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史记

2016-07-21作者:钱穆编辑:谢爽

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凡一百三十篇,计共五十二万余言。《史记》虽然是记载真实历史的史书,所谓“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俗语说:“千古文章两司马。”或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如有人问汉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



吾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等大文豪,无不有如此想法,自从《史记》面世以后,其书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却并不损害其文学价值,即如我国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于其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记》讲的是整个时代的大生活。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施耐庵的《水浒传》则是创造人物,所以肯定地说:《史记》的价值高于《水浒传》。



我国自古以来的散文,从《论语》以来,一直没有变,不如韵文那么多变。我国古代著名文学著作,如《庄子》是散文,后来演变为《离骚》,仍是文学的;又如《孟子》,是质朴的白描,是最佳的记言体文学作品。


太史公司马迁,陕西韩城县人,父为史官,名谈。司马迁少年时在韩城耕牧,后随父到长安,听董仲舒讲孔子《春秋》,曾住过昆明、浙江等地。太史公遵父命之嘱要继写史书,后因李陵事忤帝意,下狱,并判死刑。按法可以五十斤黄金赎罪,却无人愿资助。故为求免死,他只得自请宫刑做太监,武帝准之。后在宫中任中书令。太史公认为此乃奇耻大辱,但为的是要完成父亲遗命,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之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正而不偏私。



谈到《史记》中的“列传”,从上古到作者所处的时代,其所描写的各式各样人物之个性、思想与事态,都是惟妙惟肖的。《水浒传》之佳,其人物都是创造的,不过均属同一类型;至于《红楼梦》中的人物,亦是创造的,虽个性各有不同,但都是女性;而《史记》却是描写人物,且是多方面的,太史公把自己的感情也放了进去,却并不偏私。太史公有史才,有史识,兼有文学的情趣和史学的理智,他虽然喜爱项羽多过刘邦,但也阐述了刘邦的成功之长处和项羽的失败之短处。他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人生,批判时却只用寥寥数语,亦即是说:太史公描写人物分析得极为详尽,批判却极之简明。


又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而不是作“列传”,因为孔道之传比爵位更长,又特别为孔子作《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墨子、孟子、荀子等,太史公都没有为其弟子作列传,以表示对孔子的特别崇敬。这就是太史公具有卓越的史学眼光。他又替传讲孔学的写了一篇《孟子荀卿列传》;并且还将感兴趣的人物亦加入描写之列,如《刺客列传》等;他亦将“搜孤救孤”的传说加入《赵世家》中。“搜孤救孤”即“杵臼程婴”的故事,虽实,但太史公好奇而舍不得割爱,亦无伤大雅。



太史公写《项羽本纪》,认为项羽可做皇帝;他写《陈涉世家》,说陈涉是首先揭竿起兵以抗秦的发难者。世上无十全十美的著作,或许有些瑕疵,但正是表现其缺憾美,《史记》正是如此。天下没有不偏的事,亦绝无既不左又不右的事。撰写历史要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且太史公还具有史德,并不以感情意气用事,故其撰写《史记》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他在《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太史公写到项羽时说:“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认为项羽这样的说法并不对。


《史记》共分五部分,凡一百三十篇,计有“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及“书”八篇。吾人如只熟读“列传”,已经可以得益。


他的写作方法是将一人分述于各人之传记中,如写汉高祖刘邦之事迹,不集中在一篇中写,虽使人读来感到枯燥些,但却是公平的、客观的,并不重英雄观念。这也是科学态度,与西方的崇拜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此种写法,读来虽使人颇不感兴趣,不过却是严谨而公平的写法。



凡写历史,必须严格遵守两个条件,即是:


(一)不可以只着重于单一的领袖和以单一的团体为单位,须顾及其全面性。


(二)要着重于事件进展的过程,不能单看其结论。


此为太史公著史所能做到的,后人亦多能依循此种写法。《史记》中以列传的描写最为精彩。我们可留意其同一史实,作出如何不同之描写。如写二人合传,亦是太史公的杰作,例如两人在其间有分有合的廉颇与蔺相如合传;又如善始凶终的《张耳陈馀列传》。尚有一篇列传附记多人者,如《卫将军骠骑列传》后附入征匈奴的大将;甚至有相隔数百年的合传,如《屈原贾生列传》,虽然屈原与贾谊遭遇十分相似,且富有爱国思想的激情,但主要是,贾谊之賦乃师事屈原者;又如《刺客列传》中写入一大批人,把春秋战国时的刺客一并列入;再如《滑稽列传》亦由多人合成写一篇;《货殖列传》则是讲从春秋时期直到汉代的商业情况。所以说,太史公的《史记》是一部极严格的史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是能用文学眼光来看史学,又拿文学情调写人生。



事业成功并非单靠一个人。有的人却因失败而遭后人同情、敬仰,而传芳后世。如一成功,即大家都有功劳,而非个人了,就不会有英雄了。


我们读历史除要注意写的以外,须懂得不写进去的。不然,便不懂得如何取舍;要懂得何者不写,才懂得何者不应写。在《史记》中没有写进去的太多了。如历代丞相,有十分之六七,并不列入;但有的卜者与滑稽家亦有列入的。这就是公平客观。


太史公的《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史记》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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