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烧心,反酸,你要小心胃灼热!

2016-11-21作者:[美]马丁·布莱泽 著;傅贺 译;严青 校编辑:谢爽

在美国,有超过6000万人至少每月都会经历一次胃灼热(又名烧心,heartburn),有1500万人每天都受到该病的折磨。如果你不幸也是其中之一,看看哪些名流与你同病相怜吧。记得比尔•克林顿沙哑的声音吗?他当时正经受着胃反酸的折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烧心”。当小布什喝咖啡或者吃薄荷糖的时候,他也会有同样的症状。体育界里,被胃灼热折磨的名人包括橄榄球四分卫布雷特•法弗(Brett Favre)和约翰•埃尔韦(John Elway)、棒球巨星吉姆•帕尔默(Jim Palmer)和尼克•马卡克斯(Nick Markakis)。有时候歌手们在台上哽住以至于无法演出,这多半可以追溯到食管出了问题。那么,人体的食管到底长什么模样,它怎么就使得如此多的人为之受苦?



食管是一段约20厘米长的管道,上承咽喉,下接胃部。与胃部类似,食管的整个内壁都是润滑的黏液层,可以帮助食物向下运输。每一次你咀嚼完食物的时候,食管上部的一束肌肉会张开,完成吞咽动作。如果你现在咽一口空气,你就可以感受到它们。


在食管的底部还有另外一群肌肉,它们控制着通往胃部的要塞。当食物在食管里积累的时候,这部分括约肌便打开,食物从而滑进胃里。当食管空着的时候,它们则关闭。这样,食物可以有序地逐步滑到胃里,基本上就像一条单行道。虽然吞咽的动作受意识控制,底部括约肌的开启或关闭却不受人的控制。



当你的食管一切正常,而且你也没有进食的时候,这部分括约肌就保持关闭状态——胃酸或胃部的食物不会反冲到食管里。但是如果它关不紧,你就会体会到食管反流、胃酸上涌至食管带来的灼痛感。


胃反流往往都是偶尔发作一次,而且它本身也不是大毛病。等一阵子它就好了,大不了吃上两片抗酸药。不过,一旦胃反流成了慢性疾病,你就有可能患上胃食管反流疾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缩写为GERD)。这种疾病极为糟糕,它每天都会折磨你。除了胃灼热,患者还会感到恶心、胃反酸、吞咽困难、胸闷。食管不断地受到刺激,最终可能会瘢痕化。胃食管反流疾病现在是发达国家里增长最迅速的疾病之一。以美国为例,10%〜20%的成年人都受其困扰。


也许幽门螺杆菌也参与了食管疾病?引起我如此思考的机缘颇为巧合。还记得在1987年,吉列尔莫和我开发出了检测幽门螺杆菌的血清试剂盒,虽然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的检查结果是阳性。之后几年,我们开始用我的血清从溃疡病患者体内常见的毒性幽门螺杆菌里鉴定毒性蛋白。1993年,我们发现了CagA蛋白,后来发现它也与胃癌相关。



我的父亲患有溃疡病。我的母亲来自东欧,那里胃癌的发病率很高。鉴于我的家族史,我是否可能会患胃癌呢?虽然我携带着幽门螺杆菌,而且我知道它们跟溃疡病及胃癌都有密切的关联,但是我感觉良好。不过,如果我当真相信自己的研究结果,那么我就应该服用抗生素,彻底清除幽门螺杆菌,以观后效。将潜在的祸害消灭于萌芽之中,何必亡羊再补牢呢?


要完成这个实验,我需要同道中人的帮助。我找了同事理查德•皮克(Richard Peek),他刚刚完成了肠胃病学方面的训练,可以做内窥镜检查。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将一根导管沿着我的鼻腔,经过喉咙,穿过食管,探人胃部。在伸人及取出导管的过程中,他可以进行仔细的检查。通过导管,他也可以将一个微小的像剪刀一样的设备送进胃里,取样进行活体组织检查。


另外一个同事,约翰•阿瑟顿(John Atherton),从英国远道而来跟我们一起研究幽门螺杆菌。他将负责处理活体组织样品,并在培养皿中分离出我胃里的幽门螺杆菌菌株。吉列尔莫将检查我血清中的抗体水平。然后,在我服用治疗幽门螺杆菌的抗生素之后,我们将会检查抗体水平是否会随时间而下降。



方案拟定,只待执行。我没有料到的是胃镜切片的过程如此痛苦。在做胃镜那天,瑞克(理查德的昵称)给我服用了安定剂,大大降低了我对痛苦的记忆。这的确管用。只有一件事是例外:每一次他将胃镜插人我的胃部并取样的时候,我都想呕吐——他一共做了17次。为什么做这么多次?我们都是科研人员,既然我主动请缨,干脆多取点样,方便未来的研究。


检查一结束,他们就告诉我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更别提胃溃疡了。我并不意外,但是这仍然是个好消息。约翰将我胃里的3份样品进行培养,等待细菌生长。然后,我服用了10天的抗生素。


我们等啊,等啊,等。


令我意外的是,没有任何幽门螺杆菌长出来,一个细菌都没有。血清测试已经表明我是携带者,但是它们在哪儿呢?我们猜测,尽管血清检测显示我的抗体水平较高,但是有可能我携带的细菌非常之少。或者,高水平的抗体恰恰抑制了这些细菌,尽管并没有清除它。这有点类似于河蚌将沙砾裹成了珍珠——河蚌固然无法清除沙砾,但是可以包裹上它,使它不那么刺激。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收集血样进行分析,吉列尔莫发现我的抗体水平在稳步且显著地降低——这是典型的抗生素治疗成功的表现。现在我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我得胃癌的概率几近于零。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约在我体内的幽门螺杆菌被清除的半年之后,我开始时不时地在饭后或者晚上感到胃灼热——之前这从未发生过。我开始思索胃灼热是否与我服用抗生素有关。在参加医学会议的时候,我从医生那里听说过有些时候抗生素确实会有“胃灼热”的副作用,但是还从来没有人仔细地进行过研究。


如果胃食管反流疾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它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疾病,比如组织损伤(称为巴雷特食管症)并逐渐恶化成肺腺癌。在过去,几乎所有的食管癌变都发生在食管中上部、靠近口腔部分,并不引起肺腺癌。但是,自从巴雷特食管症在1950年首次被鉴定以来,人们发现它往往伴随着食管下部或者胃上部的病变,不时会演变成肺腺癌。食管肺腺癌曾经非常罕见(在美国所有的食管癌中仅占5%),目前却成了所有主要癌症类型中增长最为迅猛的一个——在过去的30年里,它增长了6倍,在美国所有食管癌中占的比例超过了80%,并且在发达国家里持续攀升。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些统计数据。


虽然有许多理论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如此众多、且彼此相关的疾病增长得如此迅猛:最为温和常见的胃食管反流疾病,从1930年开始增长;更为严重罕见的巴雷特病症,自1950年开始增长;还有令人闻之色变的肺腺癌,自1970年开始增长。更重要的是,它们彼此显然是有关联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重点还是幽门螺杆菌如何对胃造成了伤害。瑞克•皮克,给我做胃镜检查的医生,研究的是cagA阳性菌株(毒性最强)与cagA阴性菌株(毒性较弱)对胃部的作用有何不同。鉴于幽门螺杆菌与众多细菌之间的关联已经被人研究过了,我建议瑞克研究它们与胃食管反流疾病的关联。我们可以用血清试剂盒检测胃食管反流疾病患者是否比食管正常的人含有更多的幽门螺杆菌。瑞克与克利夫兰医院里专门研究胃食管反流疾病的同事们一道,收集了大量的血清样本。然后,吉列尔莫进行了血清测试。像往常一样,这些都是单盲测试,他不知道哪些样本来自正常人,哪些来自胃食管反流疾病患者。


意外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幽门螺杆菌与食管反流之间有正相关——实际发现的是负相关,也就是说,不携带螺杆菌的病人患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概率更大,是携带者的两倍。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比例甚至高达8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阳性菌株毒性更强,因此我询问了瑞克在这些病人中cagA的相关性研究。他告诉我,CagA蛋白与胃食管反流疾病之间也呈负相关,而且相关性更强。也就是说,CagA蛋白越少,胃食管反流疾病越强。这与我们之前的期待恰恰相反。


当时,我对胃食管反流疾病知之甚少,于是我询问了瑞克胃食管反流疾病的发病率是否也在增长。当他确认了情况确实如此之后,我们对幽门螺杆菌的研究又开拓出了一个新领域。



早期的研究为“幽门螺杆菌可以抑制胃食管反流疾病”的假说奠定了基础。负相关性的确存在,对此我们很有把握。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什么导致了它的出现?这种生活在胃部,参与了溃疡病及胃癌的微生物是怎样保护食管的?有没有可能是食管疾病清除了这些微生物呢?


多年以来,德国的一个研究小组一直在用抗生素清除幽门螺杆菌来治疗十二指肠溃疡患者。他们开始研究这种治疗的结果如何。三年之后,他们检测了患者的胃部及食管。对接近一半的患者来说,治疗都是有效的——体内的幽门螺杆菌被清除干净了。但是对另外一半患者,治疗失败了——幽门螺杆菌依然存在。在早期清除幽门螺杆菌的治疗中,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今天,医生使用不同的处方,成功率超过80%。


在比较这两组结果的时候,德国的科学家发现,在那些幽门螺杆菌依然存在的患者身上,12.9%的人患有食管反流,而在治疗成功的人身上,这个比例接近26%。这个结果相当惊人,而且为我们的假说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清除幽门螺杆菌导致了食管反流的增加。


这个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从多个技术层面攻击这篇论文,认为它有设计漏洞。在随后几年的学术会议里,到处都能听到对它的批评之声。但是它吸引了我的注意。据我了解,这项研究的领衔专家,乔基姆•拉本茨(Joachim LaBenz)是一位严肃认真的科学家。


在随后的几年,我的课题组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们进行了更多的研究。我们的结果揭示出了同样的规律:幽门螺杆菌与胃食管反流疾病、巴雷特食管病以及肺腺癌之间都具有负相关。携带着cagA阳性菌株越多的人,患食管疾病的概率就越低。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幽门螺杆菌——这个坏家伙——怎么可能保护食管?cagA阳性菌株毒性最强,怎么偏偏是它最能保护食管?


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胃酸来寻找线索。胃酸可以杀死绝大多数细菌,但是在亿万年的演化之中,幽门螺杆菌“摸索”出了在酸性环境下生存下来的策略。在一定意义上,幽门螺杆菌喜欢酸性环境——这固然提高了它们的生存代价,却也赶走了许多竞争者。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事实上,包括我的课题组在内的许多实验室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幽门螺杆菌可以通过引起炎症反应影响胃部的荷尔蒙,调节胃酸的分泌。在人生的头十年里,这套平衡胃酸的系统工作得相当不错。在显微镜下,这些分泌胃酸的腺体好像是随风摆动的蕨类植物。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炎症开始侵袭胃壁细胞,在幽门螺杆菌出现的地方,侵袭则更为严重。于是,分泌胃酸的腺体开始萎缩消退,引起萎缩性胃炎。这个时候,它分泌的胃酸就会越来越少。因此,胃溃疡也会消失。施瓦茨的格言——没有胃酸就没有胃溃疡——依然成立。



但是,假如有人从未在儿童时代获得过幽门螺杆菌,或者摄人了大量的抗生素之后这些细菌消失了,那么他们年过40之后胃酸的水平就会很高。于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首次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已近中年但胃酸分泌依旧旺盛。对于这些人,上涌至食管的胃部物质酸性很强,而且含有更多的消化酶,因而更具破坏性。今天的儿童身上幽门螺杆菌数量更低,而且大多数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都借助了与以往不同的酸性调节过程——幽门螺杆菌是不在其中的。在以前,儿童极少胃反流,但是今天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而且许多儿童需要接受药物治疗以降低其胃酸水平。这些事件之间是否相关呢?


我们发现,虽然一开始我们认为幽门螺杆菌是病原体,但是它实际上亦敌亦友:随着人的衰老,它会增加你患胃溃疡与胃癌的概率;与此同时,它也保护了食管,降低你患胃食管反流疾病或者其他一系列癌症的概率。随着幽门螺杆菌的消失,胃癌发病率开始降低,但是食管腺癌的发病率却在逐年攀升。这是双面共生的经典案例,证据确凿。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美]马丁·布莱泽 著;傅贺 译;严青 校
出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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