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却因一部《性史》,从此头顶“卖春博士”的帽子

2016-08-12作者:魏邦良编辑:谢爽

1925年2月13日,《京报副刊》刊出周作人为青年列的十部必读书:《诗经》、《史记》、《西游记》、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复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里《吉诃德先生》、斯威夫德《格利佛旅行记》、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周作人


2月27日,刊登了张竞生列的十部书目:《建国方略》(孙中山著)、《红楼梦》、《桃花扇》、《美的人生观》(张竞生著)(夸口夸口,玩笑玩笑!),《科学大纲》(丹森著)、《创化论》(柏格森著)、《结婚的爱》(斯妥布士著)、《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


张竞生


从这个书单可看出,周作人和张竞生对性学都有兴趣。周作人选的《爱的成年》和张竞生选的《结婚的爱》都是与性学有关的名著。


对这两本书,周作人都曾撰文介绍。


关于《爱的成年》,周作人说:“近来读英国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著的《爱的成年》,关于两性问题,得了许多好教训,好指导。”该书第四章,有两句论自由的话周作人非常欣赏:“我们不可忘记: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买卖的制度,——完全去掉,别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时,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



《爱的成年》第一章论性欲,周作人认为“极多精义”:“他先肯定人生,承认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一不美善洁净;他所最恨的,便是那‘买卖人类一切物事的商贩主义,与隐藏遮盖的宗教的伪善。’他说明:‘对于人生那种不洁的思想,如不去掉,难望世间有自由优美的公共生活。’”


周作人还引用了《英文学上的玄秘主义》中论勃来克(William Blake)的一节话进一步阐述凯本德的观点:“人的欲求,如方向正时,以满足为佳。勃来克诗云,‘红的肢体,火焰般的头发上,禁戒播满了沙;但满足的欲求,种起生命与美的果实。’世上唯有极端纯洁,或是极端放纵的心,才能宣布出这样危险的宗旨来,在勃来克的教义上,正如斯温朋所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那相信不洁的念。’”



从周作人的介绍我们可知,《爱的成年》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正当的欲是洁净的,成年的爱是美好的;不能把欲和爱商品化,也不能像道学家那样,明禁欲,实纵欲。


对《结婚的爱》,周作人也曾撰文推介。此书作者为斯妥布斯女士(Marie Stopes)。这本书认为,两性的性欲是有差异的:“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所谓“结婚的爱”,就是对此进行调节,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我们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


周作人引用了凯沙诺伐(Casanova)的话,具体说明何为“以女性为本位”:“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来的爱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凯沙诺伐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个有名的荡子,但霭理斯称他‘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所以他是知爱的人。这‘爱之术’(Ars amatoria)以前几乎只存在草野间了,《结婚的爱》可以说是家庭的爱之术的提倡传授者。”



《结婚的爱》要求男子尽可能节欲,束缚自己,“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这样,家庭中的女性方有幸福感。这是一种爱的艺术。


虽然张竞生向青年推荐了这本《结婚的爱》,虽然他也强调两性之间要“以女性为本位”,“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但他这一主张只局限于男女做爱方面,让女子主动,让女子获得快乐。《结婚的爱》所倡导的“爱之术”在张竞生那里却变成了“房中术”。



张竞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干脆就是《向老妇学习房中术》。文中说他在国外结识一位“西方的史湘云”,两人鱼水之欢时,他的这位“情人”总处于“主动”地位:


“她身要放在上面,我当然在下面,一切听从她的摆布,左旋右转,疾徐,轻重,都任她的安排。我全然立于被动地位了。她笑说她是学得极深的闺房艺术的,是向一位老于此道的妇人学得的。”


你看,同样强调“以女性为本位”,《结婚的爱》是要男子节制欲望,以女子愉悦为愉悦,这样婚姻就稳固,家庭就幸福。这是一种爱之术。张竞生也倡导“以女性为本位”,说的是在做爱中,让女子获得快感,在此基础上,“立于被动地位”的男子“更觉有万倍的性乐”。一个是形而上的爱之术;一个是形而下的性之术。都说“以女性为本位”,两者相差不啻云泥。



后来张竞生又宣扬“第三种水”“女子阴部呼吸”法,由性学拓荒者变为性交研究者。如此一来,周作人对他的态度由开始的赞赏变为后来的鄙夷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沦为性交专家之前,张竞生关于性学的一些研究得到了周作人的支持。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在文中他首次推出他的爱情“四项基本原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例如甲乙丙三人同爱一女,以谁有最优胜的条件为中选。男子对于女人的选择也是如此的。因为人情对于所欢,谁不希望得到一人极广大的爱情呢?所以把爱情条件来较,作为选择的标准,这是人类心理中必然的定则。


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因为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时时有希望善益求善的念头,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爱情既是有条件的、可比的、可变迁的,那么,夫妻的关系,自然与朋友的交合有相似的性质。所不同的,夫妻是比密切的朋友更密切。所以他们的爱情,应比浓厚的友情更加浓厚。”


张竞生此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撰文对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予以痛斥。张竞生陷入四面楚歌之际,周作人发表了《无条件的爱情》给他解围:


“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里,近来很流行什么无条件的爱情,……。


于是我不禁记起什么笔记上的一条故事来。有一个强悍放纵的无赖独宿在一间空屋里,夜半见有一个女子出现,他就一把拉住。她变了脸,乃是吊死鬼(!)他却毫不惊慌,说他仍是爱她。


这似乎可以算是无条件的爱情的实例了,但总还有一个条件,便是异性。”


周作人几句话绵里藏针,刺中了张竞生论敌的痛处。当时的文坛,周作人的地位举足轻重。有他撑腰,张竞生再和论敌争辩时更是有恃无恐,顾盼自雄了。



张竞生专著《美的人生观》是开垦性学“处女地”之作,他大胆进入封建礼教的禁区,长驱直入,深耕细作。这一敢为人先的勇气赢得了周作人的佩服:“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周作人的赏识让张竞生喜出望外。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赞誉“出自那时全国所推崇为大批评家之口,使我真是受宠若惊,又使我抱负不凡了。”


受英国文豪霭理斯影响,张竞生决定编辑出版《性史》,他在刊物上发布广告向全国征集个人的性经历。编辑《性史》过程中,他曾把此事告诉周作人,后者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然而,《性史》的出版却成了张竞生的败笔。张竞生承认,《性史》里的文章,没有科学结论,只有性的叙述,撰稿者以小说笔法渲染个人的性隐私,有哗众取宠之心,无科学研究之意。结果,本该严肃的研究材料“性史”成了准色情读物。南开中学甚至一纸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性史》《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


周作人虽认为《性史》有不妥之处,但对南开中学的做法却极为反感。接连发表《南开中学的性教育》《南开与淫书》抨击查禁“淫书”的做法。


周作人佩服张竞生的勇气,呼吁人们能原谅《性史》中的缺点与谬误。毕竟,谁没有缺点,谁不犯错误呢?只要张竞生能本着严肃认真态度研究性学,就不该将其一棍子打死。但周作人没想到,张竞生会在荒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性学”或许是一柄双刃剑,它能扫荡禁欲的栅栏,也能捅破纵欲的浊流。显然,张竞生后来,已把“性学”浓缩为“性术”,可谓直把杭州当汴州了。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看法由此发生转变。



1927年初,张竞生南下上海,开办了“美的书店”,还编印《新文化》杂志,推销他所谓的“性知识”,大谈所谓“第三种水”“女子阴部呼吸”“阳具喝烧酒”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性术”。周作人此时如梦方醒,不在对张竞生抱有希望,他感慨:“张竞生于《新文化》出版时就已脱皮换骨,已不是先前的张竞生了”。


周作人把张竞生的性学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民国16年之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民国16年之后,是张竞生的第二个时期,周作人认为,这一时期的张竞生,已变成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由性学家改为术士了。对张竞生人生角色的快速转换,周作人也不由得啧啧称奇:“现在,他却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道士,这实在变得太奇了。”


关于性,当然可以谈可以研究,但周作人认为,谈性要做到:“一有艺术的趣味,二有科学的了解,三有道德的节制。”对于性的态度,周作人认为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



而张竞生发表在《新文化》上的“性术”文章,没有“科学的了解”,只有无端的臆测,如“第三种水”“阴部呼吸”等;缺乏“道德的节制”,一味文学地渲染;当张竞生津津乐道于“房中术”时,他对性的态度自然不可能做到“艺术地自然”了。——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准确地指出,张竞生谈性,“缺少清醒健全”。


张竞生留学欧美,博览典籍,有学问有眼光有胆量,机缘凑泊,他本该肩起开创中国“性学”新时代的重任。可喝了洋墨水的他为何最终却沦为本土道家术士,四处兜售他那上不了台面的“房中术”?周作人在《论做鸡蛋糕》一文中给出了答案:



“我们假定这些知识已经有了,但是如不能利用,还是空的。本来凡有知识无一不是有益有用的,只要人能用他。中国人因为奴性尚未退化,喜因而恶创,善记忆而缺乏思索,虽然获得新知识也总是堆积起来,不能活用,古希腊哲人云,‘多识不能益智’,正是痛切的批评。据英国故部丘(S.H.Butcher)教授说,希腊的‘多识’(Polymathie)一语别有含义,系指一堆事实,记在心里,未曾经过理知的整理之谓。中国人的知识大抵如此,我常说这好像一家药材店,架上许多抽屉贮藏着各种药品,一格一格的各不相犯,乌头附子与茯苓生地间壁放着,待有主顾时取用。中国人的脑子里也分作几隔,事实与迷信同时并存,所以学过生理的人在讲台上教头骨有几块,生病时便相信符水可以止痢,石燕可以催生,而静坐起来‘丹田’里有一股气可以穿过横隔膜,钻通颅骨而出去了。”


张竞生推崇霭理斯的性学观,也啃过霭理斯的性学著作,但西方性学观在张竞生脑中却能和道家术士观和平相处,并且,张竞生既能“洋为中用”从西方的“女性本位主义”开掘出“第三种水”,也能“古为今用”把道家的“丹田之气”转换成“阴部呼吸”。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张竞生吃的是西餐,挤出的是脓水。



西方“性学”的土壤无疑是肥沃的,可张竞生的吸收功能显然出了问题,对西方“性学”他不仅浅尝辄止,而且对糟粕情有独钟,对精华却莫名其妙予以“扬弃”。西方播下霭理斯“龙种”,东方收获张竞生“跳蚤”。周作人对其恨铁不成钢,部分原因在此。


饱读的张竞生不可谓不“多识”,但他的人生却验证了古希腊名言:多识不能益智。


那么,如何才能让“多识”益智呢?周作人在文中给出了答案:


“把所得的知识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组织起一种自己的人生观,时时去与新得的知识较量,不使有什么分裂或矛盾,随后便以这个常识为依凭,判断一切日常的事件与问题。这样做去,虽然不能说一定可以安身立命,有快乐而无烦闷,总之这是应当如此的,而且有些通行的谬误思想,如天地人为三才,天上有专管本国的上帝,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人身不洁,性欲罪恶,道德不变,有什么天经地义,等等谬见,至少总可以免除了罢。”


这番话,不止是说给张竞生听的。


内容摘自《才子佳人多不贱》一书中《“多识不能益智”——周作人和张竞生》一文。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魏邦良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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