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笔下的“贱民”故事

2016-11-23作者:陈晓明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备受期待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分别于11月4日和11月18日前后上映,两个女人的命运成为本月观影者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看到两个女人的命运只是窥探到刘震云小说的影子,今天我们推送陈晓明老师的文章节选,看看刘震云笔下的“贱民”经验。


乡土中国的另类现代经验


节选自《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讲述的故事有一个独特之处,即它讲述的是乡土中国的“贱民”的经验。主人公杨百顺,后来叫杨摩西、吴摩西,一直在流浪,以各种形式流浪。他不是依附于土地的典型的农民,而是到处游走的流民。流民通常指的的是遭遇自然灾害而流散在外的灾民,这里我们用“贱民”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不安分于土地上进行传统耕种的、以小手艺为业的农民。



这部小说的大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出延津”的是吴摩西,“回延津”的是吴摩西的外孙牛爱国。出延津讲吴摩西丢了养女巧玲;回延津讲的牛爱国找母亲曹青娥的家乡,为的是娘去世前要说的一句话。但家乡已然面目全非,家乡根本不可辨认。牛爱国回延津纯属灵机一动的意外,并非执着的有目的的寻根。吴摩西没有回他的家乡,七十年前他在二十一岁时去了陕西再也没有回延津。他的名字也改了,不叫吴摩西,改为罗长礼。这就还了他少年时期要做喊丧的罗长礼的夙愿。但是牛爱国却找来找去没有结果,跑到陕西才知道吴摩西的故事,最后还是听了罗安江的遗孀何玉芬说的一句话:“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或许是富有民间智慧的一句话,对牛爱国“寻根”的历史化举动给予了明确的否定。



牛爱国最终要找的是章楚红,但章楚红据说到北京做“鸡”了。乡土中国是一个始终流浪的故事,一个离家的贱民的故事。旧乡土讲的是吴摩西,那是喊丧;新乡土讲的是章楚红,最终可能是做“鸡”。“鸡”是什么?那是当代中国含义最为复杂暧昧的的词汇,那是乡土中国离弃土地的又一种方式,通过身体的迁徙,身体的进入和被进入,她/它可以暂时获得现代/城市的拥有,因为她/它也暂时获得了城市。但鸡是一种无法飞翔的“飞禽”,它终归要落在土地上,要回到土地。刘震云这里只是提到“听说”,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鸡窝里也可能飞出凤凰。


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叙述的人物,主要都是乡村中的三教九流,而不是传统农耕文明意义上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虽然说农民农闲时节也会走村串镇,去做点小买卖,以交换生活必需品,但这部小说中的农民主要是在从事农产品的买卖和手艺活动。



刘震云显然回避了中国乡村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去写颇为另类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些人也都是有些另类,他们未必是主流的农民,但却是一些不安分的农民。他们不喜欢种地,他们并非一边种地一边做小手艺或小买卖,他们做手艺活是为了逃避种地。当然也是因为土地缺乏,他们并没有土地所有权,处于贫困状态,只能做小手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贱民”的社会地位。刘震云作品中的这些人,就是有一种流民的本性,他们就是要背离土地,终至于背离家乡。


刘震云这部表面写实的小说实际上并不写实,并不注重反映那个时期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无论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从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看,刘震云都没有实写那个时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没有写农村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在这部作品中,阶级的概念已经基本取消了。阶级关系在这里采取了喜剧的形式,其冲突形式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甚至也看不出农民们超越了自己的阶级身份。



按照中国当代经典化的现代叙事来看,刘震云的这部作品,很不现代,甚至有可能被认为“很不真实”。因为“真实”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已经被现有占据主流地位的经典叙事所构建,我们理解的现代中国乡村就是被革命与暴力清洗过的乡村,刘震云如此具有小农经济特色的乡村,其中竟然未能贯穿民族国家启蒙与救亡的烽火硝烟,放弃了历史的元叙事,这未免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刘震云如此“去历史/元叙事”书写的独特意义。



在“去历史化”之后,回归贱民的生活本身时,刘震云或许惊人地书写了中国农民另一种现代意识的觉醒。这一醒觉起源于要交流的愿望,它既古老又现代。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一刻,或许就在于他与他人的交流,有话说,可以说话,可以说出自己内心的愿望感受。农民的特征就是沉默寡言,说话与交流总是城里人、文化人的事。农民作为被书写的对象,作为被压迫者和翻身者,他们说的话不可避免地总是被叙述的历史理念决定了。


当然,在具体的文本中,在具体的情节和细节中,叙述人总是力图还原农民的语言,赵树理的作品被认为如此贴近农民口语,但背后却也有“翻身解放”的历史理念在起作用。农民发自内心的交流愿望,是要找个能说到一块儿的人,杨百顺看到或听到了那些能说到一块儿的人——老高和吴香香,牛爱国看到的是庞丽娜和小蒋,还有他自己和章楚红,等等,他们都能说到一块儿。



刘震云笔下的农民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他居然想找个人说知心话,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寻找朋友。这部小说一直在讲底层贱民说话的故事,这是他们说话说出的故事,心里有话,要找人聊聊。这部小说不再叙述人的心理描写,而是人物自己在说话,并且总是有对象的说话。刘震云显然在这里构建了一种新的关于乡土中国的叙事,一种自发的贱民的自我认识。他们也有内心生活,也有发现自我的愿望和能力。尽管这些贱民们的谈话和见识只限于小农经济的生活琐事,限于家乡方圆百里,但是对他人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


刘震云去除了现代性的大历史,展开了贱民的小历史,那是贱民另类的现代性,是乡土自发的现代性。它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史前史,或许就是中国宏达现代性的他者的小史,也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陈晓明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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