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女性影像史,哪个年代的女人最美?

2017-03-08作者:新周刊编辑:茹鑫

曾看到几张上世纪20年代婉容皇后与溥仪的合影。婉容烫着卷发穿着旗袍,与身着西装佩着怀表的皇帝翩翩合影,嫣然百媚。流传最广的那张,便是婉容娇懒地斜坐在太师椅上,旁边年轻的皇帝挟着礼帽端站着,俨然她的侍卫。


一张图传递出的信息或许比一座大教堂还多。那个时代,那个最上流社会里,旗袍、烫发就是美,西装领带就是美,甚至男人充当女子的守护者这种做派和风度,也是美,是时髦、可爱。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推翻了帝制,也颠覆了晚清时期的观念和审美。虽然这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皇帝愿意站着,就证明了观念的改变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的确,由此开始,以“花盆底”为代表的清朝女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国,进入了20世纪。


释放时代(1910—1930)


不恭敬地说,在上世纪初叶和20年代前后,很多时尚是妓女率先披挂上阵的。比起大家闺秀的拘谨和无趣,名妓逛街看戏跳舞,出入有豪门,往来无贫贱,兼之她们的职业就是穿衣打扮,以色媚人,她们的穿着很快就成为风向标。婉容的时髦打扮,未必就不是由名妓们演化而来的。


只不过,在女性普遍获得教育权之后,大街上一水儿漂亮的女学生,晚清妓女的靓妆艳服很快为更新潮的女学生所刷新,女学生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在画家们的笔下和照相机的眼睛里,她们像西方的女性一样裸露着双腿,旅行、游泳、骑马、射箭、打高尔夫。更有趣的是,在良家妇女学着妓女身姿妖娆、花枝招展的时候,妓女们反倒纷纷穿上学生装,戴上平光镜装纯了。这让人想起《喜剧之王》里那个满口粗话、扮成学生妹的妓女的张柏芝,猥琐男扔出一把钱,拖着哭腔喊:我要初恋呀。别笑,这就是当时的潮流之选。


旗袍开始流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它与宽袍大袖的旗装的关系已经很渺茫了,衩高及臀、腰身袅娜,中国女人第一次可以性感。前有“天足运动”,后有“天乳运动”,无外乎就是把女人缠了一千年的足、裹了一千年的胸释放出来。女人往日被紧身褡或小背心强压下去的双乳敢于挺立在旗袍之下。雪花粉、雪花膏成了时髦用品,旁氏、凡士林等西方现代化妆品渐渐走俏。这些商品的流行,使中国第一次与国际潮流接上了轨。



当然,服饰打扮的变迁是最表层的,不过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里那只试探的鸭子。时代审美变迁的本质是人心变了,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人心。放天足、自由恋爱都是应有之义。被视为翘楚的时代美人,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美人,也不是“花榜”上的名妓花魁,而是有独立人格的名媛贵妇和女强人。代表人物,或许当数宋美龄、黄蕙兰和杨步伟。那时,宋美龄刚刚以结婚时的一袭婚纱出尽风头,引发了上海滩上的“婚纱热”,虽然彼时她的手腕或政治能力尚未展露出来,但在婚姻中的自主和掌控能力已足够迷人。外交大使顾维钧的妻子黄蕙兰也是交际场上的红人,据说有一次Vogue杂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她还压过宋美龄一头,得了第一。杨步伟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开私营的森仁医院,同时宣扬自己“终身不嫁”,哪一件不是把自己推到极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半农给女人造了一个“她”字,“教我如何不想她”,让女人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奢华时代(1930—1949)


这是中国最残酷的战争时代,还奢谈什么美呢,生在乱世,流离颠沛,乡下姑娘恨不得个个脸上都抹上锅底灰,蓬头垢面地逃难去。


但显然并非如此。30年代甚至被视为最有“民国范儿”的时代,无非是有了上海,有了这个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大都会,中国就还是世界潮流的重要一环。上海的摩登,就是中国的摩登;上海的美,就是中国的美;她不仅可代表中国的最流行元素,也可以代表世界最时尚的力量。南京路上驶过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先施百货可与巴黎老佛爷或牛津大道相媲美,世界顶级名牌的广告牌矗立在上海的百货大楼外,霓虹灯亮得足以晃瞎了眼:在这块飞地上,连寂寞都会发光。


由是,上海摩登女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从旁氏雪花霜到力士香皂,从古龙香水到双妹粉盒,甚至妖娆的美丽牌香烟,美女倚靠这些消费品登上了广告牌,成了月份牌小姐,成了时尚代言人。月份牌小姐开始尚以妓女为原型,很快,主角就换成了丰满性感的摩登太太,因为她们更有消费力。郑曼陀、杭穉英等名家把笔下的月份牌美女画得鲜明柔和,细腻可触,和这座都市的声光色影正相得益彰。


另一件值得铭记的事,是1926年作为中产和流行代表的《良友》画报创刊了。《良友》内容丰富,印刷精良,每期以电影女明星、名媛名太等摩登女性作为封面女郎,把“名媛”这个美妙的称谓,连同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和期望的女性形象包揽下来,推销出去。现代商业文明包裹下的中产阶级女性显然成为值得效尤的佼佼者:她们知情识趣,落落大方,注重时尚和生活质量。



作为这种潮流的呼应,1930年,名媛选举在上海应运而生,又被称为“上海小姐”选举。早年流行的评选妓女、月旦人物的“花国选举”,所评选的“花榜”散发的是旧文人的酸腐气息,上海小姐的选举则带有了更多都会摩登的色彩。入选的名媛身世清白,甚至出身名门,比如当年夺冠的就是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大小姐。


如果把视线拉远,就会发现,中国影坛正是30年代的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倒影。好莱坞巨星闪烁,星光熠熠,中国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大明星也成了这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


当然,那个时代还有一些真正的名媛,例如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张允和诸姐妹等,她们是出色的沙龙女主人,更是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对象,是时代偶像。只是,并非有才有貌的名女人都可以充作名媛,比如同时代的张爱玲、冰心、丁玲、萧红等人就无法进入大众偶像这个名册,哪怕有姿色有身份也不行。要言之,众人仰慕的对象关键还须嫁得好。


所谓时代的审美观,借用的就是当时中产阶级的眼光:如何才算完美女人?父慈子孝夫妻和美生活富足,还要美貌多金和适度的风流。别抱怨,时尚一定是势利眼的。


禁锢时代(1950—1976)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丽的旗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仍然摇曳在中国的大地上。但很快,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彻底地把它们打蔫了,摩登女郎也只得换上了列宁装。50年代初,张爱玲身着羊毛开衫加旗袍出席“文代会”时,反倒成了另类,鹤立鸡群,只落得个浑身不自在。


爱与美总是相辅相生的,当爱情在大众生活中绝迹的时候,美也就变成了邪恶。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中国生活中的道德程度过低,与它的日用人文太缺少美感有直接的关系:“美的良知一旦焕发出来,比之道德自觉与发现功效是强得太多了,美就是一步到位的道德。”


显然,禁止美,就是没有道德的一种体现。


领袖曾经发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号召,结果就是大家变得男女穿得一样,长得一样,干得一样。1958年,城市姑娘邢燕子去农村参加劳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突击队事迹名扬全国,而邢燕子本人也因其“铁姑娘”形象成为60年代初青年的偶像。


不允许在乎容貌和个人感情的时代里,那么多美好的青春干什么用呢?都用来奉献了。当时中国拥有工作的女性也许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了。很多女大学生都自愿不自愿地嫁给了素不相识的军人、工人或者农民,不计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环境和个人志趣;这也被当作时代的美丽形象,宣传之、歌颂之、强化之。赵树理在小说《小二黑结婚记》里头写,婚姻登记处会询问:你为什么要跟她/他结婚?提供的标准答案就是:“因为她/他能劳动!”


中国女性的社会化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但外形服饰打扮的粗鄙化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其实,50年代的时候,倒是产生过喀秋莎那样健康美丽的优质偶像(虽然人家是苏联的),可惜很快就被粗糙乃至丑陋的形象所替代,中性化、无性化是女人唯一的选择。这个阶段,也是政治宣传画最兴旺蓬勃的阶段,宣传画上的女孩子个个都是邢燕子,满脸红光,斗志昂扬,脸上的表情要么就是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和热情,要么就是对敌人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还配合着拳头,像是随时准备揍人。



实际上,并不能说那个时代就没有时尚,这几十年间的时髦货,就是革命和斗争。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三种服装,她们的确认为这很神气。进步女性喜穿列宁装,剪短发、直发梳辫、不施脂粉,脚蹬布鞋或上胶的解放鞋。到了“文革”期间,红卫兵装成为最革命的服装,是紧跟潮流的标志,标准配置为旧军装、旧军帽、武装皮带、解放鞋、红袖章、军挎包,挎包盖上绣有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


爱美之心就像草籽一样,总是能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发芽。就算穿着统一的军装,年轻的姑娘也会想办法给毫无腰身的军服系上皮带,挺起她们骄傲的胸脯;在军服上翻出一道整洁的白衣领,令人在一片灰绿中眼前一亮;再把裤管缝上几针,突出身体的线条……


好在,这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浮夸时代(1977—2010)


首先,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悄悄进村了,像柔顺剂一样,将人们早已被斗争磨砺得粗糙不堪的心重新软化了。“人靓歌甜”的邓丽君,一时也成为美的最高标准。风气开了之后,喇叭裤来了、蛤蟆镜来了、牛仔裤来了。街上的男青年留着长卷发,穿着尖领花格衬衫和奇形怪状的喇叭裤,戴上有商标的蛤蟆眼镜,拎着硕大的三洋录音机,里面放着邓丽君歌曲招摇过市。这是最酷的。以至于有人看不惯气不过,到街上拿着个啤酒瓶去丈量别人裤管的大小,不合规格了就用剪刀绞掉。在今天当然奇怪,谁有这样的权力呢?可是在“文革”刚结束的70年代末,似乎谁都有这样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审美的东西绞杀,而且还真理在握,大义凛然。


似乎是一个反弹,大众的审美马上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怎么张扬怎么夸张就怎么来。乞丐衫、健美裤、蝙蝠衫、巨大的塑料耳环、满脸红红绿绿的大浓妆,就是城市女青年最美的打扮。不怪中国人艳俗,80年代的世界潮流真的就是这样子,够靡烂、够浮夸。那时,中国刚刚和世界时尚接上了榫,看起来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了。


浮夸时代的偶像也够浮夸,比如刘晓庆,她是那个时代第一个叉着腰说“我漂亮”“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的女人。她的张扬有些另类,然而,同时代别的万人迷早就销声匿迹了,她一大把年纪仍然经常上娱乐版,有这种持久的耐力,就足以证明她的成功。



廉价的时尚像浪一样地打过,人们随着崔健“一无所有”了,人们随着王朔“解构崇高”了。80年代是美的启蒙时代,又是人文精神复归的时代,可启蒙完成后,无所适从的人们,最终只能选择泡在消费主义的沙砾里,把头埋着,死活不肯出来。这时,再谈服饰变化已跟时间流转没有什么关系了,哈日、哈韩、雅皮、嘻哈、波西米亚、旗袍,啥都在同时流行,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人穿,良家妇女也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穿上大面积暴露的超短裙和吊带衫,施施然去上班。


大家都是顽主,崇高的东西遭嘲笑轻蔑。标准美女意义不大,讲究个性与魅力才是王道。于是乎,超女来了,女生男相的Tomboy李宇春们宣告了超越审美的颠覆性的胜利,而且,几年过去后,她开创的新审美观还是很正点。事物都是螺旋上升的,李宇春的中性美指向的是优雅、帅气,显然与70年代的没有美感的中性化不可同日而语。


只不过,时代越来越宽容之后,美的下限也不断降低。同是波西米亚的调调,三毛是当年的代表,杨二车娜姆却成了今天的代表,只能哀叹一蟹不如一蟹。接下来,芙蓉姐姐冒头了,闫凤娇来了,凤姐红了,兽兽火了……虽然她们并不能成为大家的偶像,可是看看主持人温雅的表情,她对兽兽的羡慕嫉妒恨都快能从脸上滴出来了。我觉得大众和媒体提供了种种平台让这样的人走红,无疑是审美的失败。


当然,见多识广了,真正的美大家还是心里有数的。网上疯传的一张图片,有个搪瓷杯上写着“解放全台湾,活捉林志玲”,从侧面印证了林志玲之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主流的审美观仍然是起作用的。


哪个年代的女人最美?历史和个人趣味叠加,会得出各种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将拯救世界。”拯救世界未必,但说它能拯救人类,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新周刊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定价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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