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政府: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2017-02-09作者:王辉耀编辑:茹鑫

林毅夫: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你看我所有的文章,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政府干预,所以我就变得比较突出。


再者,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取消对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过去当我们资本非常短缺,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时候,那些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不给补贴就死了,所以当时给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可以竞争,再补贴就是锦上添花,所以补贴应该取消掉。国企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过去我们总是把国有企业失败认为是国有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苏联、东欧国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更高,这不仅在苏联、东欧这样,在拉丁美洲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如果说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时候,产权重要吗?如果是小企业、中型企业我认为私有化很有效,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但对于大型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一定是分离的,经营者一定是带领人,在那个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更重要。



最后提一下,有一个教授提到一个经济体在赶超的时候一定要政府参与,因为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需要政府?这是需要讨论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须要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必须改善人力资本,也必须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需要很多企业家做,需要协调。或者协调很难,必须政府供给。我所看到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是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同样的情形,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当然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这样的研究更有积极的意义。


张维迎:第一,我认为发现比较优势,利用比较优势,恰恰是企业家最擅长的。没有一个企业家会傻得在北方种水稻、南方种小麦,一定是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企业家是最清楚比较优势的。而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经常乱点鸳鸯谱。如果论比较优势,政府和市场相比,市场更擅长解决比较优势。


林毅夫:科研也很重要。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张维迎:不是这样,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第二,关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我认为,在市场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存在的。即使现在有企业家精神,以后衰老了,企业很快就会倒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还能持续存在的,只有那些政府管理的企业才能做到。在市场中,所有大企业都是小企业发展而来的,没有哪一个大企业一出来就是大企业。所以我们不能说小企业适合市场,大企业适合政府管理,按照这种说法,任何企业发展成大企业后,都可以由政府收归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企业会变成大企业。


林毅夫:这个误解我了。


张维迎:你说大企业需要政府。


林毅夫:又误解我了。


张维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用“发展阶段”说事,认为中国目前所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现在没有自由。很多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是因为我们消灭了这些条件。


最后,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分析政策的标准是功利主义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评价所有的政策,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比如政府拆迁,即便有利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利于GDP的增长,也不能违反基本人权,这是在毁灭很多人最善良的本性。


政府干预能不能更有效?


张维迎:毅夫讲到他和杨小凯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我理解小凯讲的后发劣势,落后国家由于借助了后发优势发展得很快,这个国家就自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自己的成功,自己的体制没有问题,然后就不再进行体制改革,最后导致了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现在说中国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还要推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后发劣势显示出来了。



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是比较乐观的,但这几年我变得相对不乐观。现在,不能说中国的改革就是成功了,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所有成就。这就涉及法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杨小凯讲过的。如果没有法治的改革,我觉得制度总是不稳定的,从2009年的刺激政策开始,我们一直在否定市场。


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把保护市场当作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其实,市场并不是一个效率工具,认为市场有效率就支持,没有效率就反对。市场实际是一种基本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我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保障自由、人权、财产权,市场经济才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刚才林毅夫讲了政府的干预,我们过去总是说理想的状况就是市场出问题了,政府就能解决问题。毅夫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政府怎么做得更好,但有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证明,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家只是一人之见,而且经常带有自己狭隘的、领域的偏见。包括我自己也可能有偏见,你也有可能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公平、公开的争论,然后让每个人去思考问题。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应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加某一种思想。所以我说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对市场极大的破坏,这个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林毅夫:首先来讲,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危机跟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过去35年政府做的事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为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其次谈中国模式并不是说固定不变化,包括美国、英国,包括有完美宪政的国家,也必须要不断地改革。我们说中国的经验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借鉴意义?这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王辉耀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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