中,警察开枪杀死了两人。“报仇!报仇!工人们武装起来!”斯皮斯当晚印刷、散布的传单在呐喊。他呼吁次日举行抗议集会。这场集会的地点正是干草市场广场,警察过来驱散人群,一颗炸弹扔了过来。究竟是谁扔的一直没查出来。


宣判后,被告们在法庭上演讲,坚持无政府主义原则,充满殉道者的意识,回响欧美,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宣传材料。他们意识到证据不足以定罪,便大声宣告他们遭受审判不是因为谋杀,而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让全世界知道,”奥古斯特•斯皮斯叫嚣,“在1886年的伊利诺伊州,8个人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相信更美好的未来!”最后,3个犯人被免去死刑,而在监狱服刑。一个叫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的,是他们当中最年轻、英俊也最狂热的分子,法庭上展示了他制造炸弹的证据。在死刑执行的前一晚,他用一剂雷酸汞炸死了自己,并留下血书——“无政府万岁!”他的自杀被很多人视作是认罪的举动。余下的四个,包括斯皮斯在内,于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


数年之后,绞刑架的侧影和四具悬挂的尸体装点着无政府主义的文献,11月11日被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当作革命纪念日来庆祝。而公众的良知也意识到了绞刑架造成的悲惨、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动乱。


每个街角都站着身为无政府主义者却对此无知无觉的人。其中一位被纽约的警方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写进了1890年的书《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四大街见到这个人。此人突然跳向一辆马车——车上的客人是两位打扮时尚的女士,刚买了一堆东西——用刀猛砍体格肥壮、毛发油亮的马匹。他在被逮捕关押时说:“他们不用担心明天。一个小时就花了能养活我和我家人一年的钱。”他正是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缄默的,或者只能像一位失去产业的爱尔兰贫农最后一次挖地时那样悲号。一位访客问他想要什么。“我能要什么呢?”老人哭喊,向天挥动拳头,“我只要最后的审判日!”


穷人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权势、财富、庞大的支出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富人们一餐中享用鱼、家禽和红肉,住在大理石造的宅邸,锦缎装饰的墙壁,有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个房间。冬天穿皮草,有随从仆人替他们擦鞋、梳头、准备洗澡水、点壁炉的火。在这样一个世界,梅尔芭夫人在萨瓦的午餐会上,客人们吃厌了桃子,便向窗下的行人扔着玩。这可是当季的鲜果,“芬芳甜美,棉绒包裹”。


这就是统治者,有钱人,他们所有的巨大财富似乎只能解释为从穷苦大众的口袋中的剥削所得。“什么是财产?”这是蒲鲁东的著名问题。他的答案是:“财产即盗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9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经典《两个工人的谈话》中说道:“他们吃的每一口面包都是从你们的孩子手中拿来的,他们给妻子的每一件贵重礼物都意味着你们的贫困、饥饿、寒冷,甚至卖身。”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学比较模糊,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却是强烈又鲜明的。他们憎恨“所有人类的折磨者”,这是巴枯宁的称呼,包括“牧师、君主、政治家、士兵、官员、金融家、资本家、放贷者、律师”。对于工人自己来说,敌人不是遥远的富人,而是他们的代表:地主、工厂主、老板、警察。


他们会憎恨,但极少会反叛。大多数人态度冷漠,因为穷困而昏昏沉沉。也有人放弃了。一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靠做火柴盒赚钱,一个盒子4.5美分,一天工作14小时总共能赚31.5美分。有一天她跳窗自杀,被人从街上搬走时已经死了。邻居说:“她丧失了希望。”一位母亲病重又丢了工作的年轻人因为企图自杀而被带上地方长官的法庭。将这个人从水中拉上来的是水闸看守人的妻子,她在做证时说“我一把他拉上来,他就又往水中爬”,直到某个工匠过来帮忙。地方长官于是称赞她臂力惊人,整个法庭都笑了,但在场的一位叫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人写道:“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男孩,在生命的门槛奋力爬向泥泞的死亡。”


巴枯宁时代无政府主义实际尝试上的失败导致其理论和实践偏离了地面,转移到云端。在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它那一贯的田园牧歌般的目标变得更乌托邦了,而行动则比从前更远离实际。它变得失去耐心,看不起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给老板工作8小时是太多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反叛》(La Révolte)宣称,“我们都知道社会的症结不是工人们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14小时,而是老板的存在。”


新无政府主义的领导者中最杰出的是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Prince Peter Kropotkin)。他出身贵族,从事地理研究,信仰革命。他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监狱被关押了两年后,于1876年逃出,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他罩上了英勇的光环;其后他流亡瑞士、法国和英国,毫无悔意、努力不懈地宣讲革命要义,使光环亮度不减。


克鲁泡特金尽管命途多舛,对人类的信心却取之不尽、无法撼动。他给人一种“渴望把所有人类都揽进怀抱,使他们保持温暖”的印象,熟知他的记者亨利•内文森(Henry Nevinson)如是说。他那光秃而高贵的脑壳被一圈茂盛的棕色头发环绕,闪耀着善良的光芒。浓密的胡子安乐地散布在颏下。他身材十分短小,“没有足够的身体支撑硕大的头颅”。他是斯摩棱斯克王子(princes of Smolensk)的后裔,根据家庭传统,属于卢芮克王朝(Rurik Dynasty),曾在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s)到来之前统治俄国。克鲁泡特金加入了“良心发现”的俄国贵族的长队,这些人因为所处的阶级压迫了人民几个世纪而怀有罪恶感。


他于1842年出生,在西伯利亚担任哥萨克官员时研究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回来时成为地理学会秘书,并在1871年为该组织勘探了芬兰和瑞典的冰川。与此同时,他已经成为某秘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被发现以后,便遭逮捕和关押。他在1876年越狱后——这一年正是巴枯宁去世之年——逃往了瑞士,与法国地理学家爱理塞•邵可侣(Elisée Reclus)共事。邵可侣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巨著《世界地理》就有克鲁泡特金的贡献—他写了关于西伯利亚的分册。这两人又合办了《反叛者》,克鲁泡特金任编辑三年;被查禁后该刊又在巴黎以《反叛》的名目重生,后来成为最著名、寿命也最长的无政府主义报刊。他有力而激情的论战,因为成功逃脱俄国最令人畏惧的监狱而获得的威望,他与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汝拉联盟(Jura)的积极工作——所有这些使他获得了亲王的称号,成为公认的巴枯宁接班人。


他又于1882年来到法国。公社传统滋养了法国的武装无政府主义运动,里昂就有个发展得不错的团体。警察搜捕了这个团体,引发了报复性炸弹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于是52名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克鲁泡特金遭到逮捕,罪名是隶属于某致力于71废除财产、家庭、国家和宗教的国际同盟。克鲁泡特金被判处5年徒刑,服刑3年后被格雷维总统赦免,之后他和妻女一起迁居英国——那个时代的政治流放者最终的避难所。


在哈姆斯密,这个伦敦郊外体面到沉闷的住宅区中有一座小房子,克鲁泡特金在此继续为《反叛》撰写暴力的热情颂歌,为地理学期刊以及《十九世纪》撰写学术文章,用五种语言招待前来访问的激进分子,在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处地窖给无政府主义俱乐部讲演,还弹钢琴、画画,并以他温柔的性情、和蔼的态度吸引了所有与他见过面的人。“他的友善亲切到了圣洁的地步,”萧伯纳写道,“他那把络腮胡子、可爱的表情,好像是愉悦山上的牧羊人。他唯一的缺点是有预测两周内爆发战争的习惯。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这个缺点其实反映了克鲁泡特金的乐观,因为战争对于他来说是期待中的灾难,摧毁旧世界并为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开路。国家的“飞速堕落”加速了这个胜利的进展。“它不会在远方,”他写道,“一切都使它越来越近。”


这个和蔼可亲的人穿着维多利亚绅士传统的礼服大衣,却在鼓吹暴力的必要性上立场强硬。人类走向完美的进程被“既得利益者的惰性”所抵制。进步需要一场暴力事件“把人类从陈旧的常规中拽出来,扔到新的路上去……革命成为必要,不容置疑”。必须通过“行动宣传”在大众中唤起反叛的情绪。成为无政府主义暴力旗帜的“行动宣传”这一措辞最早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在1878年使用的。这一年见证了四次针对欧洲皇室的袭击:其中两次的对象是德国的威廉一世,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王各一次。“理念已经出动,”布鲁斯写道,“我们也必须发起行动宣传。皇室的胸膛将打开通往革命之路!”


次年在瑞士汝拉召开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克鲁泡特金特别强调了行动宣传,虽然并未明确宣传的方法。尽管没有大力推荐暗杀,他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继续敦促一种通过“演讲、文字、匕首、枪炮和火药”实现的宣传。他在《反叛》的版面上鼓舞人心地召唤:“言行合一的勇者,有骨气的人,不愿过与自己的原则冲突的生活,宁愿选择监狱、流亡与死;果敢的人,知道为了胜利,必须敢于冒险。”这样的人必须成为先进的革命卫士,远在群众做好准备之前,除了要“说话、控告、讨论”,还必须“行叛变之实”。


“仅仅一次行动,”克鲁泡特金又在别处写道,“就比1000本小册子更有宣传力度。”词语“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消失在空气中”。需要行动来“刺激对剥削者的憎恨,嘲弄统治者、表现出他们的弱点,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唤起反叛的精神”。他在报纸上傲然呼吁的行动确实成为现实,但行动的执行者却不是他。


到了19世纪90年代,克鲁泡特金50多岁的时候,尽管从未改变对革命的需求,却对个体的行动的热情上做出了一些克制。他在1891年3月的《反叛》上写道,纵然“革命精神通过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得到极大的提升,英雄行为本身却无法构成革命。革命首先是群众运动……几斤炸药摧毁不了有几百年历史的体制。这些行动的时机已过,现在应该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穿透群众的时候了”。可惜,免责声明很少和先前的主张一样有力。


1893年煤矿罢工的中途,在伦敦霍尔本一家饭店,克鲁泡特金与固执的工团主义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汤姆•曼恩(Tom Mann)争吵。“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必须破坏!我们必须把专制者赶下来!”曼恩喊叫。


“不,”克鲁泡特金说,带着外国口音,镜片后的双眼像科学家一样闪着光,“我们必须建造。我们必须在人心之间建造。我们必须造出天国。”


他已经准备好了天国的方案。革命之后——他估计需要三五年才能摧毁政府、监狱、堡垒、贫民窟,没收土地、工业及所有形式的财产——志愿者们会盘点所有的食物储备、住所以及生产工具。打印出的单子将散发给大众。每个人都能按需得到供大于求的东西,而供不应求的东西则会定量配给。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财产。所有人都根据自身需要在公共仓库中获得食品和用品,也有权“决定对于他来说舒适生活所需的东西”。既然没有了继承,贪婪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体格健全的男性都通过团体和公社与社会订“协议”,规定他们从21岁到45岁或50岁,从事自己选择的工作,每天5小时。作为回报,社会将保证其享受“房子、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等”。执法部门、法官或刑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们会出于自身与邻居“合作、支持和同情”的需求而履行协议。这项过程非常合理,所以行得通,然而就是克鲁泡特金也应该注意到,合理性很少是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常识上不留情面的萧伯纳在费边主义小册子《论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中指出了问题所在。这本书于1893年出版,其后10年内再版多次。他问道:如果人是好的,体制是坏的,如果一旦腐败的体制不再压迫人,人就能变好,那么“令他痛苦呻吟的腐败和压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然而,萧伯纳觉得有必要写下这本小册子,这正是他对理念力量的致敬。


对于无政府主义规划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是核算物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蒲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每个人是根据他的产量来分配物品的。但这就需要一个团体来确定价值并做核算,一个权力机构——正是“纯粹”无政府主义谴责的对象。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假定所有人都愿意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既然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而愉快的,每个人都会主动地贡献,自由地从公共仓库中取出所需,没有核算的必要。


为了证明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发展了他的“互助”理论,以展示无政府主义存在于自然法则中的科学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思想家歪曲了达尔文的命题。自然界其实并非红牙利爪,各种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为代价生存。相反,它们是出于本能,通过“互助”来保存物种。他举的例证包括蚂蚁、蜜蜂、野马和牛——它们会围成圈以抵御狼群的攻击——以及中世纪生活在乡村公共农场的人们。他特别佩服兔子,虽然没有防御的力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却存活并繁衍。兔子在他看来象征着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将承袭地土,正如过去的一位布道者所言。


尽管克鲁泡特金始终构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面毁灭,资产阶级却忍不住要授予他荣耀。他是如此杰出的学者——而且还是个亲王。他拒绝了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资格,因为学会接受皇室的赞助,但他还是受邀参加学会晚宴。他在宴会上拒绝站起来加入主席提议的“为国王干杯!”活动。主席随即又站起来说:“克鲁泡特金亲王万岁!”于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为他干杯。他在1901年访问美国,在波士顿的洛威尔研究所做讲座,受到当地知识精英的款待,风头不输芝加哥名媛波特•帕尔默(Potter Palmer)夫人。《亚特兰大月刊》请他写回忆录,他的书也由最体面的出版社发行。《互助论》一书上市,就获得《评论之评论》的褒奖:“一本健康、开朗、愉快的好书,读了对人有好处。”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美]塔奇曼
出版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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