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之辩:谁能让我们老有所依?

2016-09-30作者:陆铭编辑:搜狐读书

在一篇反思1995 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案件的文章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顺便揶揄了一把东京的生活:“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

  

但是,村上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仍然在向东京迁移,而且这一人口向东京集聚的趋势出现在全日本总人口下降的背景下。村上更不可能揭示这样的秘密—房价只不过反映了人们对于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市中心的区位越来越重要,不会有人愿意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住在那里。

  

类似的文字可能无心,但很容易获得共鸣,加剧人们对大城市的厌恶。在众多对于城市化的认识误区中,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城市已经太拥挤了,人口密度太高了,不宜居了。

  

那么,是否真的如此呢?外来人口是负担吗,究竟谁在为大城市居民养老埋单?让我们跟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老师的文字一起去看看,内容选自《大国大城》(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中国人口过于集中?其实远低于国际水平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过去30 年来大量的资源向东部(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所以,中国的集聚度太高了。其实,这种看法的前后半句话之间毫无理论和事实的基础。

  

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正面来说,集聚和城市的扩大带来“集聚效应”,城市的规模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利。但同时,城市发展也会带来城市自身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拥挤、污染、犯罪,这被称为“拥挤效应”,俗称“城市病”。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规模是“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权衡的结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最佳的集聚度和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人们总是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集聚度的提高是政策所致,其实,中国的政策只是适应了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需要,只要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没有当年那些政策,经济集聚度一样会提高。


 

那么,中国今天的集聚度太高了,大城市太大了吗?人们往往凭直观感受说“是”,但是,数据给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与同事的研究中,我们发现,19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的确在明显扩大,但是,由于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又受到全国规划的制约,中国城市之间人口和建成区面积的差距却没有明显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间人口规模的差距,最近20 年来只有微小的上升,而如果以2000 年的数据作国际比较,中国的城市间人口规模差距是远低于国际水平的,与中国同样属于城市间规模差距较小的国家只是那些中亚的前计划经济国家。

  

国际上也有研究证实,由于受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政策限制,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是低于其最优水平的。换句话说,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恰恰是因为对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误区,中国的政策也相应地走入了误区。


  

抢资源?外来劳力缴纳社会保障是本地居民养老金重要来源


 

中国公共服务的筹资体制是基于地方财政的,所以地方政府总觉得,教育啊,交通啊,都是我本地财政提供的,如果你不是我本地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公共服务平等地提供给你呢?当我把这个逻辑说给我的欧洲同事听的时候,他们觉得这很荒谬!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难道这些移民在大城市没有创造价值,没有给政府的税收作贡献么?

  

不能简单地说外来人口没有在本地交税,其实,只要收入超过免税额,外来人口是一样要在常住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在的企业要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是外来劳动力共同参与创造的。外来劳动力只要签了劳动合同,就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而这笔钱是本地居民养老资金的重要来源。很难精确地估算外来劳动力到底在常住地贡献了多少税收,但可以肯定,劳动者有贡献才会有收入。如果以2005 年人口普查数据里的工资信息来看,外来人口的工资总额占全部工资总额的比重在北京达到28%,而在上海,这一比例是33%。如果计算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发展所作的贡献,这个数据是个参照,是他们在常住地享受公共服务的基础。

  

在当前中国,谈到外来移民问题时,很多人都混淆了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区别。在一国内部,自由迁徙和居住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只是权利的问题,如果在一国内部,移民不自由,就会出现国家内部的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而不管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还是通过帮欠发达地区还债的方式,发达地区都需要负起相应的责任。读者可能会问,发达地区为什么要负起这个责任?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这是统一国家的必需,而且,发达地区恰恰是因为处于一个统一国家和统一货币区的内部,享受了统一市场的好处,获得了来自欠发达地区不断流入的劳动力资源,并且恰恰因为自身是这个国家统一货币区的一部分而成了金融中心。只想要统一的好处,不想承担统一的义务,这是任何国家的政治都不会允许的。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苏格兰要投票决定是不是要从英国独立出去,伦敦说了,如果苏格兰真投出了独立的结果,那么,对不起,他们就不能再使用英镑了。如果这样,苏格兰将独立成为一个缺乏强大货币的小国,这个损失幸亏被他们的选民们意识到了。


  

所交养老金已支给当下老人:我们的养老实靠后来人


 

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回家。司机知道了我是大学教授后,就问我对外来人口的看法,是不是外来人口太多了?我知道他问我这个问题时其实心里是有答案的,他一定是认为外来人口太多了。我反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外来人口多并不是件坏事?他面露疑惑的神情,于是我追问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谁为你养老?

  

以上海为例,截至2011年底,全市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47.76万,占总人口的24.5%。到2015年末,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430万,比例突破户籍人口总数的30%。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的老龄化不只是计划生育的结果,事实上,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人们不愿多生孩子的重要原因。收入水平高伴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这是世界普遍趋势。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健康水平也不断提高,到2014年末,上海的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2.29岁。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一部分高收入的上海市民甚至还在向外移民,未来谁为上海人养老?出租车司机反问我,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个人账户里交养老金了吗?我向他解释,是的,你是有个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但你的养老金账户实际上只是一个记账的账户,里面的数字作为个人在退休后享受养老金水平的计算依据,而实际上,账户里的钱已经被用来支付给当下的老年人了。当今天工作的一代退休后,他们的养老将要靠那时候工作的一代。

  

几年前,在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之下,上海的养老金常常入不敷出,每年需要财政大量补贴。上海市社保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的养老金余额是负103.54亿元,但在2011年就变成了211.61亿元。在老龄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为何社保资金年度余额会由负变正?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可知,从2010年到2011年,上海市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增加,参保人数由542.87万人猛增为926.93万人,增长率几乎达到70%。这与上海市政府自2011年7月起实施的社保新政有关。根据2011年6月下发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原本强制缴纳的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变成强制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于是,那些本来缴纳综合保险的都变成了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纳增加人数为384万人,这与2010年缴纳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的404万人的数量大致吻合。


老有所依:城里能干活赚钱的年轻人必须足够多


 

扭转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局面当然有很多办法,比如推迟退休年龄、降低养老金的支付水平等,但是,这些办法均是全国性的政策。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更为重要的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要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化。通俗地说,就是要让未来的工作一代挣钱的能力更强,让每一个人平均能够负担的老人更多,同时,要让能够挣钱的人更多。所以,答案就出来了,在大城市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城市的扩容来引入更为年轻的人口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才不至于让未来的老年人老无所养。如果真的按一些僵化的想法,保持未来上海常住人口不增长的话,那么,上海很快就会遇到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


外来人口调和北上广年龄结构:这不挺好?

  

其实,由于当下的养老体系还没有做到全国统筹,虽然上海的户籍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但如果将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计算在内,上海、北京这样一些人口流入地反而是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好的,在上海,劳动年龄人口中已经有一半是外来人口了。而在人口流出地,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反而比较严重。退休年龄太低、导致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已经在通过全国范围内推迟退休年龄来缓解了。而对于相对问题更为严重的人口流出地来说,要进一步缓解养老危机,那就只能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养老体系的一体化,在全国水平上寻求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我把上面这些道理说给司机听,他说:“老师啊,你解开了我藏在心里5年的疑惑,过去我太狭隘了,只想到外地人来了抢我们的工作。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要想20年以后的事,要想以后上海怎么发展,以及谁来为我们养老的问题。”

  

你看,很多事情,大家之所以反对,还是因为道理没有讲清楚。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是可以讲得清楚的。



内容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陆铭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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