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也爱金钱 | 毕加索:真正的钱币制造者

2016-10-25作者:[法]朱迪特·本哈姆·于埃 著;赵芳宇,杨晅 译编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0.25~1973.4.8)出生在西班牙马拉加(Malaga),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他和他的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毕加索也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 37000件,包括:油画1885幅,素描7089幅,版画20000幅,平版画6121幅。自19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位艺术先驱的态度,同时也将艺术家定位成现代文化中的企业家。金钱也是对其个人成功与否的一个衡量工具。艺术家间接制造着金钱。从这点来说,毕加索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金钱制造者。


毕加索:真正的钱币制造者


在达到一定知名度的时候,艺术家们就开始幻想如何来赚钱。因为成功在画家的大脑、双手、画笔和他即将拥有的金钱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它通常与工作的时间和作品本身的质量都没有联系。“名人签名”的效应可以完全将自己出售出去。库尔贝写道:“我用花朵来赚钱”,我们可以想象他说这句话时脸上堆满了笑容。当他用画笔勾勒花朵的时候,他唯一的欲望就是赚钱。他是在画一张支票。有一次,他请一位巴黎牙医丹尼尔·藏可为自己治疗,这位医生是众多画家和诗人的好朋友。治疗结束时他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款,“询问价钱之后,我完全是手工来填写支票。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写这些小字母以达到印制出来的效果,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张小支票了。”支票是用英文写的,共115美元,由名为“牙齿信贷公司”的账户所支付。迈克尔·莱利思后来评论道:“这是张伪造的支票,但因为写数字的这双手,它也值了这个价钱。”

 

四十三年后,安迪·沃霍尔无意识地效仿了库尔贝的这个举动。他创作了真正纸币的版画。1962年,他又创作了单纯复制实际大小美元的丝网画。流行教父的作品集中包含了四十三幅画作,从只有一面有图案的纸币到一美元纸币,再到两美元纸币,不断地衍生出复制品。这个历史性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安迪的一位古董商朋友——穆里尔·拉图。“沃霍尔一直在寻找画作的主题,穆里尔以50美元的价格向他提供了一个点子。他问:‘一切事物中,你最喜欢什么?’安迪答道:‘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呢?’穆里尔说:‘金钱。对你来说最具价值的并且你最爱的东西就是金钱。你应该为金钱作画。’安迪接着回答道:‘哦!这个点子太棒了!’”

 

然而在20世纪,与“钱币”作品相关的故事中最多的当属巴勃罗·毕加索。毕加索无时无刻不在画画,他在餐厅的纸质方巾上潦草地作画并用来支付餐费,这个点子已经变成了一件常事。他将画家真实的绘画痕迹留在了餐馆。与他十分亲近的人,比如他的伴侣朵拉·玛尔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乔治·休纳特,都在试图收集这些远比实际价值珍贵的“潦草画作”。

 

皮埃尔·戴在《毕加索传》中提到,作品的价值转化为金钱的过程给毕加索带来不少烦恼:“他深受一种随着他的知名度提升而情况不断恶化的影响,尤其是在电视大范围地传播他的形象之后:人们逐渐认识他,他潦草的图画便开始变得没那么有价值。”他的孙子奥利维尔·德梅尔·毕加索出版了一本关于毕加索家族的书,其中他研究了有关于金钱的故事和论战,还包括画家以及他周围的人。在关于毕加索作品价值的章节中,他强调:“是像故事所说的那样,他通过在餐桌一角作画的方式来付款吗?如同对别人一样,对他来说这幅画远比银行的钞票值钱。最终所有人都会发现他的账户……故事很可能是真实的,比金钱更有价值的感觉可以带给他强烈的乐趣。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与金钱作斗争。有传言说道,当他用支票付款时,支票往往都不会被兑现,因为他在支票上的签名已经超过了支票金额的价值。



但这是一个未被证实的传闻。”另外,毕加索的孙子还讲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类似库尔贝画给牙医支票的事件。1961年,在毕加索80岁生日之际,人们在瓦洛里为他组织了一场斗牛比赛,这引起了动物保护公司的不满。毕加索坚持要控告动物保护公司,诉讼程序价值5000法郎。负责诉讼的戛纳律师阿尔芒·安特比拒绝收取酬劳。根据奥利维尔·德梅尔所说,为了表示感谢,巴勃罗·毕加索寄给他一张5000法郎的支票,“是他仿真的画作,有收款方的名字、日期和签名。这幅被装裱起来的‘支票’现在仍然收藏在律师在日尔市家中的书房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定居巴黎的德国商人海因茨·贝尔古恩从事毕加索绘画、雕刻、石版画的生意。他讲述了自己的回忆,并以相对不那么戏剧的眼光看待画家作品的恋物情节。

 

“有一天,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与几个朋友坐在位于戛纳十字大道上的菲利克斯咖啡馆,这是毕加索最钟爱的咖啡馆之一。那段时间,法国再一次遇到了严重的货币问题,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货币贬值悄然来袭。政府恰好开始流通一张新的500法郎面值的钞票。‘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毕加索对我说,‘你有吗?’他仔细观察了银行的这张新钞票,笑着评价道:‘太有趣了。这就是新钞票啊。我应该被提名财政部长,我可能可以把这个经济混乱的国家从现状中解救出来。’”



“我们吃惊地看着他。‘这很容易啊,’毕加索说,‘我是迈德斯神。只要两秒钟,我就可以使这张500法郎的钞票价值翻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小铅笔,一瞬间就在钞票圆形的空白处画了一个小型的斗兽场。在场的其中一人当即拿出1000法郎要从我这里把这张500 法郎的钞票买走。其他人都斥责我过于有经济头脑。但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金钱,人们又都会怎么做呢?我因此支付了大家的餐费。”

 

海因茨·贝尔古恩在毕加索晚年时期才与其结识,那个时候画家的声望已经建立,并且被社会和市场所认可。在此期间,毕加索生活在富裕的物质环境中,此时他开始分发自己的钱财。孩子母亲们的生活费,为有需要的朋友们捐赠……贝尔古恩证实说:“实际上毕加索已经没有什么需求,这一点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尤为明显,那个时候他住在气候温和的法国地中海地区。我从来没有见他穿过西服,他似乎真的没有一条像样的领带。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穿着短裤,赤裸着黝黑的上半身,光脚穿着凉鞋。”玛丽-德雷莎·华特的女儿玛雅,十分恰当地总结了艺术家生命后期的生活状态:“囊中富有但生活清贫。”

 

曾经的毕加索衣衫褴褛、穷困潦倒。一个20世纪初从巴黎开启自己职业生涯的外国人,不会讲法语,被画商们玩得团团转。那个长期处于幽灵状态的小毕加索,被艺术家精神萦绕,最终成为现代艺术史上的明星。

 

弗朗索瓦斯·吉洛特是毕加索的伴侣之一。她为毕加索生了两个孩子。他们1943年相识,1955年不再见面。这位女画家在1964年发表了作品《与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其中她揭示了这位绘画大师成名的心路历程。出版物中提及了众多争议,包括对毕加索本人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艺术大家害怕失去的一面。书中描写了一些毕加索焦躁而严肃的场景:“他回到家问道:‘钱在哪里?’我回答:‘在大箱子里。’为了使金钱永远伴随着他,以备必要之时可以买到一包香烟,他会随身携带一个旧的红色爱马仕旅行箱,里面装有五六百万的钞票。但如果是某个孩子这么问我,我会回答‘在花园里’,他会不耐烦地摇摇头说:‘哦不,我是想说箱子里的钱。我想数一下。’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箱子是用扣锁锁上的,只有他自己拥有唯一的一把钥匙。‘你们去数吧,’他说,‘我来帮你们。’他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十沓为一组,摆成一摞一摞的。他数了一沓,结果有十一张钞票。他递给我,我一数是十张。然后他又数了一沓,结果只有九张。这个时候他开始变得多疑,我们便开始一沓一沓地查看。他曾经一度非常欣赏在电影《凡尔杜先生》中卓别林使用的方法,希望用和他一样的速度来数钱。他数错的次数越来越多,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数。有时候,这个过程要持续一个小时。我们永远数不出同样的总数。终于,巴勃罗厌烦地说可以了,数得差不多了。”

 

在皮埃尔·戴完整的《毕加索传》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于“金钱”的内容。作者仅仅是在之后的一个段落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在以M为首字母的部分中讲述了帮助巴勃罗赚钱的人,也就是画商。他的辉煌与其中的一部分人有关。皮埃尔·戴以一个精神创伤的故事开始叙述,他讲述了艺术家对于中间商人的不信任:“年轻的毕加索与第一位画商有一段苦痛的经历。”那位画商叫作曼尼亚克(Manyac),加泰罗尼亚的工业家,是刚刚从巴塞罗那来到这里的青年巴勃罗·毕加索的中间商人。是曼尼亚克把他介绍给了安博洛伊斯·沃拉德和商人贝特·威尔。“显然曼尼亚克和沃拉德在关于这个小画家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皮埃尔·戴评论道。直到1904年,毕加索还奔波在西班牙和巴黎之间,生活极其窘困。在20 世纪最初的十年中,他四进四出蒙马特。头三次居住的时间都不长,而1904年当他第四次来到蒙马特后,在“洗衣船”一住就是六年。这期间,“皮鞋老爸”成了他的“救世主”。毕加索的第一位传记作家罗兰·彭罗斯讲述道:“在当时,‘皮鞋老爸’对于毕加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并不是因为画家通过‘皮鞋老爸’购买画作而赚到了钱,而是因为‘皮鞋老爸’将他从饿死的边缘拉了回来。多亏了他,毕加索才能够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但是他是以什么价钱购买画作呢?20法郎购买毕加索的十幅画作,这曾是发生在隔壁咖啡馆的玻璃窗前的交易。”

 

1905年,十分有名的美国收藏家利奥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出资800法郎买下毕加索的画作。他一下子从贫困的状态中获救了。从此之后,毕加索慢慢地走向辉煌。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他开始创作一系列人物肖像的画作,这些画作对于他的成功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注意到在1905年,就在创作立体派画作之前,他开始为格特鲁德·斯泰因创作肖像画,她是对毕加索影响最大的女人,从海明威到毕加索,她对这些男人及他们的作品给予了决定性的目光。毕加索让她摆了九十多次的姿势,最终将画作赠予她,现在这幅画收藏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幅以棕色为基调的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全身画像,她丝毫没有刻意表现出优雅的姿态。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投机行为吗?画家的其他表现更倾向于说明他这么做是为了一种极度的自由。1906 年末,毕加索在行业内已经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他的作品在画商安博洛伊斯·沃拉德那里十分畅销。然而,画家再次对物质欲望中精神上的安逸产生了怀疑,因此创作了立体主义诞生的代表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这幅画引起了人们强烈的疑惑,甚至遭受到来自于对他作画动机产生怀疑的人们的辱骂。就在这时,在毕加索艺术生涯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人物出现了,曾经是银行家的德国年轻人丹尼尔·亨利·卡思维勒。



在蒙马特的圈子中,毕加索再次处于孤立的状态。画家德兰向卡思维勒吐露心声:“有一天,我们将发现毕加索迷失在他的巨大的画布之后。”那张巨大的画布就是《阿维尼翁的少女》,它与《格尔尼卡》一同成为画家最负盛名的巨幅画作。

 

至于卡思维勒,他马上从毕加索那里买来了几幅画作,并且十分迅速地将它们出售。

 

人们津津乐道于卡思维勒和毕加索之间的友情,但在这位从事画作生意的商人眼中,毕加索和画商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毕加索的另一位画商保尔·罗森博格说道,毕加索将艺术家与画商之间的关系看作“阶级之间的斗争”“画商就是敌人”。

 

然而,1910年,卡思维勒经常出入毕加索的画室。他过去不仅仅是为了探望“朋友”和他的作品,还是为了给画家创作的肖像画做模特。继之前为安博洛伊斯·沃拉德、克劳维斯·萨高特和威廉·伍德1作画后,“毕加索决定‘攻击’他的这位画商2”。迈克尔·菲茨杰拉德在一本书中研究“商人毕加索”的形成时,清晰地指出:“恰恰在伍德于1910年5月在牧场圣母画廊为他举办画展的几个月前,毕加索为其创作了个人肖像,我想这并不是个巧合。”他更进一步说明:“继安博洛伊斯·沃拉德、克劳维斯·萨高特和威廉·伍德之后的卡思维勒肖像,揭示了毕加索可以通过画商为画作摆姿势的期间来询问、奉承并且选择一位可以担保其安全的画商,就像马蒂斯在与伯恩海姆签订合同之后得到的那样。”

 

从1911年开始,毕加索便不再有关于金钱方面的任何困惑。他开始明白,他的画作可以为他带来金钱。他继续探索立体主义画作,并同时发展现实主义作品。但是,战争爆发后,原本被认为是他“经济利益保护者”的德国人卡思维勒无法在法国立足。他被迫离开法国。他的财产,尤其是他的收藏品被征用和拍卖。巴黎画商莱昂斯·罗斯伯格接替他成为毕加索的画商,一直到1918年,他的亲兄弟保尔·罗斯伯格承担起打造一个伟大的“商人毕加索”的职责。1917年,毕加索与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科克洛娃结婚。

 

与这个女人的恋爱时期也成为毕加索社会性转变的时期,与奥尔加·科克洛娃的婚姻对这位伟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奥尔加拥有一种世俗的名利观,毕加索十分信任她。从此,不羁的生活结束了,诗意的生活终止了。毕加索力求拥有像中产阶级一样的装扮。在当时的一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画室里,一位身穿白衬衫、打着领带的男人,身着剪裁精细的西服,头戴一顶优雅的帽子。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另一只手有力地插在腰间。画家展示出了一种当时繁盛时期胜利者的全新“生活方式”。这位新贵的豪华生活从一套位置尚好的公寓开始。这对夫妇住在高端的居住区——圣·菲利普·儒勒,波尔蒂大街。他的画商保尔·罗森伯格在同一条街区开了一间画廊。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也不过就是几步之遥。像之前一样,最初的生意往来通过一幅肖像画联结。1918年1月的一个安静的下午,巴勃罗为保尔创作面部画像。1918年底,他又为保尔的妻子和孩子作画。这幅画曾经长期保存在画商家中,由保尔·罗森伯格的孙女安娜·辛克莱保管,在2008年指定出售给了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

 

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毕加索开始流连于巴黎奢华的生活。智利的百万富翁尼娅·埃拉苏里斯邀请毕加索来到自己靠近比亚里茨的别墅“含羞草”,并给予他经济上的支持。他们夫妇二人享受着贵族式的生活,毕加索曾经三次受聘为这栋别墅的管家。尼娅·埃拉苏里斯还给了他一个肖像册子,里面包括了经常出入别墅的贵族们。毕加索给古克多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在给阿波利奈尔的信中写道:“我看到了美好的世界”。诗人马克思·贾科博用一个十分简单的词语描述了毕加索的这段生活——“公爵时期”。

 

罗斯伯格享有优先权,因为他可以第一时间在毕加索画室中看到作品并且得到它们。

 

这两个人都深知传媒策略的重要性。迈克尔·菲茨杰拉德阐述说:为了强化已经对他们十分有利的评论,毕加索会送出礼物,特别是1919年在罗斯伯格家里举办的首次画展上。他在芝加哥举办了一场关于所有新古典主义画作的画展,它们并不会扰乱传统的思想。更好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稳固的国际交易网络。还有什么比博物馆更加稳固?他们的目标是将商业的画廊与公共的机构联结起来。毕加索与画商保尔·罗斯伯格实行的这套方案并非一个偶然,这套系统在如今的当代艺术中仍然被广为应用。



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这两位主角之间的一段有关经济的对话。1925年7月7日罗斯伯格给毕加索的信中写道:“画作变得就像是股票一样。全球对于法国画作的需求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毕加索在资产阶级的背景下过着全新的生活。佣人、奢华的家具……夫妇二人经常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毕加索身着无尾礼服。自从住在被他自己称为“美丽的街区”之后,画家几乎没有再见过曾经蒙马特的朋友们。这种境况持续了十年。只有唯一的一次,画家顺从了这个世俗的竞技场。

 

1932年9月11日毕加索在苏黎世美术馆的画展拉开帷幕,鉴于多种原因,画展进行了革新。首先是因为这是毕加索首次在艺术馆中举办画展。再者是因为,这次画展是美术馆的管理者和画商之间合作的成果。对于这些瑞士人来说,画展的目的是向公众展示一位创新的当代艺术家。对于画商,也同样是对于艺术家来说,画展的目的就是推广和销售。毕加索亲力亲为。他毫不犹豫地长途跋涉,只是为了参与画作的布置过程。2010年10月,同样是在苏黎世美术馆,进行了一场关于那次历史性的画展的纪念活动。委员之一的托比亚·贝作拉这样介绍道:“这次画展为全世界的艺术馆提供了展览策略,我们的目的是回顾这位过世艺术家的作品,此次活动是由与毕加索紧密联系的博物馆、他的画商和作品的收藏者策划并组织的。”共有224幅作品展出,其中56幅直接来自于毕加索本人。

 

画家在世时希望可以将1932年之后的作品拿出来展览。也正是这些作品在如今的艺术品市场上最受欢迎。这次作品全部都是关于他的情人玛丽·泰蕾兹·沃尔特的性感的画面,玛丽·泰蕾兹摆弄着在男性看来柔弱的姿态。2010 年5月4日,苏黎世画册上的217 号作品《裸体、绿叶和半身像》以一亿六百五十万美元的高价拍出。这对于拍卖场上的艺术品来说是一项绝对的纪录。

 

让我们回到1932 年。毕加索被咨询交易付款的事宜。12月5日,艺术家通过一封内容直率的电报签订了一笔立体派画作的“单子”——像现在的商人们所说的那样:“请将巴黎的支票借给我。到此为止。”

 

1940年,身在法国的犹太商人保尔·罗斯伯格处于危险境地,他离开法国后定居在了纽约。至于卡思维勒,也再次不被法国的领土所欢迎,整个战乱期间藏身他处。而毕加索仍然继续大量的创作。从1947 年起,卡思维勒重新成为毕加索的画商。

 

战争一场接着一场,女人也同样一个接着一个。

 

奥尔加的影响力很久之前便不再奏效。自此以后,艺术家既不再讲究穿着,也不再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对市场的发展也没有那么关心了。

 

我们可以像迈克尔·菲茨杰拉德所说的那样来总结这位马拉加大师与金钱之间重要的关系:“贯穿毕加索的一生,他始终在发挥自己能够赢得别人支持的卓越才能,这些人可以帮助他扩大声望,赢得世界对其艺术的喝彩,这些画商、评论家、收藏家和展会委员构成了他的第一批欣赏者。虽然毕加索曾在1918 年声称画商是艺术家的敌人,但他也因此签订了一份十分有益的合同,在保证了他独立性的同时也支持了他的理由……我们可以看出,自19 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位艺术先驱的态度,同时也将艺术家定位成现代文化中的企业家。”

 

艺术家爱金钱,金钱也是对其个人成功与否的一个衡量工具。艺术家间接制造着金钱。从这点来说,毕加索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金钱制造者。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法]朱迪特·本哈姆·于埃 著;赵芳宇,杨晅 译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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