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时隔50年,听到日本男人说话还是会浑身发抖”

2016-07-28作者:庄庆鸿编辑:陈肖晴

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里,“那个事”是一件让所有村人都讳莫如深的事。

 

山西盂县河东村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在她虚岁4岁时上吊自尽了。在杨秀莲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村里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老人带领孩子登上了当地的羊马山,在山上对他们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从盂县县城来山上修炮台,还进村子里杀村民、强奸妇女,其中也有南二仆。”

 

当时只有虚岁13岁的杨秀莲不懂得“强奸”的意思。她回到家和养父讲白天听到的话,父亲哭着抱紧了她,只是说:“你还是小孩,等你长大了我全都告诉你。

 

但直到1993年养父患肝癌前,所有人都没有再同她说过母亲身上发生过什么事。她是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才得知真相的。

 


盂县河东村的尹玉林大娘因受害曾长期不育,但她的丈夫直到去世都被蒙在鼓里。“如今想起当时的事,仍然会吓得浑身颤抖,就连端起茶杯喝水都做不到。”

 

满头白发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先生至今还记得,两年前他访问南京时,一位性暴力受害的大娘哭着对他说,她周围的男性说“这个女人不干净”,还有上了年纪的男人说,“这种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

 

林伯耀曾找到一位侯大娘愿意去日本作证,虽然丈夫同意,周围的人却都强烈反对。“她坐车来镇上,有些晕车,在一位亲戚家休息,又遭到这位亲戚的强烈反对,侯大娘就放弃了作证。两年后,她丈夫去世,侯女士对未来绝望,就自杀了。

 


1992年,冈田大学教授石田米子第一次踏上了万爱花家乡的土地。日本的她,要寻找中国的她。当时来到盂县的石田米子等人,骤然面对的是一个黄沙满天的陌生农村。

 

最初,别说是打开大娘的心扉,就是想要靠近她们身边,对刚来中国的日本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石田米子女士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高银娥大娘时的情景。“时隔50多年,一听到日本男性的声音,她就浑身发抖。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绝对不是坏人’,大娘都一直颤抖着,好像失了神……我第一次见到这情形,胸口就像重重被打了一下。”



最后,石田米子走向前,伸出手抱紧了高银娥。她一边抱着老人,不停在肩头重复说“不是坏人”,老人才慢慢镇定了下来。

 

李贵民是受害者万爱花大娘的干亲,这位小学没毕业的农民是最先参与帮助调查的人之一。他保留的录音材料成为后来中国大娘起诉日本政府律师团的重要证据。他摇着头说:“刚开始调查很困难,都不愿意说……”

 

日本民间调查团反复听取、取证的受害女性,有山西省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等地的12位大娘,还有许多同样经历了战火的老村民。

 

在她们的调查采访中,高银娥大娘“记得和她一起被抓的女人的脸,记得她坐在马拉的大板车上被拉走,记得在她的房门外拿着纸牌排队的日本兵,可就是说不出自己是被关在哪里”。

 

“她们受到过多恐怖和惊吓,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石田女士缩起肩膀,模仿双手颤抖地抱住头的动作,“总是只知道眼前十来米距离的事情。”

 


“如果要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屈辱的、悲伤的、痛苦的过去,转而想明明白白地活在今天,她们需要什么契机呢?即使我们对她们说,这是历史调查、社会调查,所以要说出来,也不会得到想要的回答。”石田米子写道。

 

很多大娘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反复告诉她们:发生这种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错!”石田米子说。

 

终于,在一次长谈中,高大娘慢慢地对石田米子她们说了出来:“……一到晚上,又是我一个人被带到窑洞里,别的女人都是老人和小孩,所以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叫出去糟蹋……”负责整理的志愿者佐藤佳子反复听着录音,记下这一句话。

 

有无数句这样的控诉,来自不会读写、只说山西盂县方言的大娘们,经历重重交流、翻译,终于变成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白字黑字。这其中,大娘们很少说“强奸”“轮奸”,她们用的字眼都是“糟蹋”。

 


现在,我们知道了,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当年相貌清秀,1942年被侵华日军军官“傻队长”从藏身的地窖里拉出来,在自己家里遭受了性暴力侵犯。此后被拉到日军驻地,先后被两人“霸占”。

 

南二仆中途逃跑过。恼怒的日本兵“苗机”找不到她,就把她当时只有10岁的弟弟南栓成用绳子拴在马鞍上,让马拖着他在村里跑了好几圈,“直到绳子自己断了,刮得肚子到处是血”。躲在菜窖的南二仆听说了,就自己走了出来,再次被掳回去,被“糟蹋”到1945年,才回到家。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尹玉林大娘虚岁19岁的春节后,侵华日军闯入她家,“糟蹋”了她和姐姐。那天以后,这样受害的日子重复了一年多。尹玉林无法正常给刚出生的婴儿喂奶,只好靠她妈妈嚼碎了胡萝卜喂给孩子……但一年后,孩子还是在土炕上停止了呼吸。“那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现在想起来就想哭啊……”尹大娘这样说,石田米子记下。


现在,我们知道了,赵润梅大娘至今清楚记得她“虚岁17岁那年,农历四月初二”。

 

那天早上,她闻声出门,看到隔壁的蔡银柱爷爷被刺刀捅入肚子,内脏都流了出来,浑身是血。她吓得双腿发软往家逃,日本兵追入她家,挥刀砍向想要保护她的养父母。母亲脑后被砍了一刀,父亲喉咙被刺刀挑了。就在濒临死亡的养父母面前,两名日本军强暴了未婚的她。后来,她被绑在驴子上,拉到日军据点的窑洞中,度过了“痛苦无法言表”的40多天……

 


“她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写,因此让她们自己写下来是不可能的。村里的男性都能看懂我们提供的文字材料,而对妇女来说,就算是拿地图或者抽象的图像给她们看,她们也很难说明。我们只好拿纸画上一座山、几座炮台,再问:能指出你的村子在哪里吗?还常常得不到回答。而对于地名、人名,她们都是通过声音来认识的,无法通过文字沟通。”

 

当她访问战争期间盂县发生的“南社惨案”时,问村民们:“这是发生在百团大战之前还是之后?”男人们基本都能回答得上来,而女人们却连“百团大战”是什么,都不知道。

 

“由于表述的条理不清,以及词汇不充分,或者出现了无法合适翻译的当地方言,就会容易产生误解。所以非常慎重地对全部证言进行了录音。对重要证言的全部或者部分,不仅仅依靠翻译出的日语,而是反复听保留在磁带上的证言者的原话,最终才形成现在的译文。

 

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羊泉村、南社村……这些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地名,如今,在日本志愿者的笔下,化成了16位已知受害妇女受害地、被绑架地的示意图。



1996年10月18日晚上10点,志愿者村中文江女士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落地首都机场。

 

她和万爱花女士已经见过三次面了:1992年的慰安妇问题国际听证会、1992年和1996年在日本的两次和平集会。“1992年万大娘在听证会上发表证言的时候,震惊得几乎倒下的身影,我至今记忆犹新。1996年8月,历时3年6个月的冲锋,万爱花大娘看起来更加精神矍铄了。发表证言演讲后,她自己也表示,比起上次,终于把想说的话清楚地说出来了。

 

村中文江的心情始终很沉重、忐忑:“战后50来年都没再接触过日本人的大娘们,知道要与日本人见面,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再次听到日语,会怎么想?”

 

在她面前出现的三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幸存者,包括万爱花大娘在内,都是第一次受邀来太原接受口述历史的访问,有些紧张。日本志愿者和律师做了说明:“时间紧张,请大娘们分别到房间内进行采访吧。

 

村中文江很快地架好摄像机,但是采访没有面对摄像机经验的大娘们,并非易事。她小心翼翼地问:“可以说一下被性暴力侵犯的经历么?”一位大娘苦笑着说:太丢人了,说不出来啊!”老人重新调整了一下情绪,才慢慢开始说,一说就停不下来。一位大娘说到“我丈夫是共产党员,被日本兵杀害了”时,不禁泪流满面。

 


另一位大娘一直紧紧地盯着翻译,一边说着当年的事一边用手比画着,陪着她来的姐夫也会时不时地补充。姐夫重复当年日本军的话,一下子勾起了大娘痛苦的回忆,泪水漫过了她的面颊。看到此景,金翻译忍不住温柔地抱住了大娘。

 

“我这个突然到访的日本人,请她们讲一下50年前不堪回首的过往,这对大娘们来说,其中的心酸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村中文江也只能一边想“谁也不要再犯下这样的罪行了”,一边坚持拍摄。

 

虽然大娘们用尽各种方式想要和村中文江沟通,只会说日语的她能做的只有点头和微笑“这令我懊悔不已。尽管如此,大娘们还是回以笑脸。要是当年日本没有侵略,战后50年,今天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天翻地覆的不同?人生一定是快乐的。

 

我看着这片广袤的大地,不禁思考,日军为什么要侵略中国?究竟有何意义、目的何在、从中又能获得什么?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日本一定要侵略其他国家?”村中文江记述道,“汽车对整个村子来说,好像非常罕见。村民们纷纷停下手边的劳作,看着我们的车。我看着人群,想着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曾受到日军的虐待和迫害,心里只有无限的酸楚悲伤。

 

 


巴士停在了当年9位大娘被日军强掳的山上。寻找当年日军炮台的时候,一位老人走了过来,为日本志愿者指明了炮台的位置:“羊马山一河东炮台。”那位老人说自己15岁起就被日军强逼去修炮台,村中文江赶紧记录。

 

他们沿途拜访了一些人家,继续赶往进圭社村。

 

村口的2层小楼上挂着一个大看板,白色粉笔写着“进圭社村”,看上去年代久远。村中文江立即准备好摄像机准备记录这里的一切。她一从车上下来,就被村里的人围住了。“孩子们兴奋地在周围跑,我不假思索给孩子们照了好几张照片。

 

他们来到了村中的一个高台,就是当年万爱花女士被日军逮捕、监禁、强奸的地方。现在一位老爷子住在这里,建筑的入口处有两个房间。家的旁边,是日军当年的据点。

 

万爱花大娘通过翻译对村中文江说:“日本兵来了,我的人生结束了。”简单的几个字让她陷入了无尽的沉思。

 

村中文江实地走访并询问了当年的情况。“万大娘曾经回来过两三次。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不禁心生敬佩。很多当地方言我都无法马上听懂,只好全部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庄庆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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