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歪果仁最喜欢这种瓷器?

2016-07-12作者:刘良佑编辑:陈肖晴

在中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上,从没有一个窑的瓷器像汝窑那样令人无条件的心醉,可以说是人见人爱,且历久不衰。

 

根据世界各地汝瓷藏品的统计,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有三足奁、碗、圆腹瓶、椭圆洗各一件;日本有三件,六花瓣形盘、圆盘、水仙盆各一;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小盘;北京故宫有四件,三足奁、三足圆洗、碗、盘各一;另外,台北故宫藏有汝器二十三件,总共加起来不过三十五件。汝瓷是我国名瓷中传世数量最少的一种,所谓物以稀为贵,于是在汝窑出现后的这一千年间,不知有多少人试着去仿烧汝窑器,可惜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是在烧成气氛的难以控制,二是在造型与外观气质上无法把握。

 


从烧成的气氛上来看,汝窑属于弱还原的产品,釉药则为高温长石二液相分相釉。南宋人周辉所著《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文意中似乎有些矛盾之处,前言“禁烧”后面又说也有可以“出卖”的。宫中造器而民间也可私有,在理论上是不合的,证之目前传世汝器之少,周辉此说恐怕要打一点折扣了。


不过,文中说“内有玛瑙末为油”倒是有可能的。玛瑙的基本成分就是石英,是长石釉中不可少的重要成分。宋代杜绾所写的《云林石谱》一书中记载:“汝州玛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红莹彻,小有纹理如刷丝。”可见汝州是产玛瑙的。古人有言,“玛瑙无红一世穷”,是说只有红玛瑙才值钱,一般的杂色或青白色玛瑙是根本就不值什么钱的。汝州玛瑙色多青白粉红,拿这种不值钱的玛瑙入釉,事实上不是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事。今天我们仔细观察汝窑的釉色,还能看到在乳浊釉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石英玻璃聚合小点。


汝官窑得釉药在化学组成上的特点是长石含量低,而石英含量高,并含有不到百分之三的铁。这些成分在高温还原下烧成时,微量的铁使得釉药显出青色;高浓度的石英颗粒则在釉中成为滴状玻璃悬浮着,为“分散相”;“连续相”为其他含有长石的部分。由于石英颗粒的粒子很多,使光在釉中行进时有如先在浓雾中行进一样,产生了“散射作用”,因而造成了汝瓷那种表面平滑,但无浮光,且略带乳浊的视觉效果。

 


其次,从外观及造型气质看,汝窑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宋代的各种著录中,也都一致认为“汝窑为魁”。宋朝因“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见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汝窑设厂专为宫中作器的事实,大概是可信的,只是与定窑白瓷有什么关系,就不一定了。就今天故宫宋瓷流传下来的藏品数量来看,北宋定窑器仍是其中最多的,甚至于官窑、钧窑和汝窑的总和,也不及定窑藏品的一半,可见宫中用器定窑使用得最多。而汝窑并非为实用而造,从形制看,都是一些陈设观赏,或是文玩小器物。最大的不过二十几厘米,小则十厘米左右,且满釉支烧而便于把玩。传世的汝窑器中,以造型优美独特的碗、盘、瓶居多数,其他三足奁、水仙盆和尊形器各两件。外观都很端庄丰润,高贵中显出一种雍容的气度。

 

虽然汝窑遗址一直没有找到,但是有汝窑器传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从胎土和釉色的分析,可以肯定地说,汝窑的烧造与汝州有不可分的地缘上的关系。釉药方面,在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它是一种二液相分相釉,和钧窑的釉药是同一类的。而从台北故宫几件挖底铭款的器物,以及三牺尊平底露胎的部分来看,汝窑胎骨那种细致带土黄的色质,也与宋代钧窑内胎的芝麻酱色相当,可以看得出来其与钧窑胎土之间血缘上的关系。所以,“汝州烧汝窑”的说法仍有相当的可信度。汝瓷在釉薄之处,常因胎骨铁分的外浮,使较透明的口沿及角边微现淡红的调子,更加显得艳而不俗,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



另外,从制作手法和造型要求上来看,我们发现汝窑器在支烧技术上显然受到岳州窑的影响。岳州窑在湖南湘阴南境窑头山一带,唐、五代时盛产青瓷。五代、宋初时,岳州窑首先采用支钉烧来替代垫饼支烧。使器物由露胎进步到满釉,汝窑采用支钉烧,且更加精致化,把接釉点做得小如芝麻粒,所以后人形容汝窑的底釉支钉痕为“芝麻细小挣针”。汝窑支钉以单数居多,小件器物都是三点支烧,稍大的用五点支烧。其他像六角形的三牺尊底,因是六角,当然是六点支烧,比较平衡;而椭圆形的较大器物,像水仙盆之类,也是六点支烧(其实,也可解释为两个三点支烧)。

 

最后,我们来谈谈汝窑的器形特点和铭识的问题。从传世汝窑作品来看,它的造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仿铜器,一是仿漆器,一是出自瓷器本身的瓶形器。仿铜的如奉华尊,仿自铜器的觚形器;另一件三牺尊也有明显的铜器风味。至于仿漆木器的,则占汝瓷造型的大部分,大多数的小碟、小盘以及水仙盆和奁形器,都有漆器的遗风。可见汝瓷在造器设计之初,便有融合各种器物优点于一身的企图。

 


汝窑铭款所见的样式有三种。第一种铭“奉华”二字,字是成器之后再以辗轮切刻上去的,字中填有红漆。这种铭款的器物有三件,其中两件在台北故宫。“奉华”为南宋高宗时德寿宫配殿的名称,为高宗宠妃刘氏所居,可见“奉华”铭文应是在南宋时才后刻上去的。第二种铭记是“蔡”字姓氏款。北京故宫有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小碟,下有“蔡、丙”两字。丙字大概是件数次序名,可见宋代蔡家必定有不少的汝瓷。徽宗时,蔡京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子蔡为驸马。徽宗更是七至其家,赐予珍宝无数,史有可查。所以,这两件传世的“蔡”字铭汝器,极可能是他家的藏品。最后是“诗句款”的器物。诗句款的内容都是清代乾隆的御制诗,交由造办处玉工刻的,谈不上什么考据的意义。

 

总之,汝器的精绝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谈到这里,已对汝窑的一般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描述。我们期望,有一天,汝窑的遗址有被发现的可能,那么,也许可在汝窑与汴京官窑和钧窑间那些纠缠不清的疑点上,给予一个明确的解答。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刘良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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