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纳粹集中营,小女孩的第一句话是:请问,我可不可以哭?

2016-09-26作者:张倩红, 张少华编辑:谢爽

战前的欧洲特别是东欧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摇篮,许多犹太伟人在这里诞生。可是经过这场战争,一半多的欧洲犹太人被灭绝,绝大多数欧洲犹太区从地图上消失,残存下来的也破落不堪,仅留下昔日盛世的余辉。1945年的欧洲,有30万左右无家可归的“地狱幸存者”——犹太难民,其中大约有20万是从纳粹的死亡营与劳动营中释放出来的,他们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眼睛呆滞、干瘪的手背上刺有字号。大屠杀给犹太人所留下的心理磨难与精神创伤从幸存者的身上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对于“幸存者”来说,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他们无法从噩梦中惊醒,悲痛与伤楚始终伴随着他们。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历经磨难的埃利•威塞尔,曾这样表述被解放那一天幸存者的内心感受:快乐是空的,感觉是空的,情感是空的,希望是空的。纳坦•奥尔特曼用他那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了这样一个场面:


一位犹太小女孩,在集中营被解放的那一天,她那纤弱的背上背着一个专门发给孤儿的饭包,手里拿着一块面包,那是联合国难民处提供的次日的口粮。当她从阴暗肮脏的地方走出,饱享自由、阳光与空气时,她没有任何激动的反应,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问题:“请问,我可不可以哭?”他们欢乐不起来,因为“伤口在痛苦地开裂着”,“恐怖的气氛仍在弥漫”。



根据对生活在以色列幸存者的调查发现,80%—90%的人失去了他们大多数的直系亲属——父母、兄弟姐妹、丈夫或者妻子以及孩子,每人至少失去一个亲属,3/4的人失去了整个家庭。丧亲之痛对生还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尤其对十分重视家庭亲情的犹太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位幸存者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只觉得自己衰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像一具会说话的尸体一样,所有的记忆都是伤痛与恐怖。你怎么会认为我可以和战前的我一样呢?当年那个生活在犹太隔离区里的有85位成员的大家庭,我是惟一一个、绝对是惟一活下来的人。


巨大的心理创伤,让许多的幸存者在心中充满了内疚之情。战后,“幸存者的内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们为失去亲人而内疚;为自己不择手段地“偷生”而内疚;为自己目睹了暴力与仇恨且无能为力而内疚;为自己没有公开站出来与党卫队战斗而内疚;甚至为自己没有自杀而内疚。连那些有幸被列入“辛德勒名单”的人也同样因为“不正当的生还手段”,即辛德勒贿赂了党卫队成员而内疚。总之,他们总是能够从主观上给自己找到愧疚的理由。许多幸存者不停地反省:为什么是我而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们活了下来?在许多访谈中都可以听到他们的自责:如果我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如果我不这样做或者不那样做,也许他或她今天还活着。



值得注意的是,内疚感和恐惧感不仅支配着幸存者本身,而且还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后代。丹•巴让在他的《恐怖与希望:大屠杀亲历者的后代》一书中写到:


幸存者及其许多子女发现自己无法游历出过去与未来之间、记忆与遗忘之间、生命与死亡之间。在他们的生活重建里,家庭共同体——家庭机制的保护构架被中断,而且这种重建总是铭刻着失去家庭成员的痛苦。即使这种(因家庭)断裂的冲击会随着时间的消失而弱化,但恐怖的残余仍然可以从大多数第三代人的生活故事里感受得到。


黛娜•沃笛是一位精神疗法的医生,在过去的20年里,她的主要治疗对象就是生活在以色列的幸存者的后人。在她那令人注目的著作《纪念的蜡烛》一书中,黛娜•沃笛记述了与幸存者后人的真实对话,揭示了大屠杀对后代的心理影响。她指出,这些人是在失亲之痛的阴影之中长大的,而这种环境往往导致父母对子女的过于呵护或期望值过高。在孩子们的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无意识地把痛苦传递给了他们,父母把自己所有的记忆与希望都转嫁给了子女,因此,这些子女们就成了那些大屠杀牺牲品的“纪念的蜡烛”。成人之后,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体验着孤独的人生,不少人出现了心理健康的问题。作者在这些人身上探索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就是千方百计使病人摆脱“纪念的蜡烛”这一角色,培养他们正常人的心态。



不仅如此,随着欧洲尤其是东欧犹太社区的毁灭,世界最大的犹太中心转向了以色列与美国,大多数的幸存者战后都不得不移居他乡,这件事情同样要付出心理上的代价,即与自己的家人、童年、故乡、传统、文化以及语言的人为割断。对于成年人来说,隔断记忆的伤害更是明显。面对迥异的生存环境,他们的孤独感与无助感油然而生,复杂的内心情感使许多人选择了“沉默的生活”。正如威塞尔所说:


他们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隔离区内,孤立而封闭,不愿与外面世界交流。他们不参与我们的庆典,他们不对我们的玩笑感兴趣。他们的参照框架不是我们的,他们的话语也不是我们的。他们的话语是他们的法典。他们的记忆是他们的规章。


不可否认的是在战后初期,无论是美国犹太人还是以色列社会,都忽略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内心感受。由于美国在战争期间对犹太人的“冷漠”态度,导致大屠杀问题带有一定的敏感性,美国犹太人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在战后初期似乎有意识地回避犹太幸存者的问题。



在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色列社会是以挑剔的态度来对待幸存者的。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只有那些参加过犹太区起义或者反德游击队的抵抗者才是真正的“正义之士”,才是“为生存而战”的典范,除此之外的幸存者都被视为软弱与无能之辈。这一崇尚英雄的价值观与同一时期以色列社会的发展潮流密切相关。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以色列人的理想人格是坚忍不拔与奋力求生精神,即像“沙漠中的仙人掌”那样去生存,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是强调集体观念、开拓意识与奋斗精神,而把任何群体的特殊利益与感情抱怨都视为不合时宜。这种来自全社会的偏激与忽略加剧了幸存者的痛苦,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周围的同胞们虽然泪流满面地欢迎他们、同情他们,但从内心来说并不喜欢他们。威塞尔曾一针见血地呼吁道:


人们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他们,以他们的名义来表达愤慨,来影响投票,来发动新闻攻势,来组织会议。人们撇开他们发表有关幸存者问题的讲话。……逃避者、流浪者,人们就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什么都不合格,什么都不合适。他们是制造麻烦的人,败兴的人,带来灾祸的人,只能小心对待。给他们同情是完全正确的,但应敬而远之。


上述种种因素使大屠杀幸存者在战后的二十多年间很少品尝到经济腾飞与国家富强的欢欣,而是处在一种难言的孤苦之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幸存者已逐渐适应于当地社会,他们的子女对父辈们的受难已有了越来越理性的认识,再加上幸存者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一切因素促使一些幸存者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他们认为自己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起两项责任:一是记住并保存大屠杀这个可怕的历史记忆,并要“把个人的经历转化为历史的意识与民族的记忆”;二是为纳粹罪行提供新的证据,证明纳粹大屠杀事实的确实存在。在幸存者的内心深处,希望终于战胜了恐惧,他们由被动的“沉默者”变成了活跃的见证人。当他们咬紧牙关,把多年尘封的伤疤一一揭开之后,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释然感与解脱感,他们发现自己一直所苦苦追求的“正常人的生活”并非远离他们而去,而是正朝他们靠近。



然而,当大屠杀成为一种公众话语之后,被粉饰甚至被滥用的现象一直存在,对幸存者的苛求与误解也从未消失。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幸存者曾这样描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许许多多的人都对大屠杀感起兴趣来……我看到了一种意识的觉醒,但是也同样摆脱不了对现实的困惑。美国的犹太教师们邀请我去他们的教室演讲,但他们不想让我把大屠杀描述成一种悲惨的经历,他们想让我把幸存者变成英雄,并为他们创造出英雄的经历。他们用的是这样一本教材《大屠杀——勇气与抵抗的历史》,但是大屠杀绝对不是勇气与抵抗的历史,它是用火焰来毁灭无辜者的历史。凭空捏造是不应该的做法。我们不是英雄,我们活了下来是因为一些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偶然机遇。有人对我说:“萨莉,给孩子们讲一些幸存者的欢乐吧!”我明白了他们一点都不理解我们,如果你处在一个独木舟上,生命会在几秒钟内丧失,你活了下来,你还能谈得出幸存的欢乐吗?我们经历了火焰与灰烬,我们的整个家庭被毁灭了,我们自己留下了,我们如何谈论生存的欢乐?


如果说幸存者及其后代为自己和亲人的遭遇充当着“纪念的蜡烛”的话,位于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则是整个犹太民族“纪念的蜡烛”。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官方名称为“亚德•瓦谢姆纪念馆”(YadVashem),源自于《圣经•以赛亚书》中的“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有纪念、有名号”的希伯来文为YadVashem,此词被用来命名大屠杀纪念馆。


大屠杀纪念馆于1953年建立,共存放了约6000万份文件,26.3万张图片和其它书面、音频和视频证据。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名字大厅,30英尺高的圆锥形构造开口朝天,置放了部分在大屠杀中遇难犹太人的姓名与个人纪录,可以给每一个参观者以非常震撼的、立体的感受。(插图35大屠杀纪念馆内的人名纪念堂)为了让人们牢记历史,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大屠杀纪念馆十分注重大屠杀教育的研究、推广工作,每年都会在世界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104个国家提交的草案,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之日——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从而使纪念大屠杀的活动升格为一种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张倩红, 张少华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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