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朴槿惠到希拉里,女人执政靠谱吗?

2016-11-04作者:夏晓虹 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晚清女学堂


即使朴槿惠的“干政门”和希拉里的“邮件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朴槿惠面临着自上任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而希拉里也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对川普的竞选优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都是21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代表。当很多男性中心主义立场的人们据此开始质疑女性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保持基本的理性——女性身份并不是左右政治事件的根本因素,一个人靠谱与否和其性别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在很多人抓着女政治家的丑闻不放的时候,比现在更加动荡不安的晚清社会却有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都相当前卫的理念——构建一个“女子世界”。


1欲强中国,必强女子


按照丁初我的界说:“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而此说本来自西方,柳亚子即称引“西哲有言”:“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认定二十世纪女性将成为历史的主角,女子的命运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信念使得《女子世界》的编者自觉立身时代前沿,敏锐地提出“女子世界”的构想。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诸人的言说中,“女子世界”等同于“女权革命世界”。与“女权时代”的初始期相同,丁初我即宣称,“女子世界”“自今日始”。金一的《<女子世界>发刊词》更明言: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


女学堂演对图


探究“女子世界”之所以令丁初我们神往,则不能不追溯于女子天然具备的生育能力。这样的表述未免让人扫兴,但的确是打破后壁之言。当然援用其时流行的说法更具积极意义:“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未来的国民既然要有女子诞育,金一以下的论断才可以说的如此斩钉截铁:

 

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晚清时期各国驻华大使夫人与清朝宫廷贵妇人合影


2做“国民之母”


然而现实社会中,女子却处于已然身为奴隶的男子之下,即丁初我所谓“世界第二重奴隶”,其境遇之悲惨可知。同样依据“国民者,国家之分子;女子者,国民之公母也”的道理,从反面立论,丁氏也可理直气壮地以男子之奴役女性,为中国亡国灭种的根本原因:


长弃其母,胡育其子?吾谓三千年之中国,直亡于女子之一身;非亡于女子之一身,直亡于男子残贼女子而自召其亡之一手。


1881年北京慕贞女校的师生


两种论说一扬一抑,均达到极点,看似矛盾,但在强调女性对于中国国家命运拥有根本的决定权这一点上,并无歧义。中国女子若能生育出文明、强壮的新国民,则中国兴;反之,则中国亡。而金一的激情阐述无疑对晚清女子更具感召力。从救国出发必须拯救女性的事实逻辑,被倒叙为有新女子才有新中国的理想程式,使得两千年来深受男尊女卑观念压抑的弱女子,顿时获得了塑造未来的男性国民以及创造新世界的伟力,怎能不令其大受鼓舞?


不过,从现实所处的“三千年来不齿于人类”的社会最底层,到理论推导出的掌握国家命脉的“国民之母”,其间的天壤之别,并非一蹴而就。为了增强晚清女性的自信心,使其自觉投入“女界革命”,迅速成长为救国之材,《女子世界》的男作者们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不只一般的劝告男子“自今以后,无轻视女子”,劝告女子“自今以后,其无自轻视”,而且努力发掘女子优胜于男子的长处,甚至不惜故作偏激之论,以使女性在男性面前真正可以扬眉吐气。


秋瑾


3“女界革命”


尽管丁初我将女性的受奴役判定为亡国之因,却让人惊讶地提出女性因为被奴役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一些残害:中国的教育纯为“奴隶教育”,放眼这“奴根不拔”的“浊世”,只有那些没有受到教育的女性成为“尽先觉悟”、未受污染的一类。如此一来,丧失教育权的痛史反倒有了益处。


除此之外,他将时代最先进思想的发生与流播寄托在多情女子身上,称一切国家观念、社会思想、民族主义,“胥于是萌芽,胥于是胎育”;他推扬“年幼女子之敏锐于学,远过于男学生,而其感觉之灵捷,爱力之团结,则又非男子之性情涣散、各私其私之可比”;他称男人们因为苦于做官考试而被鄙陋之事充斥,女子则能通过专心治学,完备品格,承担起救国责任来。这类用心良苦的言说,都是将女子的品德置于男子之上,一反男尊女卑的旧说,而合力塑造出女性崇高的新形象。



如此,集诸美德、天赋于一身的女子,自应受到卑污男子的崇敬,而最具缔造新中华的资格。这也是女子世界所以成立的根基。在20世纪初输入的西方近代女权思想的启发下,晚清先进的知识者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及时构建出“女子世界”的理想。基于女性生殖繁衍后代的能力,论者有意夸大了女子对于国家命运的操纵权,因而,这一理论上以女性为主导建立的新中国,被冠以“女子世界”的美名。


为尽快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过渡,判定为天资胜于男子的女性,本身亦必须改造人格,增进知识,才能获得进入女子世界的资格,成为合格的“国民之母”,而这只有通过“女界革命”才能实现,兴女学、争女权正是革命实现的两个基本途径。众多名副其实的“国民之母”一旦构成“女子世界”的主体,则文明、强大的新中国必然诞生。因此,“女子世界”最简单的定义,也可以指女权伸张、女学普及的国家。



据此,由晚清最推崇女性的文人学者所构想的“女子世界”,其根基明显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欧美妇女的要求平等权,是根据天赋人权理论,为自身利益而抗争;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女子世界”理想,昭示着中国妇女的自由独立,却只能从属于救国事业。因此,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进程与国家的独立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理解晚清的妇女论述,才不致出现隔膜和偏差。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夏晓虹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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