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主,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2016-08-30作者:[美]费什金编辑:陈肖晴

民主有三个相互矛盾的选项:审慎协商、大众参与以及政治平等构成了一种可预见的冲突模式,试图满足其中任何两种都会破坏第三个原则的实现。三难困境中的三项价值——审慎协商、大众参与以及政治平等一一适用于民主过程设计本身。总而言之,它们提出了人们的观点是如何被构造的(协商),人们是如何被选中的(大众参与),以及人们是如何被对待的(政治平等)。但是在民主理论中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并不是民主过程设计中内在的因素,但它提供了一种评价其影响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为“防止暴政”(non-tyrarnny),因为它是关于防止所谓“多数人的暴政”的。其中关切点就是即使人民是按照民主方式进行决策的,人民也可能做坏事。



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是一种做决策的政治方法,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方法可能会造成一些根本性的不公正——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不公正将证明超越或放弃民主的方法是正当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就曾提出过如下著名的质疑:

让我们把自己流放到一个假想的国度,这个国家用民主的方法迫害基督徒、焚烧巫女和屠杀犹太人。我们当然不会因为这些行为是按民主程序的规则决定的就赞成它们。……即使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会把一些终极理想和利益置于民主本身之上。

还有其他很多人,如麦迪逊、托克维尔以及密尔也都探讨了多数人是如何可能做坏事的,以及他们怎么实施“多数人的暴政”。当然,少数人也可能做坏事。但多数人暴政尤显困扰,因其表面化了意愿与公正之间的激烈冲突。这种可能由于民主而导致的可被反对的后果至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它经常在讨论中被认定为一类基本的不公正。


 

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是美国宪法最初的主要动机之一。众所周知,麦迪逊并不笃信偏爱“共和“的“民主”一词,他在此指此种“民主”为“作为代议结构的政府”的。相比之下,在古代城邦国家这种小规模的面对面民主——无须代议的“纯粹的民主”(他是这么认为的)中,“并无应对派别危害的措施。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整体中的大多数人会感到有共同的激情或利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限制牺牲弱小党派或弱者的动机”(《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参议院设计的原理在于其作为“必要的组织,以在某些时候防止人民由于一时的谬误而举措失当”。它保护人们进行深思熟虑地判断,保护“共同体有冷静而审慎的见解”,使人们免于“为某种不正当情感及不法利益所左右,或为某些自私者的狡诈歪曲所哄骗”(《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三篇)而形成派系,对其他人的权利和利益甚或对整个共同体的长期和集体的利益造成损害。一个类似参议院这样的审议协商机构则有可能拯救苏格拉底,麦迪逊认为: 

如果雅典人竟有先见之明,在其政府体制中订有防止自己为情感所左右的办法,岂不会避免多次严重的烦恼吗?今日下令鸩死某些公民,明日又为他们立像表功,这样结污人民自由的难忘耻辱,岂非原可避免的吗?(《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三篇)

显然,法院是制衡暴民情绪以及被阴谋诡计之人煽动的公众情感的另一道防波堤。司法部门可以防止一时冲动下的谬误人们在得到更充分的信息、经过反思后往往为这些谬误感到后悔。正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三篇中指出的那样:

法官之独立对保卫宪法与人权亦具同样重要意义。如果在某些玩弄阴谋诡计之人的煽动与影响下,未经人民的审慎详查,致使某种不良情绪得以散布,可以造成政府的某种危险变动,使社会上的少数派遭到严重的迫害。

但是汉密尔顿至少不相信法院可以构成对多数派的强有力壁垒。他认为“值此立法机关在社会多数派的舆论怂恿下侵犯宪法之时”法官没有“毅力”去“尽其保卫宪法之责”(《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三篇)。

 

对被激情或利益煽动而去损害他人权利或利益派别所可能做出的恶行的担忧始终困扰着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他们害怕的是雅典暴徒和谢斯起义的结合。多数人的“暴政”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很显然,宪法制定者们害怕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进行本可避免的实质意义上的剥夺。虽然这些理念都是发人深思的,但在此我们需要对此种决定一虽其被民主原则的支持,但却如此不可接受,以至于更高的规范性主张所抑制的——政府决策进行操作型定义。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暴政(无论是多数人的暴政还是少数人的暴政)是一种政策选择,给政策严重剥夺了人们的根本权益,而其他尚可被选择的政策则不会进行同样的残酷的剥夺。我所说的“防止暴政”就只是指避免这种意义上的“暴政”。当然,这涉及对“根本利益”的定义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某种政策是另一种政策的替代等—些有趣的问题。我已经发展了一套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视角。如果人们被迫牺牲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不是根本利益呢?如果牺牲的是他们的根本信仰或健康呢?如果由于资源限制,两项相替代的政策不可能同时实施,那么是否还存在彼此可替代的政策选项呢?如若A和B处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公众或决策者是否必须仍在A和B当中进行选择?

 

基本性的思考并没有对这些理念进行详细的阐述。对我们目的而言,根本理念是:如人们选择对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做出恶行,并且此种选择本来可被完全避免,那么此选择就应该被加以反对。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说一个政策选择破坏了防止暴政的条件,那么这种选择应该是有意而为之的,这些意图必须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支持者很大程度上被追求导致他人受损的政策预期效果的意愿所驱使)。还有一点,即把有意识选择的政策作为和不作为均包括进来也是合理的。换句话说,例如在围绕若没有为下一次飓风做足救灾准备,那么群体X是否将会受灾的讨论中,某一联盟阻止救灾准备,那么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决策就可以被视为是“多数人的暴政”,或者“少数人的暴政”(这要视阻止救灾行动的联盟的规模而定),即使该后果是由于“没有”采取行动而导致的(决策明确决定不进行救灾准备)。



为了完整地描述“反暴政”(或是多数人的暴政),我们需要就区分加在受损者身上的不可接受的残酷的剥夺的不同类型的本质进行讨论。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我们将讨论对人的生存、尊严或损害其他必要权利等损害人权的行为。我已经在别处对此进行了论述。然而,在此我们无须将此讨论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下。我们只需要指出当被采纳的政策带来了另一个可选的政策不会引发的残酷的剥夺,则此时防止暴政的理念就被破坏了。这一定义至少可以为我们的进一步讨论辨别出足够多的关键案例。如果每一个政策选项都会对其中一些人进行残酷的剥夺,那么这类复杂案例的处理就构成了正义理论中一个更复杂的主题。

 

已经有人尝试着在不对后果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情况下对多数人暴政进行论述。罗伯特•达尔在的经典著作《民主理论的前沿》中,提出了出了麦迪逊论述随代版本一“强力强力间的平衡。”其思路是如果少数人对某个议题拥有强烈的观点,而其意见被漠然所否决,那么对意见的整体权衡(考察意见的数量以及表达意见的强度)可以偏向少数派,而否决少数派的意见则被认为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分析更可能保护那些占多数的团体(如果议题是去防止少数人的暴政)。



然而,回顾历史,这种将实质性讨论转变成只是关注于过程的尝试似乎注定难以成功。当然,如果考虑到从熊彼特的“心理实验”中导出的结论和多数人会“焚烧巫女”或“屠杀犹太人”的话,那么就很难将“强力间的平衡”同多数人暴政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的确,即使少数人有更强烈的意见,但是如果这种强烈反应的计算能被测量(例如,我们有某些体系可以进行基本的人际间的比较),那么我们是否反对纳粹将不取决于他们感情的强烈程度。无论少数人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如果多数人的数量和激情都足够强烈,从理论上讲,权重都会偏向于多数人这—边的意见。这与政策后果是否应被反对关系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多数人想要;对少数人做非常坏的事——进行原本可以避免的残酷的剥夺——而不在多数人比多数人对某事有更加强烈的反应。

 

基于上述解释,可以简单地说,当胜利的联盟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本可以避免的残酷的剥夺时,防止暴政的条件便已被破坏。在对“残酷剥削”的定义上我们保持灵活性,但可以明确的是,剥夺越是残酷,越是明确地可以避免,就越紧急的存在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暴政。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美]费什金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定价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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