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时期日本间谍史:曾被国民党耍弄

2016-09-09作者:[日]户部良一编辑:搜狐读书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支那通”是日本陆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战前日本对华外交的先锋,对中国革命抱有强烈的共鸣,但后来却推动日本走向了侵华战争,并对中国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这种转变的根源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支那通”们的所思所想和具体作为又是怎样的.....


日本参谋多自大:军舰开到京津 中国就会投降

1937(昭和12)年7月,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据说永津支那课课长当时的直觉就是,可能是二十九军的下层官兵失控了。他和课员商议的情势判断如下:如果不给作为事件根源的二十九军以强力一击并将其驱逐至黄河以南,“满洲国”的防卫和华北的安定均无可能,如果此刻日本让步后退,反而会使二十九军更加自大妄为,诱发今后各地的冲突事件。


这种见解一般被称为“对支一击论”。石原作战部部长认为就算做出让步,也要通过交涉谋求事件的早期解决,对向当地派兵极为慎重。与此相对,永津支那课课长在对当地交涉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同时,对出兵却非常积极。据说永津认为如果给二十九军以强力一击并驱逐之,就像之前关东军从热河越过长城线那样,兵力能迅速撤回。以参谋本部支那课为首,支那通大多是出兵论者。据说天津军参谋和知鹰二突然返回东京,大力宣扬出兵。


有资料证实永津曾说过,只要日本的大部队乘坐运输船队出现在塘沽湾,不需要登陆,天津和北平就会认输。这一逸事常被引用作为佐证,说明“对支一击论”是在轻视中国军事力量的前提下提出的。永津是否真的说过如此极端的话无法确定。无论如何,他的出兵论至少是基于二十九军并没什么了不起的判断之上的,这一点是无疑的。据说,和知甚至说过,如果给予北上的中央直系军强力一击,蒋介石也会举手投降。


正像这些小插曲所显示的那样,支那通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普遍抱有不足挂齿的印象,但也并非全部如此。比如,矶谷兼介曾在支那事变发生大概一年前的演讲中,提醒大家注意国民政府军正在充实以的军用飞机为首的武器装备(《在支杂感》)。前驻南京武官、在陆军省新闻班工作的雨宫巽也曾在事变爆发后发行的《陆军画报》的附录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军备近代化的状况。且不说和知,永津也注意到了蒋介石沿黄河构筑了坚固的防卫线。他提出把二十九军赶至黄河以南后就应该迅速撤兵,正是为了避免在防卫线遭遇蒋介石直系的中央军。


这样看来,似乎支那通也不是完全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可以认为他们对军阀军的军事力量大概是轻视的,但是对中央军的实力绝对不能轻视这一点,他们似乎还是十分明白的。因此,在支那事变爆发的当初,他们所犯的重大错误可以说不是对中国抗战能力的轻视,而是对其抗战意志的轻视。即,他们的致命错误是做出了只要日本以出兵的方式表现出强硬的意志,不仅冀察政权,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会立即接受日本的要求这样的判断。


日军侵华为何称不以中国政府为对手?

这期间,对随后事件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国民政府否认论的出现。即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与暴露出抗日本性的国民政府打交道了,应该拥立取而代之的新政权,和新政权建立理想的外交关系这种主张冒出头来。最初提出此主张的——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公开发表后不久的9月——不用说是关东军。


连陆军中央中也出现了赞同否认论的动向。支那课就是明显的例子。支那课在11月的文件中这样说道:现在,驱动中国抵抗日本的,不再是一部分军阀的轻举妄动,而是由苏联煽动、共产国际领导的人民战线运动,以及控制中国金融的英国资本主义的援助。如果日本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老谋深算的英国可能会倾向于妥协,但人民战线派反而会更加容共抗日。因此,日本应该集结中国的防共势力,否认倾向于容共的国民政府,在华北树立取而代之的中央政府(《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十八卷)。


共产主义苏联和金融资本主义英国共同操控中国抗日,这看上去意识形态上有矛盾的见解,不仅是支那通,也是当时的陆军军人一般的、共同的对支那事变的看法。赞同否认论的当然不仅是支那课,也并不是支那通们的专利。否认论可以说是陆军的“公论”。12月南京沦陷之后,否认论更是占了上风。第二年1月,政府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正是由于这种否认论带来的压力。


在倡导否认论的同时,在当地为了使占领地的行政与居民相互配合协调,扶植新政府的活动也在进行着。与此有关联的军人中支那通有很多,在他们中间还有人图谋使占领地政权将来成为取代国民政府的新中央政府的基础。


在华北负责扶植新政权行动的是北支那方面军的特务部。所谓特务部,是从事作战后方地区政治活动的机关。喜多诚一(19期)被任命为特务部部长。喜多是担任过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南京武官、中国大使馆武官等职务的典型的支那通军人。在喜多手下的根本博也参与了扶植政权的活动。由于他们的活动,1937年12月,在北平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此后不久北平再次改称为北京。后来永津佐比重担任了“临时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


另外,华中方面,在上海派遣军(后来的中支那方面军,再后称中支那派遣军)中设立了特务部,任命原田熊吉(22期)为部长。原田也是担任过中国公使馆武官辅佐官、南京武官、中国大使馆武官等职务的支那通。原田和部下楠本实隆一起实施了在华中建立占领地政权的活动。然而,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应该在华北建立中央政府,对以建立地方占领政权为目标的特务部的行动很不满。为此,松井大将让军司令部参谋长勇和南京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25期)另外实施了建立政权的活动。长勇和臼田为了在预定将被替换下来的松井回国之前建立起新政权,强行推进了相关活动,和周围的人产生了纠纷。特别感到不满的是想把华北的“临时政府”建成将来中央政府基础的北支那方面军。陆军中央夹在这两支当地军中间着实为难。结果是,华中的新政权在1938年3月脱去了中央政府的装扮,作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了。


通过这个小插曲,可以清楚地看出,陆军支那通并非总是团结的。另外,也可以看出在支那通操纵中国人来建立新政权的反面,中国人(此处指“华北政权”的领导人王克敏和“华中政权”的领导人梁鸿志等)也在利用支那通,或者说在利用他们之间的对立。这正是过去看似军阀的顾问们操纵了军阀,但有时候反而是军阀利用了他们一事的重演。


蒋介石也曾利用日本特务获取情报

支那通军人并非只忙于谋略行动。有不少支那通还作为指挥官或者参谋出征,参加作战。但是,包含政治活动在内的谋略,由于是支那通擅长的领域,很多情况下必须起用他们。当然,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主动从事谋略工作的。况且,为了实施谋略,除了土肥原机关还成立了各种特务机关,但由于事变长期化,战线扩大,也需要不了解中国的军人参与谋略工作。据说这也成为谋略工作时不时在质量上有所下降的原因之一。


支那通军人参与和平工作的事例也是有的,比如和知鹰二。如前所述,和知是土肥原机关的成员之一,执行将西南派将领从抗日阵营中离间出来,让他们与吴佩孚合作的行动。在从事吴佩孚工作的同时,他还试图实现同国民政府之间的直接和平。他选用的代理人是萧振瀛。萧原本是宋哲元的幕僚,曾担任过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与曾任天津军参谋的和知就是那时建立起关系的。


支那事变发生后,萧住在香港,和知拜托他说服国民政府要人媾和。根据最近在台湾公开的史料来看,萧与蒋介石、何应钦似乎有过联系。1938年秋,参谋本部曾一时对和知的行动寄予厚望。萧振瀛这条渠道被看作是沟通当时在汉口的国民政府的最佳渠道。另外,蒋介石、何应钦通过萧,在搜集日本方面情报的同时,试图中止广东、汉口作战。由于周围有反对同日本接触的声音,该渠道最终被堵死了。陆军开始转入著名的汪兆铭工作就是在结束了这个行动之后。


和知行动中有那时军人各种和平工作尝试的一些共同点。比如,特别是支那通军人,会把能作为讲和渠道利用的代理人作为手中的棋子,有效利用事变前就建成的同中国要人的关系网。在讲和工作中军人特别是陆军军人屡屡登场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他们当作和平渠道利用的中国人关系网,对国民政府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军人要让从前用于华北“自治”运动和西南工作的人再在讲和工作中起作用,或许产生了反效果也说不定。


关于军人的和平工作,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一边进行试图从内部分裂国民政府的谋略,一边实施和平工作的。而且,他们没有明确区分谋略与和平。某项和平工作明显达不到所期待的目的之后,该工作还时常会以搜集情报和分裂敌人内部为目的继续进行。要说是变换自如,也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在获得中国方面的信任上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吧。当然,中国方面不少情况下也是以和平工作为幌子来搜集情报和诱发混乱的。


国民党用假冒的宋子文弟弟与日本人媾和

在汪兆铭工作以外,支那通军人参与和平工作的事例还有很多。最后,介绍一下大东亚战争末期以中国为对象的终战工作的例子。


实际上直至战败前夕,军队都是被禁止直接参与同重庆方面进行的讲和行动的。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军人的行动常常会使和平工作陷入混乱。但是,军人以搜集情报为名来探寻同重庆方面联络途径的尝试一直在持续。例如,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请在黄郛手下负责过同日本方面联络工作的殷同和重庆方面联系。殷同与和他一样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毕业、身在重庆的王大桢(也叫王芃生)建立了联系。据说在战后才弄清楚,王这个情报关系者是共产党员。通过殷同进行的工作除了联络以外没有任何进展,不久,1942年末殷同就死了。


1944年11月,就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从袁良处得到蒋介石的传话。但是不是真事还存疑。第一次出兵山东之时,袁良曾作为联络员与为了避免日中两军冲突的佐佐木到一同行(后来袁曾担任过北平市市长)。支那通在同中国方面接触的时候,像这样的知日派就会不时登场。


同一时期,首相小矶国昭也在摸索同中国的和平之路。他曾经期待如果同重庆方面达成和平,能让蒋介石作为日本与同盟国之间的和平桥梁。就在那时,担任情报局总裁的绪方竹虎推荐了一个被认为是有前途的和平渠道,这个渠道是绪方在朝日新闻社时的老部下极力推荐的,即汪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与重庆方面的谍报机关——军统(或者蓝衣社)之间的渠道。这就是著名的缪斌工作的开始。


小矶首相为了确认此事往当地派遣了心腹。被派遣的是小矶的陆士同期生,已经退役了的支那通军人山县初男。山县在年末奔赴中国会见缪斌,制定了和平方案,并于第二年2月返回东京。这个缪斌工作虽然正式化了,但是政府以及军队首脑层中对于这个行动持积极态度的只有小矶和绪方两人。前南京政权(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后转任陆军次官的柴山兼次郎也认为缪斌不可信赖,对该行动持反对意见。天皇也表示反对,小矶只好放弃,内阁也总辞职了。


1945年4月,在小矶内阁总辞职后,军队参与同重庆的讲和行动终于获认可了。那时候,支那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直在谋求同重庆军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建立联系。


今井在任支那班班长时深度参与过汪兆铭工作,在任支那派遣军参谋时期(1939年)还在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手下做过所谓桐工作的交涉人。陆军中央和支那派遣军都一度对桐工作很感兴趣,可是后来发现交涉的对手、自称是宋子文弟弟宋子良的人,其实是假冒的(蓝衣社的工作人员)。针对重庆方面的谋略行动中止了。


1945年7月,今井终于在河南省的敌占地同曾经是旧东北军将领的何柱国成功见了面。今井以当务之急是日中和平劝说对方,可是何却称日中的单独和平已经不可能了。何只是劝告他说,日本如果希望与同盟国讲和的话,他可以为其向美英转达,但是那样日本要有放弃本土之外的所有领土的思想准备。今井受了很大的刺激,但还是将与何会见的情形报告给了大本营。据说大本营也对今井的报告很关心,但可能是由于《波茨坦公告》所造成的混乱,今井并没有从中央得到他所期待的指示。不久原子弹被投掷下来,苏联进攻,日本投降了。


日本“支那通”的演变:从晚清开始就来华搜集情报

陆军从明治初期以来就在有组织地搜集关于邻邦大国——清帝国的情报。最初搜集情报的动机是极其单纯的,既然是邻国,自然被认为是关乎日本安全的重要地域。这些情报搜集是从地图、地方志、民情等基础资料的准备开始的。


此后,围绕朝鲜半岛的问题,日清之间产生了对立,日本更加倾力于搜集可能成为战争对手的大清国的情报。日清战争之后这样的努力也没有停止。这次是考虑到随着同俄国的对立的表面化,满洲是可能的战场。另外,还预想到了中国的向背将给对俄战争的走向带来重大影响。因此,陆军不仅对假想战场的情况,对中国的政治动向也十分关心。


这种情况在俄国变成苏联以后也基本上没有变化。因为对苏战争的假想战场也是在满洲,中国的动向仍然十分重要。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却带来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日本从满洲获得了巨大的权益。保持在大陆的权益并扩张,成为日本的国策。陆军要在大陆的第一线肩负起保障国策施行的重任。况且,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预料到将来的战争是需要调集所有资源的总体战,陆军重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军需资源。


如此一来,陆军不光从对苏战略,而且从确保和扩大权益的国策出发,欲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力,由此,与中国动向有关的情报显得更加重要。而在情报搜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正是支那通们。


然而,多数的陆军支那通不仅仅作为情报军官在工作,在他们身上,时不时地,在西洋列强的压迫下保卫东洋的朴素的“东亚保全”浪漫主义会起作用。陆军支那通之所以有着不单纯是情报军官的性格,大半是源于这种浪漫主义。


按照他们的逻辑,为了东亚保全,应该与邻国中国携手合作,而为此,首先要让中国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这样,促使中国觉醒又成了支那通的附加目标。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欢迎辛亥革命的,也出现了佐佐木那样对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的新支那通。


然而,情报军官的任务和东亚保全、日中提携的理想却并非一定可以两全。比起理想,支那通们更优先选择的还是执行扩张权益的国策。另外,觉醒的中国也不一定会迎合支那通们的期待。出于失望而主张对中国强硬的新支那通也不在少数。佐佐木正是其中的典型。


内容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日]户部良一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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