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媒体哄抬还是自我炒作?看北大“屠夫”是如何成为“网红”的!

2016-09-23作者:陆步轩, 著编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陆步轩,就是那个北大毕业,曾经在西安街头干着张飞的营生,与樊哙、郑屠之流抢饭碗的角色。2003年7月,华商报一篇《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使之声名大噪,引发华人世界“就业观念、人才标准、社会分配”大讨论。2004年被当地政府“招安”,企望史学泰斗司马迁之项背,从此八小时之内干党的事业,八小时之外奔自己的小康。2008年5月,结识猪肉佬校友陈生,共同创办广州、上海屠夫学校。2013年4月,登上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自称为北大的丑角,给母亲丢了脸、抹了黑。


以下是陆步轩在《北大“屠夫”》中的自述,原标题为“新闻冲击波”。



如果说西安电视台的《关注》是导火索,那么《华商报》的连续报道就是一枚枚重磅炸弹,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介入则是原子弹。


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并非为了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给当地政府制造不愉快,而恰恰相反,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稿件可能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翻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38岁的陆步轩开的“眼睛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20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晓英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地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1985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2000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交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的生活负担所代替。陆步轩在说如今他不愿意看书时,表情有些痛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研究语言,尤其是对方言很感兴趣。“其实我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言谈中,他流露出对“书桌”的向往。


陆步轩的遭遇也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与同情。记者到长安区经贸局采访时,他昔日的同事说,陆步轩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样太可惜了!他还年轻,应该有施展才华的地方”。


本报记者 江雪


照片上的我,背心、短裤、拖鞋,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站着一位妇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的老婆,包括我昔日的同窗老白鸡。其实不然,她是买槽头肉的主顾。我若与这种人为伍,内心必备受煎熬,寝食难安,说不定有一天会“一头抢地耳”。


槽头肉即血脖子肉,肉肥而脏,带有淋巴结,宛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属猪肉中的残次品。有些生意人,贪图便宜,用之做馅,糊弄外八路。对于这类人,作为猪肉店,既离不开,又见不得。好肉卖完,剩一些大油、骨头、槽头便是利润,倘没人要,变质了,等于折了利润,一天就算白忙活了。但这类人通常利欲熏心,不出好价钱,猪肉批发价三元钱一斤,槽头肉去皮两元;批发到五元,仍给你两元,你爱卖不卖,反正他们总能买到。猪肉愈涨价对他们愈有好处,以次充好,大发不义之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上午卖好肉时,你来绞肉馅儿,等待半天,我理都不理,权当没瞧见,反正你又不敢大声嚷嚷。待到下午,好肉卖完,才处理此等下渣。没人要怎么办?便宜呀!一块八、一块五毛钱一斤要不要?照片上的猪肉红白分明,看似不错,实乃此类下品,由此可见,李杰先生的摄影技艺何等高超。



果然是爆炸性新闻!


第二天是周六,天还未亮,我正在剔骨,书报亭老头笑眯眯地送过来一份《华商报》,神秘兮兮地说:


“好好看看,有重大新闻,好消息!”


我正在忙碌着,来不及招呼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并未十分在意。老头讨了个没趣,丢下报纸,悻悻地走了。


老头事实上并不老,五十出头,六十未到,为××单位下岗职工,只是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给人印象好似七老八十了。他经营着一爿商店,既卖烟酒,也售书报。自从我的猪肉店搬迁至此,与其为邻几近两年,从来是只买烟酒,不看书报。恐怕在老头的印象中,我可能斗大的字,也识不了几个,鼻梁上架的劳什子是猴子戴眼镜——冒充斯文。今天老头很诧异,兴冲冲地送报过来,没想到热面孔贴着了冷屁股,很没有颜面。回头想起此事,怪难为情的,几次寻思前去解释,又担心越解释越说不清。好在老头似乎并不介意,每次见我,依然笑容可掬。


天刚放亮,报贩子的叫卖声便悠忽传来,不绝于耳。我很奇怪,心里骂道:“你们这帮蠢材,难道不知道我不识字吗?还喊叫个鸟!”


早晨八点,店前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神情怪怪的。还有不少人买过猪肉,并不急于离去,而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站在肉店不远处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害得我以为自己仪容仪表出了纰漏,偷偷跑进去照过好几次镜子。


听人讲,那天的《华商报》卖得特别火,不到上午十点便被抢购一空。第二天,即7月20日,《华商报》又推出“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专题报道,由此揭开了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大讨论的序幕。


一石击起千层浪,《华商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打碎了我宁静的生活。一时之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舆论哗然。小店门前,更是车水马龙,宾客络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眼镜肉店,顷刻之间成为焦点。


《华商报》推出首篇报道的当天晚上,长安区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科长便摆下饭局,差人约我。几年未见,此人从乡村教师一跃而为政府办科长,可谓官运亨通,仕途正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我曾经想调入而最终未能如愿的某学校差人又至,两桌饭局顷刻挤在了一起,比见了亲人还热情。我心里直犯嘀咕:“瞧那德行,若放在往日,街上碰到恐怕也要绕道行走,装作未曾看见,这时却都来凑热闹。”


然而都是故人,颜面还须留住。好在我对烟、酒都很有感情,平日收摊,无论有无下酒菜,总要抿上两口,解解乏气。久而久之,居然上了瘾,一日不喝,便喉咙发痒,四肢乏力,浑身都不自在;几杯酒下肚,脸泛红光,印堂发亮,精神为之一振,全然是另一番景象。老白鸡一伙叫我 “BEER CAR”,意即啤酒桶,我知道比酒囊饭袋好听不到哪儿去。人称“千杯不醉”,喝白酒以公斤计,啤酒则以吨位论。即使摆下鸿门大宴,我怕他个鸟甚!于是,李玉和似的,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去赴宴。



此后几十天里,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外滩画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都加入了追踪报道的行列,全国各地几百乃至上千家媒体予以转载、评论。于是,一夜之间,我名动天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境外媒体、记者,诸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我一概敬而远之,避而不见。以免几杯猫尿下肚,嘴上走了把门的,胡说八道一通,落下里通外国,诋毁社会主义之嫌。


对于国内新闻单位,则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待。这便引起了不少新闻记者的不满。譬如《××都市报》的某记者,来过几次,因为我太忙而接待不周,最后干脆不来了。他们待在家里,但凭一些道听途说,闭门造车,瞎编乱猜一气,杜撰起新闻来。像《三滴血》中的他王妈,既想说媒,又怕跑路,给人家亲姊妹俩说起媒来。真该掌嘴!


中央电视台是最早来西安采访我的国家级媒体,其二套《对话》栏目有两位导演,他们软磨硬缠,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消除疑虑,走进央视。他们在西安一待就是十多天。我当时担心,倘若自己到北京,身不由己,被他们请的一帮专家、教授,拿起手术刀,大庭广众之下,三下五除二,解剖得体无完肤,最后只剩下骨头、槽头。被迫无奈,我只能以肉店生意繁忙走不开为由推托。他们在多次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抛出撒手锏,承诺只要我去北京一星期,做了他们的节目,则给我一万元的经济补偿。


一万元,相当于我卖五百头猪的利润。五百头猪,一头就有一百多斤肉,两个月也不一定能卖完,短短的一星期便能轻易获得,可谓日进千金。一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我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看在人民币的情分上,我一时心有所动。但最终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未能成行。他们无功而返。


两位导演回京后,被领导狠剋了一顿,甚至以下岗相威胁。二位均是央视聘用人员,为保住饭碗,二次飞抵西安。这次,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发誓即使生拉硬拽也要将我拽到北京;另一方面,直接带来了主持人陈伟鸿与摄像,万一没辙,先斩后奏,就地处置。于是,在我不予配合的情形下,强行拍摄。资料传回北京,在对话方未到场的情况下展开“对话”。这在《对话》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后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想去央视露脸,托我联系。我想,为与我“对话”,他们费了多大的周折,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而且是留洋博士,文化文凭比我高出许多,岂不是求之不得?没想到联系了《对话》的导演,他竟回答:


“《对话》属于高端访问,对象是外国总统、业界名流,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上的。”


我碰了一鼻子灰,很没颜面。但想到自己一个破杀猪卖肉的,竟与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韩国三星集团总裁尹钟龙先生等帝王将相相提并论,不禁又飘飘然起来,连自己姓啥名谁都差点给忘记了。



《外滩画报》首席记者禄兴明,是个蒙古人,性情豪爽,行事怪异,与众不同,我很喜欢;上海电视台《新闻追踪》编导李强、任军贤兢兢业业,锲而不舍,很有不撞南墙心不死之精神。我清晨开门,立在门外;晚上打烊,守在门口。且携带机器先进,我曾一度误认为是境外记者,刻意回避,弄出不少笑话。还有《解放日报》记者陈佳勇,深谙迂回战术,倘若在战争年代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不谈采访,先拉扯校友关系。他们都得以如愿,充分体现了大上海人之精明、干练,西北人望尘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小师妹刘喜梅与其同事李某,他们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我们相差十余岁,此前彼此并不相识。《华商报》报道之初,他们来到我的小店,师兄妹相见,欣喜异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小师妹聪明伶俐,清纯无比,虽然相貌平平,却才华横溢,非常善解人意。


他们购买几打啤酒贿赂公行,我则得到了免费的晚餐。被灌得晕晕乎乎,不辨东西与南北。忘乎所以之际,我与他们无话不谈,视为知己。


北大学子当街卖肉,是耶,非耶?社会各界争论不休,我的处境也很微妙。卖猪肉并非我的专长,更非我的所好。然而,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主宰。昔者胡山从屠夫而状元,如今老陆由状元而屠夫,究竟是谁之功,谁之过?这个命题变得很微妙,很敏感。稍不留神,可能获罪一大批人,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每当遇事拿捏不准时,我总与小师妹他们一起计议,他们对内幕亦十分清楚。


我与他们约定,凡事不避开他们,在前景未卜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写稿子。刘喜梅巾帼不让须眉,一诺千金,真乃女中豪杰;相比之下,李某却轻诺寡信,食言而肥,表面应承,私下却搜集资料,写了一篇不太负责任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成为自己跳槽的敲门砖,弄得我非常被动。当然,事过境迁,我也无意再责怪李某。总之,树林子大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鸟都有,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2003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栏目有位女编导叫曾荣,是北大校友。其人说话柔声曼气,莺莺燕燕,非常动听。她多次打电话来约我做节目,并派记者来陕拍摄场景资料,给我的孩子带来了玩具,送我白岩松签名题词的著作《痛并快乐着》、我大学老师何九盈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好久无人如此牵挂于我,我深受感动,答应倘若去央视做节目,则首选他们。只是目前条件不成熟,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请他们谅解。曾荣最后说,她男朋友在中央某要害部门工作,认识人多,门路亦宽广,如需要帮忙,可尽管找她。我表示感谢,遂成为神交。


遗憾的是,到2003年11月我去北京时,另一校友王学勇已经接替了曾荣。曾荣漂洋过海,远赴英国留学,未能见上一面,终成憾事。


《面对面》栏目组来西安时已是8月下旬。此前三天,央视《讲述》栏目也曾来陕。当时,我已成为公众人物,长安区各主要宾馆、饭店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向我伸出橄榄枝的单位与个人不计其数。据说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哪里见过如此场面,何去何从,一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权衡利弊。毕竟一夜之间,猴子演变成了人,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在敏感时期,倘若做节目,不小心胡言乱语一番,传出去无异于惹火上身。所以,那段时间,我给自己定下原则,对于新闻单位,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


《讲述》栏目曾电话联系来陕,我向他们讲述了目前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然而,可能因为职业的敏感性,他们还是不期而至。


依照常理,人家千里迢迢找上门来,总该有所收获。但他们提前拟定了《讲述》提纲交我过目,我以为有些话题暂时应予以回避。编导拿捏不准,电话请示了上司,而上司态度很明确:不能更改,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封了口,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我亦爱莫能助。


拒绝了《讲述》,《面对面》又至,那天瓢泼大雨,甚是少见。当时在金长城酒店吃饭,一句不和,我牛脾气上来,拍案而起,扬长而去。不料通讯录却落在了酒店,回头去取时,巧遇王志先生。


这几年,我一直居无定所,没有闭路电视。偶尔一次拜访朋友,在朋友家里看了王志与牛群的《面对面》,具体内容已然模糊不清了,但王志先生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书里讲,薄唇口阔之人才能巧舌如簧,能言善辩,难怪著名歌唱家多是大嘴族呢。如果让我的老师,著名易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扶汉老先生预测,王志先生必不能进中央电视台,至少不能当节目主持人。但王志先生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凭着一副歪嘴厚唇,硬把一代相声大师逼到了旮旯里,遂对王志先生顿生敬意。


人有见面之情分,王志先生在场,我再推托便显得太不近人情,于是,便有了与王志先生的《面对面》。


文章内容节选自《北大“屠夫”》,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版,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陆步轩, 著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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