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闻人要经历啥:<纽约时报>酱紫虐菜鸟

2016-08-18作者:[美]特立斯 (Talese,G.)编辑:搜狐读书

赛程过半的里约奥运会不光是运动员和体育迷妹迷弟们的盛宴,也是一场新闻大战。各路体育记者四年一度聚集在一起报道体育场内外的盛况,挖掘新闻,考验自己作为新闻人的技能与理想。关于奥运会的各色信息每天都以可怕的数量通过全媒体传递着,简直是铺天盖地。他们的报道需要不偏不倚,需要新鲜有趣,需要全面又有重点,最重要的,是需要现场感与真实。


除了奥运,这几天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王宝强与马蓉的离婚事件了。剧情时刻翻转,一环套一环,而这不是读书君要说的重点。重点在于,谣言太多了!社交媒体上各种层出不穷的蹭热度、传谣言的账号、段子此起彼伏……狗血度之大令人咋舌。喂,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以上,都让作为半个新闻工作者的读书君觉得,是时候重新考量新闻价值观,再次讨论什么是新闻的责任和权力了。而每个新闻记者,在其从菜鸟到职业人的道路上,都会经历枯燥、质疑、幻灭,甚至是一个职场偏见引发的无妄之灾……


今天的推送内容,主要讲一个刚满20岁的普通青年(大学未毕业)是怎样在《纽约时报》中年复一年的从事看似最简单、基础的工作,怀着工匠精神,经历各种职场暗流和乱斗,最终成为新闻人的故事片段。内容选自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盖伊•特里斯的《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6年7月),以期从这些看似简单平凡却十分细节的片段里,还原一个真实的,20世纪50年代,纸媒巅峰期的《纽约时报》工作场景。


关于这本书的评价里,曾有人这样提到“关于新闻业,5本最好的书之一”(罗杰•埃尔斯 福克斯电视台、福克斯新闻主席兼CEO)


奥斯卡获奖影片,神还原新闻工作者日常的《聚焦》海报 


《纽约时报》菜鸟记者起点:报道周日教会事务,稿费3美元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校园通讯员、送稿生和职员的做法一样,阿贝•罗森塔尔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参加教会事务,这样他就能为《纽约时报》星期天版写一篇关于布道的简要叙述。有时罗森塔尔和大约其他八个人的这些报道会以精练的规劝和说教占《纽约时报》的半版还多,但除了那些进行说教的布道者和年轻的渴望报道说教的记者之外,这些东西是很少有人读的。这些报道每一篇的长度很少超过五六段。尽管这些报道从来不署名,但《纽约时报》的宗教新闻编辑知道作者是谁。宗教新闻编辑分派任务,并且提醒记者们注意在教会报道中可能显示出来的不虔诚的迹象。


许多后来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采访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见报的。他们的每篇报道收入是三美元,这笔钱里还包括从教会来回的交通费,以及对教会慈善募捐的表示——传统的做法是把25 美分放进第一次募捐的盘子里,以避开第二次。


尽管能胜任对星期天布道的采访只是《纽约时报》有抱负的人所面临的众多初步检验的一个,本身不像为“时报的主题”写一篇文章或一篇编辑部短文——分别收入25 美元和15 美元——那么有独特的意义,但不胜任对布道的采访却后果严重。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可靠地采访一次教会布道,那么编辑们就认为,他也许不能可靠地采访任何事情—有时确实是这么回事。错误拼写了一个牧师的名字,布道的话引用的不对或者错误解释了启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恶。《纽约时报》有一个送稿生,希望采访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参加教会事务,因为这样就用不着捐款了。于是他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会,走到教堂边上的牧师住所的门前,打算事先向牧师打听一下布道的内容。但他拉响的铃不是门铃,而是火警铃。铃声突然响起,扰乱了主日学校的一个班的课,孩子们都跑到了大街上。这招致了牧师的抗议,使得《纽约时报》的这个年轻人倒了大霉。


21岁成记者就退学的耿直boy,直接问主任:我能晋升吗?


多少新闻专业学生心中的圣地:《纽约时报》大楼 


罗森塔尔的报道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愤怒。他勤奋又谨慎,决心不让任何事故阻碍他走向记者队伍的步伐。罗森塔尔在写了几篇优秀的关于城市学院校园生活的文章和几十篇无可挑剔的关于布道的报道后,看到自己作为通讯员第一年写的东西很少被文字编辑修改,于是有一天鼓起勇气来找城市版主任,问问自己晋升为记者的事情。罗森塔尔之所以敢去问,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过去曾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讯员的姑娘现在有了一张记者证,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开来时被他偶然发现的。由于看到了她的记者证,罗森塔尔的竞争精神被激发起来。他静静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着城市版主任的每一个动作,等着合适的机会去接近他,既胆怯又兴奋。后来,当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站起来穿衣服准备离开新闻编辑部时,罗森塔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走道来到约瑟夫跟前,不加犹豫地提出:我什么时候会得到提拔?戴维•约瑟夫的反应既不震惊,也不抱有很大兴趣,好像这个问题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理由耽误他回家吃饭。“你想成为职员,”约瑟夫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你成为职员了。”接着约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罗森塔尔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喜而怀疑地说不出话来。


21岁,成了《纽约时报》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学。他还差四个学分就能申请学位了,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和《纽约时报》完全结成一体了,以致他和城市学院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干扰。几年后,罗森塔尔成为《纽约时报》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被城市学院列为杰出校友,一位院长请他给学生们讲演。罗森塔尔解释说他还没能够毕业呢!这位院长说,如果罗森塔尔提交一篇论文的话,是能给他安排学位的。但罗森塔尔没有时间写论文,正忙于采访联合国的日常新闻,最终这位院长要罗森塔尔提交他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罗森塔尔照办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以此获得了学位。


幻灭!这个看似好基友的杰出爵士大叔竟然会撒谎!


奥斯卡获奖影片,讲述新闻工作者故事的《聚焦》。新闻人的困苦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1950年,罗森塔尔发自联合国的署名文章定期出现在头版上,他是从1946 年开始报道联合国活动的。特写对象是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于是罗森塔尔一整天都跟着葛罗米柯,乘坐出租车跟在葛罗米柯的豪华车后面,不管到哪里都跟着。罗森塔尔在一辆出租车里追随着他,记下了全部旅程,观察葛罗米柯在哪里停下他的豪华车,纽约的哪些地方吸引了他。罗森塔尔的报道,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叙述性报道,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它在《纽约时报》上占了很大版面,并配有伯恩斯坦安排的一张地图,确切地显示出葛罗米柯到哪里旅行过。这篇文章使得罗森塔尔进入了《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


罗森塔尔用了八年时间采访联合国的活动。他写了几百篇关于重大问题和争论、权力集团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写了联合国的盛大庆典和“小人物”——站在旁边的为发言稿润色的随员,懂得各个民族发式的理发师;他还写了他特别赞颂的一位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后来有一天贝内加尔爵士在回答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对他撒了谎。这种谎言是世界上每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此时或彼时无疑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出来的。但对于年轻的罗森塔尔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幻灭的体验——杰出的有教养的贝内加尔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样撒谎。罗森塔尔痛苦地来找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印度代表的确很遗憾,多少受到触动,极力辩解说:“可是,阿贝,我是为了祖国的最大利益才对你撒谎的。”


“是的,”罗森塔尔尖锐地回答说,“为了我的报纸的最大利益,我不再问你问题了。”接着罗森塔尔说:“你可以用‘无可奉告’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


贝内加尔爵士说:“因为你当时就会知道真相。”


在这一点上贝内加尔爵士无疑是对的。但罗森塔尔再不会这样信任一个消息的来源了,尽管他和贝内加尔爵士的友谊很快恢复了。从此以后,当贝内加尔爵士不愿意回答时,他就说:“无可奉告。”


对于任何一项任务来说,用八年时间也太长了。但出于某种不可明说的理由,尽管罗森塔尔极力争取,但他还是没能转到《纽约时报》的一个海外分社。仿佛有某个人在阻止他去海外分社,但他想象不出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在他的早期生涯中,这并没有使他烦恼,因为在联合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激动的事情。有时在听了一整天的外语和外国口音,看了各种各样的习惯并报道了关于遥远的冲突的讲演和争论之后,罗森塔尔觉得自己的确是在海外,在塞浦路斯或罗得西亚或巴基斯坦——或者是在他特别想去的印度。印度当时在联合国有一个有趣的代表团,不仅贝内加尔爵士,而且许多其他人都有趣。罗森塔尔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所吸引,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社交风格和宗教、他们同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关系越来越着迷——实际上这个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名字都会使罗森塔尔脑海里浮现出想象中的异国情调,如班加罗尔、孟买、加尔各答、加德满都、乌塔卡蒙德、特拉凡哥尔、开伯尔山口。1954年,在罗森塔尔进入《纽约时报》十年并终于成为《纽约时报》驻印度的记者后,他有一次跋涉了1500多英里,只是为写一篇注明地点的报道:发自开伯尔山口。


10年才成驻外记者:只因丢20美元发怒被举报这个坑!


《纽约时报》的历任大佬们


几年后,在他离开印度并在波兰提高了他的名气之后,罗森塔尔终于发现了他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成为驻外记者的原因。这个发现使他感到震惊。


他是在1959年同悉尼•格鲁森和C.L.苏兹贝格——他们当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一起乘车去日内瓦时得知内情的。在去采访日内瓦的外交部长会议的途中,他们很高兴互相为伴,享受着美丽的风景。谈话非常活跃,而且经常被罗森塔尔提醒格鲁森开车不要太快所打断。接着,突然地,事先没有准备地,赛勒斯•苏兹贝格把话题转换到对1948年罗森塔尔在巴黎碰到的一次事件的严肃反映上。罗森塔尔那一年作为《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的一员来到巴黎,帮助采访联合国大会。一天下午,罗森塔尔回到他的宾馆房间,发现一张20美元的旅行支票在他的抽屉里不见了。他气愤地向看门人报告了这件事,暗示如果找不回来这张支票,他就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看门人同样生气,给《纽约时报》的巴黎办公室打了电话,并且把年轻的罗森塔尔的武断做法报告给了赛勒斯•苏兹贝格。


苏兹贝格没有忘记这件事,现在到了1959年,和他的两个同事去日内瓦,他似乎想从他的脑子里摆脱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最终他这样做了:他对罗森塔尔承认,罗森塔尔之所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办事处待了那么多年,是因为他的缘故。他解释说,在巴黎的早些日子里罗森塔尔似乎是那种会在海外引起麻烦的人。苏兹贝格漫不经心地承认,他的判断太刻薄,显然是错的,现在他愿意告诉他的朋友罗森塔尔1948年那次宾馆事件的后果。


苏兹贝格似乎想从他的脑子里摆脱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最终他这样做了:他对罗森塔尔承认,罗森塔尔之所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办事处待了那么多年,是因为他的缘故。他解释说,在巴黎的早些日子里罗森塔尔似乎是那种会在海外引起麻烦的人。苏兹贝格漫不经心地承认,他的判断太刻薄,显然是错的。


罗森塔尔听了后,回想起在纽约多年苦苦等待得到一项海外任务的情景,感觉到内心的愤怒情绪在膨胀。他也想到,如果赛勒斯作为海外君主的影响继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话,自己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驻外记者了。回想起自己在法国宾馆那种愚蠢的有点冲动的行动,意识到它的后果,罗森塔尔有了一种既恶心又愤怒的发晕感觉,以致他简直不能抑制自己,或者说勉强压制住自己的情绪,直到他们到达日内瓦。


内容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美]特立斯 (Talese,G.)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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