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拒诺贝尔奖:拿这钱,梁启超不配,我也不配

2016-10-13作者:刘硕良编辑:搜狐读书

1896年,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在意大利的桑里莫逝世,按其遗嘱,从他的遗产中提取920万美元成立基金,将收益授予在和平、物理、化学、医学(或生物学)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这些奖项中,有一项就是让中国人祈盼了百年之久的诺贝尔文学奖。自从莫言获奖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种种史料证实,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中国作家。相反,从民国开始,诺贝尔文学奖就对中国作家投入了关注。鲁迅、胡适、梁实秋、老舍都与诺奖发生过关联。


  

目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由瑞典、法国、西班牙三国成员构成的文学组织选出。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程序及原则做了解释。有四种人具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资格:第一种人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第二种人是世界各地所有高校的语言学、文学教授,第三种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第四种是各个国家作家学会的主席。诺贝尔奖提名有50年的保密期,除了最终公布的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相关人信息在50年保密期期间都不对外公开。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大致为:首先,从每年无数的提名中去掉重复的、挑选出200个不同的候选人,到2月1日结束提名工作;然后,由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被提名者的的资料向瑞典学院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将200人的大名单缩减为l5人的名单;到5月份,挑选出最后5个候选人。最后的诺贝尔奖得主将以投票决定。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l2位的委员(瑞典学院有l8位院士)才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即l2人中超过8票投赞成票,获奖人才能最终确定。


按照埃斯普马克教授的解释,当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主要根据这样几个原则:(1)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和艺术创新者;(2)授给不太知名、但确有成绩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使他们的成就为世人所知;(3)授给享有盛誉、同时也成绩突出的优秀作家。有时评奖委员会也不得不兼顾国别和地区的分布。但无论如何,评奖工作是独立进行的。

  

1901年至今的110多年间,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在某些时期还出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热。中国人对诺贝尔奖(尤其是文学奖)的关注越来越多。新世纪以来,每年十月,许多媒体都会提供专门版面介绍本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精神价值、艺术品质、翻译水平以及文学教育的各种思考。对于一个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等大文学家,有着璀璨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来说,110年的空白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对于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然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奖项,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还有多远?带着这个问题,本文将梳理民国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综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民国时期



(一)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民国作家

  

种种史料证实,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中国作家。相反,在很早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就对中国作家投入了关注。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曾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这位主席提到“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鲁迅谢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可以从他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得到确证。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台静农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些关于鲁迅的听闻,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鲁迅在回信中写道: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

  

赫定询问胡适是否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也同样被胡适一口拒绝了。

  

另一个曾经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密切关注的中国作家是林语堂。林语堂因为《京华烟云》曾经获得过4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分别是1944年、1972年、1973年、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获奖。

  

还有一些中国作家曾经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关注,但最终与之失之交臂。例如沈从文。马悦然评委曾在一次访谈中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沈从文1988年还在世,那么那年10月的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他的。”

  

也有学者认为老舍(1968年)、王蒙(2000年)、巴金(2001年)、李敖、北岛等曾经获得过诺奖提名,但对此问题存在争议。



  

(二)赛珍珠的中国书写

  

曾经有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力荐林语堂为候选人,她激赏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她就是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Pearl Sydenstrieker Buck,1892-1973)。

  

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幼年随父母一起来到中国,在中国的数十年生活使她和这块仁厚的土地缔结了深刻的情感联系。从20世纪20年代起她开始以中国生活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赛珍珠”。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出版后影响很大,引起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广泛关注。“你到美国,处处必有人问你对此书的意见。”

  

不过,这部后来终以其“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并不被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看好。鲁迅、胡适分别就此发表过意见。鲁迅认为:“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为祖国,然而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评‘寄庐’也不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胡适认为,“此书实不甚佳。她写中国农家生活,甚多不可靠之处。”

  

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说,“假如我此时不为中国人民说几句话--尽管我完全以非官方的身份--的话,我也就不成为真正的我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已把中国人民的生活完全当作了我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将永远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字里行间满含着对中国的热爱。她与当时的中国文人,如徐志摩、梁实秋等有密切的交流往来。越过历史的认识屏障,今天来看,赛珍珠不仅是第一个书写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也是第一个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为中国发出声音的作家,而且获奖作品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



  

(三)曾经访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除了赛珍珠之外,还有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曾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20世纪30年代,中国曾一度吸引了众多世界科学界、文化界名人前来访问,如罗素、爱因斯坦、玻尔、泰戈尔、马可尼、萧伯纳、卓别林、郎之万等等。其中萧伯纳、罗素、泰戈尔都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中萧伯纳于1925年获奖、泰戈尔于1914年获奖;罗素于1950年获奖,但因同样参与了此次来华热潮,因而在此处提到他。

  

罗素来华期间曾经颇为欣赏上海半淞园极具古典韵致又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在园中徜徉了两个半小时之久。

  

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乘船周游世界,2月17日来到中国的上海。其硬直耿介的风范与鲁迅可谓意气相投。鲁迅有感于萧伯纳来华后中国媒体的种种龃龉失措,撰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颂》,《谁的矛盾》等文章。

  

泰戈尔应孙中山之邀于1924年访华,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夹道欢迎,观者如堵。回国后他发表了《在中国的谈话》。泰戈尔的作品早在1915年时就已介绍到中国,对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徐志摩等人的早期创作有很大影响。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冰心在她的诗集《繁星》的序言中写到: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 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小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

  

正是对泰戈尔的阅读接受帮助冰心开启了小诗的形式。此外,《繁星·春水》中对童年、母爱等主题的歌颂也可以溯源到泰戈尔的诗歌中。

  

1941年3月,中国抗日战争面临最严峻的时刻,海明威以纽约《午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访问,陪同他来访的是他新婚不久的夫人玛莎·盖尔虹。海明威中国之行的线路是香港、广东、桂林、重庆、成都、云南。在中国期间,海明威不仅会见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人,而且秘密会见了周恩来。之后,海明威发表了6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海明威到中国之前,他的作品已经在中国有《战地春梦》《战地钟声》等译本,他文学中的“硬汉风格”以及参加西班牙保卫战的经历在中国也广为人知。因此,海明威到访中国,对中国的抗战,具有鼓舞民气、鼓舞士气的作用。



  

(四)关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一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虽然未来到中国,但他们的作品亦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这与民国时期大量西方现代文学被译介到中国相关,也与一批中国文学精英在欧洲留学相关。因为这些缘故,一些西方文学大师开始对中国现代文人的文学创作、批评甚至日常生活等产生深远影响。

  

比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对现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学者梁宗岱以及著名翻译家傅雷都有深刻的影响。

  

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在《欧罗巴》杂志上发表过两首法文诗和一首王维的译诗,深得罗曼·罗兰的赞赏。1929年,梁宗岱拜访罗曼·罗兰,与之做了长谈。1930年,在德国留学的梁宗岱出版了法文译本《陶潜诗选》,再次得到罗曼·罗兰的推崇。陶潜诗歌给予罗曼·罗兰非常独特的感受,他说:“我发现中国的心灵与法国两派心灵中之一(那拉丁法国)许多酷肖之点。这简直使我不能不相信某种人类学上的元素的神秘的血统关系。--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显出这样的姻戚关系。”

  

梁宗岱曾经回忆罗曼·罗兰对他的影响,他说:“我在欧洲的时候,侥幸得到和当代许多文艺界和学术界名流接触。这些接触,不用说,对于我人格的修养都有很大的辅助。但是影响我最深彻、最完全,使我亲炙他们后判若两人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极的作家:一个是保罗梵乐希,一个是罗曼·罗兰。”

  

傅雷与罗曼·罗兰结缘是因为罗兰所撰写的小书《贝多芬》,傅雷“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自1931年起,傅雷为了偿还对贝多芬和对这本书的作者罗曼·罗兰所负的“精神债务”,先后翻译了罗曼·罗兰的代表作 《三名人传》,还翻译了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傅雷的翻译生涯中,罗曼·罗兰起着精神导师的作用。正如傅雷在中译本《贝多芬传》的序言中所写到的:“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1942年译者序)显然,这一精神力量是来自罗曼·罗兰精神魅力、人格魅力对译者的触动和影响。傅雷与罗曼·罗兰还有过多次通信往来,传为中西文化界交往的一段佳话。



内容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刘硕良
出版漓江出版社
定价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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