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预测“暴力”时有三种缺陷

2016-07-11作者:[美]柯林斯 编辑:搜狐网

暴力分为许多种。有些短促而偶然,如一记耳光;有些大型且计划周详,如一场战争。有些激动而怒气冲冲,如一场争吵;有些冷漠而不近人情,如毒气室的官僚管理系统。有些令人愉悦,如喧闹的酒会;有些令人恐惧,如沙场上的战斗。有些鬼鬼祟祟,如强奸和谋杀;有些光明正大,如公开处决。暴力是对抗性体育比赛中预先计划好的娱乐,是戏剧中的张力,是动作片中的情节,是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它既恐怖又充满英雄气概,既令人厌恶又激动人心,是最可耻也是最光荣的人类行为。


形形色色的暴力可以用一个相对简洁的理论来解释。若干主要过程,加以不同强度,便达成了不同形式的暴力在特定时间和情境下发生的条件。


本书的分析将会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本书将以互动为核心,而非个体、社会背景、文化及动机;也就是说,我所关注的是暴力情境的特点。这意味着我所分析的材料会尽可能地靠近暴力互动情境。其次,本书将会比较不同种类的暴力。我们需要打破既有的分类方式——例如将谋杀视为一种特殊的研究领域,战争则是第二种,虐待儿童是第三种,警察暴力是第四种——转而去关注这些事件发生的情境。并非所有情境都一模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比较不同情境变化的范围,这一范围将会影响随之而来的暴力的种类与强度。使用这一方法,暴力的诸多种类将会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优势,帮助我们去理解暴力展开的时机与方式。



三种暴力情境:暴力与否 跟性别、种族、年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无关

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这就是微观社会学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寻找情境的框架,正是这些情境塑造了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情绪和行为。若要寻找不同类别的暴力个体,并认为这些类别在不同情境中都稳定存在,那是一种误导。在这一方面,大量研究都未能得出有力的结果。没错,年轻男性最有可能成为各种暴力行为的施加者,但却并非所有年轻男性都是暴力的。在合适的情境下,中年男性、儿童和女性也可能是暴力的。背景变量也一样:贫困、种族以及出身于离异或单身家庭,都无法解释暴力问题。尽管这些变量与某些种类的暴力之间具有统计学上的关联性,但在用它们来预测暴力上却有至少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绝大部分年轻男性、穷人、黑人或单亲家庭的儿童都不会杀人、强奸、虐待家人和持枪抢劫;同时,却有一大批富人、白人以及传统家庭出身的人犯下以上罪行。与其类似,人们通常都会认为暴力者有童年受虐阴影,但事实上这种解释仅适用于一小部分案例。


第二,这种分析看似解决了暴力的病因,但这只是因为它将因变量限制在了非法或高度污名化的暴力种类之中;因此,一旦扩及全部暴力种类,它就不能很好地给出解释。贫穷、家庭关系紧张、童年虐待阴影等既无法用于解释警察暴力,也无法预测哪种士兵会在战场上杀人最多,更无法解释哪种人会负责毒气室的运行或执行种族清洗。没有证据表明,童年时受到虐待,会导致长大后成为暴力警察、宴会醉汉或是战场英雄。毫无疑问,有些读者会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对他们来说,暴力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封闭的独立范畴,“坏”的社会条件会导致“坏”的暴力;相反,只要是由国家官方机构所执行的行为,那么这种“好”的暴力根本就不是暴力,也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只不过是正常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罢了。如此想来,还有一种暴力居于二者之间,它无伤大雅,或者可以说是“淘气的”暴力(例如无法控制自己的醉鬼);此外,还有“好”人实施的暴力;这些暴力只能由另外一套道德分类来解释。这种区分很好地展示了传统的社会分类思维如何阻碍了社会学的分析。如果我们聚焦在互动情境之上——愤怒的男朋友面对大哭不止的婴儿,持枪抢劫犯冲受害者扣动扳机,警察暴打嫌疑人——我们就能看到冲突、紧张以及情绪变化的不同类型,而这些才是暴力情境的核心。因此,我们能够看到,背景条件——贫困、种族、童年经历——距离解释暴力情境的核心动机还很遥远。


第三,即使那些真正暴力的人,也只是在很少一部分时间里是暴力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很暴力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已被定罪的杀人犯——也许是连环杀人犯;是一个经常打架、用刀捅人或用拳头揍人的家伙。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时间里暴力是很少出现的。这在民族志观察中体现得很明显,哪怕是在那些从统计上来说非常暴力的街区也是如此。每十万人中发生十起谋杀案(即美国1990年的最高凶杀率)已经相当高了,但这意味着十万人中有9.999万人在一年中并不会遭遇谋杀,还有9.7万人(同样以最高数值计算)不会遭遇哪怕最轻微的袭击。这些暴力行为是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因此,在这一年里,一起谋杀或袭击事件在某一特定日期的特定时刻发生在某个特定的人身上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一点对那些在一年里真正犯下一起或多起凶杀、袭击、抢劫或强奸案的人(或者是暴打嫌疑人的警察)来说也同样成立。即便是那些在统计学上而言犯下许多罪行的人,也很少会连续在一周内多次犯案;在学校、单位或公共场所发生的由个人实施的最臭名昭著的杀人案件,即使死难者在25人以上,也往往只是个案罢了(Hickey 2002;Newman et al. 2004)。最顽固的暴力分子是连环杀人狂,他们平均在一年内会杀害6—13名受害者;但这种案例十分罕见(平均500万人口中才会有一个受害者),而且即使是这种连环杀人狂,在两次作案之间也会间隔数月,等待最合适的情境出现后才会发动攻击(Hickey 2002:12—13,241—42)。另外一种极其罕见的暴力行为是持续数日的连续犯罪,即一系列由情绪和情境紧密联系起来的事件,组成了一条“暴力隧道”(tunnel of violence)。将这些系列暴力事件暂且搁置一旁,我想强调以下结论:即使我们认为非常暴力的人群——因为他们在不止一种情境下表现出暴力行为,或在某些场合下格外暴力——也仅仅在特定的情境中才是暴力的。就连最顽固的暴徒也会休息。大部分时间里,最危险、最暴力的人并没有实施任何暴力行为。即使对这些人来说,要想解释他们所作出的暴力行为,情境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警察逮捕黑人恶汉 如何被解读成“种族歧视”?

针对个体的调查会让理论倾向于关注个体特质,并加以诸多标准社会学变量作为解释。要想发展一种以暴力情境而非暴力个体为核心的社会学理论,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我们需要直接观察暴力互动,从而捕捉暴力的实施过程。我们的理论之所以受限,是因为它建立在目前收集的事实与数据之上,这些材料或取自刑事司法体系,或是依赖于对已获罪的囚犯或其他暴力参与者的采访。受害者调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却仍然受到限制,不仅仅因为我们不知道受害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讲了实话,还因为人们往往不善于观察戏剧性事件的具体细节与来龙去脉。普通的话语无法用来很好地描述微互动;相反,它只能提供一套老生常谈和迷思,预先决定了人们能得出的结论。这对军事暴力、骚乱、运动暴力乃至日常争吵同样适用;当参与者们谈论暴力情境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的理解下给出粗略简短的理想化描述。


近年来,随着暴力行为被保安系统、警方录像、媒体及业余摄影师记录下来,对暴力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普通观察者在看到这些录像时往往十分震惊。1991年在洛杉矶,罗德尼•金 被逮捕时的场景被一位普通人用一台新便携式录影机记录下来;录像公开后最终引发了一场暴乱。人们往往倾向于用现有的意识形态类别来解释事件;因此针对此事,手头最适用的概念就是种族歧视性的殴打。然而在罗德尼•金事件的录像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并不是其种族成分,而是这场殴打本身看上去与我们想象中的暴力完全不同。录像证据让我们看到了暴力出人意料的一面。许多事件中都存在同样的情况,其中双方所属种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种族主义可能有助于建立某种暴力情境,但它仅仅是诸多诱发条件之一,而且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暴力情境本身存在一种比种族主义更普遍的动力。


暴力在真实生活情境中表现为人类恐惧、愤怒、激动等情感的交织,其方式往往与正常情境中的传统道德背道而驰。正是暴力如此令人震惊和出人意料的特质,就像冰冷的摄像头所捕捉的那样,能够为暴力的微情境理论核心的情绪动力提供一些线索。



我们生活的时代,能够比以往更好地看到真实生活中的情境。这一新视野要归功于科技与社会学方法的发展。1960年代和1970年代,随着磁带式录音机的发明,民族志方法学作为一种崭新的学术运动开始崛起;我们至少可以记录下真实生活中的社会互动的音频部分,反复重播、慢放,并用崭新的方法进行分析,这是真实生活中转瞬即逝的观察所力不能及的;由此,会话分析领域也发展起来(Sacks,Schegloff,and Jefferson 1974;Schegloff 1992)。随着录像设备变得愈来愈便携和普遍,观察微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成为可能,这包括身体韵律、姿态、表情和情绪等。因此,毫不意外地,从1980年代起,情感社会学进入了黄金时代(Katz 1999)。


一图胜千言,此话并不一定准确。大部分人都看不到一幅图像中的真实内涵,也看不穿视觉上最容易获得的老生常谈。只有经过训练,掌握分析性语汇,才能真正讨论一幅图像的内容,才能知道该寻找什么。当我们需要训练对微观细节的观察力时更是如此:通过面部特定肌肉的动作来判断究竟是真笑还是假笑;通过动作判断恐惧、紧张和其他情感;通过身体韵律的流畅与紧张来判断不协调与冲突;此外还要观察人们如何把握主动、将某种节奏强加他人。录音与录像技术挖掘出强大的潜力,让我们得以看到人类互动的崭新面貌;但我们发现和分析这些材料的能力,则取决于我们的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那些可见的过程。


在暴力的微观社会学中也是如此。录像革命让我们能够前所未有地得到暴力情境信息。但实时录影的条件与好莱坞电影摄影棚不可同日而语;光线和设备并不理想,摄像角度与距离也许并不符合微观社会学的期待。传统上具有戏剧性的、令人满足的影视节目(包括电视广告在内)每隔几秒摄像机就会变换一次机位,剪辑者也付出很大努力保证成果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然而我们需要从这种思维中抽离出来。微观社会学家往往能在几秒内分辨出原始的观察性录像与经过艺术加工或剪辑的影片。基于许多原因,原生态的冲突往往并不引人入胜;作为微观社会学家,我们并不是来享受娱乐的。



除了实时摄像之外,还有其他技术能够帮助记录暴力发生时的方方面面。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摄影技术愈发进步;照相机变得更加便携,过去只能在静止和室内条件下才能拍摄的场景,如今随着镜头和打光设备的进步也变得易于捕捉。专业摄影师愈来愈勇敢,特别是在暴乱、游行及战争地带;过去十年里,死于非命的摄影师数量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急剧上升[3]。对于微观社会学家而言,这同样是一个机会。当然,之前提到过的警告仍然适用。照片比录像能更好地捕捉暴力冲突中的情感细节。当我们分析一场冲突的录像(或者任何一种互动场景的录像)时,我们也许会将其分割为几秒钟的片段(在旧式摄影中则可以一帧一帧地观察),来寻找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及微动作序列等细节。我在本书中常会描述到暴乱,在这些情境中,静止的照片能够戏剧性地展现出活跃在最前方的少数人与后方支持者们之间的分野。然而危险之处在于假定人们能够不靠社会学的识别力去观察静止图像。高度艺术化或意识形态化的摄影师不如日常新闻摄影师更有用;有些示威或冲突照片会传达出艺术性或政治性的讯息,以至于主导了整个构图;我们需要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冲突,才能获得微观社会学的理解。


随着技术进步,学术层面需要寻找的信息也随之改变,有时甚至会比技术更为超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1976)率先开始重构战斗叙事,研究战斗的每一个阶段——当军队冲刺或倒下,当马匹、士兵和车辆陷入堵塞,当人们有技巧或纯粹意外地使用武器,或是完全没有使用武器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战场上的士兵身上所学到的东西,能帮助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情境。士兵与战友之间、士兵与同样作为人类的敌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为暴力情境究竟如何展开提供了最初的线索。


以普通的分类视角来看,从军事历史到警察暴力之间似乎差距很大,但其方法论和理论却很接近。通过录像技术和事件重建(例如弹道分析)等方法,我们能够理解警察暴力的产生情境——例如多少发子弹打中目标或非目标,以及多少发子弹完全打偏等。旧式民族志也能有所帮助:从1960年代开始就有社会学家随警出行,在技术进步发生前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技术本身很少能提供真正的见解;技术加上分析方法才是最关键的。


总而言之,至少有三种方法能够获得暴力互动的情境细节:录像、重建和观察。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将[会对我们]更有助益。


用录像技术来记录真实生活中的冲突是非常有用的:它能提供我们注意不到、未及寻找或不知在哪里的细节;能为我们提供分析性更强的角度,从日常感性视角和关于暴力的老生常谈中跳出来;能让我们反复观察同一情境,超越最初的震惊(或是厌倦以及出于情色的欲望等),从理论入手展开分析,从而发现或检验理论。


重建是重要的,因为暴力情境相对少见;对我们最希望理解的事件而言,也许当时还没有录像设备。但我们并不像曾经以为的那样毫无头绪:我们在情境分析方面有所发展,新技术也(从另一个角度)不断进步,帮助我们分析现场遗留的物理线索,使得许多暴力场景的重建成为可能。许多情况下,历史事件的重建对我们非常有用,因为它们将会带给我们理论层面的资料,帮助我们寻找不同暴力情境的相似之处及不同之处。


最后一种方法是人类的观察。这既可以是传统民族志方法,特别是参与式观察——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乃至深度调查记者)深入时间场景,以敏锐的触觉寻找生动的细节;也可以是同样传统的自我观察,即报告自己作为参与者的经历。在暴力领域,我们所学到的很多信息都来自于曾经的士兵和罪犯,有时他们甚至仍然保持着这些身份;他们具有足够的反思能力,可以谈论自己目睹或参与的争斗。同时,暴力受害者的报告也同样极有价值,尽管社会学家在这一点上利用不多,仅仅局限于统计某种受害者出现的几率。此外,随着我们对暴力冲突的重要微观细节有更好的理论理解,也就能更好地反思自身经历,乃至更好地询问观察者、要求他们回忆遭遇暴力之时的某种特定细节。通过提供一种语汇,我们就能让这些信息提供者成为出色的报告者,提供他们原本可能忽略的细节。


这三种情境证据彼此契合,在方法和实质内容上互相补充,共同揭示了普遍存在的情境互动。这就是暴力的本质。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美]柯林斯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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