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严苛的舆论环境造就偏执的国家

2016-09-12作者:李刚,王方编辑:Alphabooks

今天是9月9日,1945年的今天,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举行。在受降这71年里,甚至在更早的中日战争之间,日本民众对于这场战争如何评价?什么样的社会氛围造就了如此暴力的国家?


在战时的日本,针对国民批评或反对政府的言行,日本制定了周密的“禁止大纲”,违反它便构成犯罪,成为取缔和处罚的对象。可以说,严苛的舆论环境助长了日本战时的偏执和残暴。


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家体制和整个民族舆论,决定了日本本身的正义力量销声匿迹,也决定了它出现不了像德国的奥斯卡·辛德勒那样伟大的人道主义卫士。在冲绳“姬百合”女护士队纪念馆里,幸存下来的女护士向大家讲解战斗的惨烈,有一句话令人难忘:“我们当年被教育要爱这个国家,可是谁也没有教育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生命。”


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


早在1868年,西方作家看到日本的面包房和电影院之先进,便忍不住大加赞赏。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却正在忙着“恢复”天皇的神圣地位,以此来塑造自己的“日本精神”。他们所谓的“日本精神”,是一种杂糅现代与原始、先进与愚昧的混合体,其中包括德国的人种优劣论、欧洲为殖民主义寻找的借口以及日本从西方基督教精神得出的结论——推出天皇,塑造一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神化人物,比日本神道教所信奉的任何神灵都更能激发士兵的斗志。


日本本来是一个等级十分森严的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前,绝大多数日本人连姓都不能随意拥有,只有贵族和社会上层有姓名,这是权势的象征。


明治三年(1870年),为了和国际接轨,标榜自己的现代化,日本政府规定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可以为自己取姓。可是受制于千年的传统心理,许多日本人根本不敢给自己取姓。


明治八年,政府出台法律,强制全体国民都必须有姓。但是,由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无祖姓可继承,于是日本人便大张旗鼓地“发明”姓氏,在1981年版的《日本姓名辞典》就收入姓氏八万条,成为世界上有名的“万姓之国”。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这是在北平中心的街道上的日本士兵。


在战时的日本,不要说反对战争,就是对战争采取消极态度也是不允许的。针对国民批评或反对政府的言行,日本制定了周密的“禁止大纲”,违反它便构成犯罪,成为取缔和处罚的对象。通常,如果要想批评政府,反对现行政策,大都需要成立组织和团体。在二战前以及战时的日本,公民的结社权利受到1900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的法律限制。结社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组织成立以后的三天之内,向辖区警察署申报社名和社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许多法律条文都照搬欧洲,特别是德国。天皇制下的资本主义日本具有类似西方的法律条文,但整个社会却缺乏西方的法治精神。它的内务大臣在“有必要维护安定秩序的情况下”,有权力禁止任何性质的结社(不论是否属于政治性的),而秘密结社更是被严厉禁止。大正时期短暂的民主运动也被残酷压制,从此之后,党派成为装饰,没有反对派存在的政治是如此危险,轻易就可以跌入整个国家政策走向极端的万丈深渊。


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面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为了防止国内响起反战舆论,日本颁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使组织结社的条件更加苛刻。所以,要想在政治上出现反对派,在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完全不可能。


至于群众性的集会,则更是不可能。政府规定,在“有必要维护安定秩序”时,无论室内、室外的任何集会,警察官都应果断加以限制、禁止或解散。群众举行集会时,发起人必须向警察官提供“警察官吏所要求的座位”,在这个座位必须能够清楚地听到讲演人的声音,能够充分地观察群众的状态。甚至对于人们平时的说话,政府也防备甚严。


1908年,日本颁布的《警察犯罪处罚令》中第2条第26项规定:对“散布骗人的流言或谣传的人”,处以“不满30日的拘留”。这样,谈论中日战场上的失利,谈论国内粮食的短缺等,都是犯禁的行为。


二战时期在日本和歌县志贺村的理发店,村民岩越平松说了一句话:“……不应该进行战争,我讨厌战争,搞战争是愚蠢的。”结果被处以10日元的罚款。肖像画家川崎义夫在香川县白鸟车站的办公室说:“其实去打仗而战死的,只是像我们这种下层人。这次事变是因为日本有领土野心而发生的。”因此他被捕,以违反《陆军刑法》的罪名被送交检察厅。


在战时,不要说谈论战争的实际情况,就是谈论日本国内外的其他事情,而使周围的人惊讶、绝望,就算是“扰乱人心”。“在三人以上的地方说话,就往往会被告密给宪兵队”。国民只能“不看”、“不问”、“不说”,只能沉默寡言。就连显贵们呼吁和平,也犯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罪,后来的首相吉田茂就曾经以这种理由而被宪兵队逮捕。


当然,大众传媒也无力反对战争。二战时期没有电视台,日本国内的广播电台也只有日本广播协会一家,言论的最主要载体是报纸等刊物。


实际上,从明治维新中后期,日本就开始加紧镇压自由民权,出台了《报纸条例》和《诽谤法》严厉禁止言论。


日本昭和初期,1909年又施行了《报纸法》。这些法律法规成为套在日本国民身上的层层枷锁。如果报刊登载了企图“冒渎皇室的尊严,改变政体或扰乱国宪的事项”,不仅是发行人、编辑,就连印刷者也要受到监禁。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对报刊的管制不断加强。


1937年7月9日,中日双方议定同时从卢沟桥撤兵。但日军并未按照协议撤退,10日下午五时,日方再次向卢沟桥进攻。日本一面以“不扩大方针”为幌子,一面向华北增兵。这是卢沟桥被日军占领后的情景。


在“卢沟桥事变”开始的1937年7月,由内务大臣发布了禁止刊载报道的告示,列举的事项长达数页,极为详细周全。例如,要强调“这次日中两军的冲突并不是由日本方面的错误引起的”,“日本军队绝不是好战的”;不得撰写“会给国民以反战、反军印象的报道”;不得发表“关于现役期满的一部分士兵近期服役的消息”,等等。此外,审查官们还经常对报刊、杂志的编辑进行“指导与恳谈”。审查官们不仅仅指使作者执笔写稿,而且要求刊载“上面指派的高见”——无疑是一些歌颂天皇、美化侵略的御用文人的稿件。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政府直接禁止报刊发售,管制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战争末期,日本只剩下两种报刊了:一种是根据大本营发表的虚假战报与情报局指导的充满谎言的所谓报纸;另一种是煽动战争的很难理解其意思的所谓“杂志”。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它甚至宣扬: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上有弹伤,是致命的弹伤。


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这样的故事在日本国内被广泛传颂。


日本航空兵神风特攻队在起飞前将太阳旗扎在头上


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动所有的社会机器。明治维新本身是一场近代化运动,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日本选择性地放弃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民主、自由、博爱精神远远没有触及现行体制的前提下,就匆匆忙忙去制造舆论排斥它们,所谓的“日本国学”被过早追捧。


“国学”是个太笼统的说法,一个专制政府要想让自己的臣民相信民族文化的无上优越,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谓的“教育敕语”就是日本在文化、教育以及整个意识形态方面走向历史反动的标志。在那里,天皇被推到无以复加的神圣位置,西方文化中的先进的部分被肆意贬损。“教育敕语”培养出一批迷信天皇、崇尚强权、忠心追随军国主义的臣民。


从189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5年期间,“教育敕语”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依托。在节日里,校长要戴着白色的手套毕恭毕敬地捧读它,学生和儿童必须低头聆听。


“教育敕语”除去日期,共有319个字,其中179个字是汉字,占56%。对于这种难懂的“中文味”的文章,要求日本小学生在三年级时就要准确背诵。


“教育敕语”除去宣扬封建儒家道德和引进的近代社会道德之外,重点是在强调“在发生重大事件之际,舍身扶助与天地同样无限的皇运”。随着受到“教育敕语”教育的国民不断地增加,“教育敕语”升华成为日本民族的精神结晶,崇尚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个宣称国家元首天皇为“现人神”,宣称“大日本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伟大的神国”,那些被堵上耳朵、捂上眼睛的国民,就会做出为反动的政府推波助澜的事情来。


日本民众欢送士兵出征


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的战争教化是无时不在的,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


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大孤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两情缱绻、佳期如梦、春宵恨短的井上清一乐极忘归,烽火连天的满洲战场被他抛到了脑后。可是归期已至,军令如山不可违逆,眼看美梦难续,井上清一在蜜月的最后两天终日郁郁寡欢,他突然产生了厌战思想:若不是战争,他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与死别……这一切,他的妻子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人,却一直在悄悄准备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在井上清一行将归队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的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溢满了榻榻米。在神龛前,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


这一封字迹娟秀的遗书洋洋万言:“我的夫君,现在的我正满怀高兴之情。我都不知如何表达我的高兴之情了,我将在您明天出征之前快乐地离去。不管如何,请您不必担心往后的事情……”


大意是说她是以死言志,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了。次日清晨,井上清一才发现身边的妻子仍留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登上驶往中国的军舰。


井上清一与井上千代子


事件发生后,日本舆论媒介如苍蝇见血般叮住不放,喋喋不休地加以渲染。一夜之间,千代子成为“发扬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偕行》以通栏标题称赞井上千代子为“昭和之烈女”,称千代子之死使得“出征将士的士气大受鼓舞”,“所有皇国军人为之感动”。


两家会社以惊人的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竞相将其事迹拍成电影《啊,井上中尉夫人》和《死亡的饯别》在全国上映,并将影片空运到侵华战争的前线,在军人中间上映。


皇后陛下还驾临“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遗德显彰会”。于是44岁的大阪主妇安田夫人以此“御国之行为”为契机,发起组织“国防妇人会”,而这位发起人安田夫人就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的媒人。


“昭和之烈女”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果真“斗志”更加“昂扬”,他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之一,指挥部下残酷地虐杀中国人,沦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


1932年9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就是井上清一,他时任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指挥官。


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南,全村有八百多间房子,三千多居民。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击毙日本矿长渡边宽一、自卫团长平岛善长等几个日本人,并烧毁了杨柏堡炭所的六所仓库。


9月16日,关东军抚顺守备队在井上清一、川上岸、小川一郎的指挥下,包围了平顶山。日军挨家挨户地把居民全部赶出,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襁褓中的婴儿都被拖走,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行动迟缓的老弱病残,则被当场刺死。


日军佯称要让居民集中照相。午后一点多钟,全村三千多人全部被赶到平顶山南面的一块草坪上,西面是断崖陡壁,北面是日本人的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草坪四周高处架着六台蒙着黑布的“照相机”。正当人们惊魂未定的时候,蒙在“照相机”上的黑布同时被揭开来,原来黑布下是六挺重机枪!井上清一一声令下,机枪、步枪猛烈扫射,平顶山村民血肉横飞,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之中,积尸如垒。


待人们全部倒下之后,刽子手还不罢休,挨个用刺刀刺、军刀砍、手枪打,并有士兵挑开孕妇的肚子,扎出胎儿,挑在枪尖上招摇狂笑。为毁尸灭迹,井上清一命令士兵用铁钩将三千多具尸体钩到山崖下堆积起来,浇上汽油焚烧,日军还同时烧毁了平顶山全村八百多间房子,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焦臭刺鼻。最后,日军用大量炸药将西面山崖炸塌,厚厚的山石掩埋了这个屠场。若干年后,中国政府挖开了这个杀人场,当年未烧尽的累累白骨还保留着惨不忍睹的状态。


关于平顶山事件,不仅中国国内证据确凿,而且日本国内的本多胜一(著《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泽地久枝(著《另一个满洲》,文春文库)等人也作过披露。


尽管日本军方周密地隐瞒了这一事件,但还是有10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些生存者压在层层的尸体下面,好不容易才躲过了刺刀的刺杀。有一位少女,手腕虽然被刺,但她还是强忍着疼痛没有做声,被认为已经死了,从而保住了生命。


千代子的死,的确使她丈夫“斗志昂扬”,井上清一将自己的一腔怨愤发泄到无辜的中国平民头上。然而就是这个刽子手,由于军国主义媒体的宣传和颂扬,当时却成为不少日本少女心目中的偶像。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李刚,王方
出版重庆出版社
定价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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