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相得相离

2017-03-28作者:王兆胜 著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书托邦

林语堂和鲁迅.同是20世纪中国的、世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两位文化巨人之间有着许多的交集,也有过尖锐的分歧。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所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


这当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在《闲话林语堂》一书中写出了答案。本文即摘选自该书,略有删节。


早在《语丝》期间,林语堂就认识了鲁迅,他在《记周氏兄弟》里有这样的记载:“单说绍兴周氏两位师爷弟兄,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而作人每会必到。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


后来在《八十自叙》中又说:“他哥哥鲁迅正好相反,批评死对头得意起来,往往大笑出声。他身材矮小,留了一脸毛碴碴的胡须,两颊凹陷,始终穿长袍马褂,看起来活像鸦片烟鬼。很少人想到他竟以‘一针见血’的痛快评论而知名。他名气很大。”



友好合作的“蜜月期”


但林语堂真正与鲁迅交往起来,还是在1925年鲁迅向林语堂约稿以后,这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出来。据施建伟统计,从1925年12月5日至1929年8月28日这4年的时间里,仅鲁迅日记中有案可査的林、鲁交往就有88次。可以说,这是林语堂同鲁迅并肩战斗、友情逐渐加深的时期,也是林语堂受鲁迅影响最大的时期。


刚开始时,林语堂是赞成周作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的,《插论〈语丝〉的文体》认为要针对思想不要针对个人,不赞同鲁迅的“打狗”思路。但后来,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评了林语堂的观点,提出为什么必须痛打落水狗。看到鲁迅的文章,林语堂非常赞同鲁迅的观点,发表了《论骂人之难》和《祝土匪》等一系列“打狗”文章,非常尖锐地批判和嘲弄那些所谓的“学者”、“绅士”为“文妖”,给鲁迅以坚决的支持。


最有名的是1926年初林语堂画了一幅《鲁迅打狗图》的漫画,发表在《京报副刊》上。这幅漫画画的是:鲁迅先生手拿一竹竿痛打一落水之狗,而水中的叭儿狗则在水中痛苦地挣扎。这是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思想进行了形象的表述。因为林语堂很少画画,所以这幅画既是他思想的一个表征符号,又是他绘画才能的一次很好展示。因为这幅画,陈西滢等人坐不住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幅画的深刻意味。



为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林语堂还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继续贯彻他的“打狗”主张。“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林语堂与鲁迅等人一起撰文痛斥军阀的残酷行径,林语堂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鲁迅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


换言之,林语堂这种斗士品格及精神是与鲁迅以前的批评、鼓励和引导分不开的。在悼念烈士的文章中,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对敌人都是怀着满腔的愤怒及仇恨,对烈士都是怀着敬佩和热爱,可以说这是血泪凝成的天下至文,是有血性的大丈夫文字。


之后,林语堂还写了《讨狗檄文》、《“发微”与“告密”》,继续与鲁迅、周作人一起战斗。此时,许多进步人士都进入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与鲁迅都在其间。尤其对林语堂触动很大的是段祺瑞政府下台后,奉系军阀逮捕了一直支持鲁迅、林语堂等人的《京报》总编辑邵飘萍,并很快杀害了他。


随后,政府颁布了“维持市面”的条例,声言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刑”。


在如此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鲁迅和林语堂等人不得不设法逃走。


“芥蒂”的开始


由于厦门大学邀请林语堂去厦大做文科主任,林语堂也就答应了这个邀请离开了北京。离京前,林语堂与鲁迅互相设宴道别,并合影留念。


很快地鲁迅等也来到了厦门大学,这样林语堂又能与鲁迅一起共事了。那时,由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担心“北京派”喧宾夺主,更由于理科主任刘树杞掌握着学校财权,并故意与鲁迅、林语堂作对,还由于国学院内部人的分裂与内斗,所以,林语堂和鲁迅的宏大志向根本得不到实现。不仅如此,学校还发生了故意刁难鲁迅的事件,曾令鲁迅几次搬家,后来竟让他搬到地下室里。对于此事林语堂非常气愤,但也无能为力。


就厦门大学这段时间来说,林语堂与鲁迅相处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相互帮助共同对付刘树杞等人,从而使林文庆和刘树杞的一些计划难以实现。


就林语堂本人来说,他一面尽量照顾鲁迅的生活,如经常请鲁迅吃饭,解决鲁迅的生活困难,这一点鲁迅对林语堂怀有感激之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语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另一面林语堂又感到没有照顾好鲁迅,当他看到鲁迅“成天靠火腿和绍兴酒过日子”,“自觉没尽到地主之谊”。所以到了晚年,林语堂还感到既然鲁迅是他请来的,鲁迅生活不好,又受到挤压,自然是自己的不是。


就鲁迅方面说,一面他一直从大局着眼,支持林语堂的工作,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同时他又能理解林语堂的苦衷,并劝告林语堂也尽早离开厦门大学,不必老待在这个是非之地。另一面他对林语堂含了不满,这主要是指林语堂对国学院两派的“暧昧”态度。


鲁迅一向很看不起胡适,有时还流露出厌恶之情,而国学院偏偏又来了不少胡适的信仰者如朱山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用“朱山根之流”、“胡适之陈源之流”这样的称谓。在鲁迅的想法里,是不满于林语堂同意“胡适之陈源之流”进入厦大国学院的。


而林语堂对胡适没有恶意,且多有敬意,除了学问、人品,何况胡适还是林语堂的“大恩人”呢?更何况林语堂不是鲁迅那种“疾恶如仇”的人,而是一个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讲究平等、博爱、和谐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鲁迅高喊“打狗”时,林语堂希望“费厄泼赖”(fair play),林语堂是希望在他主持的厦门大学文科里,不同派别的人、不同观点的人能够从大局着眼,共同努力,将国学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就容易理解林语堂的“融合观”。


因此,表面看来,在鲁迅和林语堂间存在着处世方法的差异,但内里却隐含着文化思想的差异。可以说,厦门大学时期,既是林语堂和鲁迅的友好合作期,也是二人出现“芥蒂”的开始。


研究者普遍将林语堂与鲁迅关系的破裂看成是1929年的事情,但我认为,在厦门大学时,鲁迅对林语堂就有了“成见”,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就像川岛在《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说的:“对自北京来的那些‘陈源之徒’,固然可厌,就是拉我们来的林语堂,鲁迅先生也已经觉察出来,对他再不存什么希望,而且以为他在厦大也必定失败。”“这时节,鲁迅先生对林语堂已经绝望,以为这样下去,大家会跟着他同归于尽。”

 

重大危机


后来,鲁迅真的离开厦门大学到了中山大学,而林语堂也告别厦门大学到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那里任职。但半年之后,林语堂就结束了“为官”生涯,来到上海,准备以文为生。因为此时的鲁迅也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所以林语堂先去拜访了鲁迅。


在这次会面中,林语堂与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孙伏园、孙伏熙一起合影留念,记下了林语堂与鲁迅的友谊。1928年底,林语堂写出了戏剧《子见南子》,发表在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上,因为作品将孔圣人写成一介平民,所以遭到孔氏家族的大力反对,并由曲阜学校学生演出此剧而引发一桩“公案”。关于这一点,鲁迅写下了《关于〈子见南子〉》一文,将有关这次“官司”风波的内容集结起来,并表示对林语堂的支持。此后,林语堂编辑出版的《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读法》成为畅销书,使他成为作家中的“暴发户”,一时间林语堂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气象。


 

但令林语堂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他与鲁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危机,在他们之间出现了最为难堪的局面。


那是1929年8月28日,鲁迅夫妇、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被邀请到上海的南云楼吃晚饭。临结束时,因为林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鲁迅站起来训斥林语堂,而林语堂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于是两人闹翻了。当时的具体原因、情况是怎样的,当事人的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由于这一次不快,鲁迅真的生了气,他的日记里以后长时间没有了关于林语堂的记载,而林语堂也是这样,长时间与鲁迅不相往来。


据鲁迅当日的日记载:


“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中也说过这件事,他说:


“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精神过敏所致。……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我们一些人。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地做。我也说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一杯酒,忽然咆哮起来,我内子也在场。怎么一回事?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的账,也与李小峰办过什么交涉,我实不知情,而且我所说的并非袒护李小峰的话。……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做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安静度过了。”


且不说这两个人记录的细节是否确当,但两人都生了气是肯定的。


再从文本来看,鲁迅认为林语堂是有意“讥刺”,故而骂他“鄙相悉现”。而林语堂说他自己是“无猜”,说鲁迅是“多心”,是“多喝一杯酒”。在这中间透出了鲁迅对林语堂的“厌恶之情”,而林语堂对鲁迅没有不敬之词,甚至还带有“理解”之意,为鲁迅让人落不下台的大发脾气寻找理由。


林语堂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而是将它看成是“一场小风波”,并说“幸亏”郁达夫做了和事佬,没让事态闹大。


但鲁迅却是将此事当成“大事”的,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没有在日记里记下他与林语堂有任何交往。


对此事郁达夫也谈过他的看法,他说:“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郁达夫的话与林语堂比较接近,承认二人是“误会”,事实上后来鲁迅自己也明白是误会,郁达夫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与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尽管两人解除了误会,但鲁迅对林语堂的“反感”却没有多大改变,而林语堂也真正认识了鲁迅的性格和脾气,见识了那种“多疑”和“霸气”,不能容忍,更不给人余地的做法。所以两人长时间都没有什么交往。


重归于好


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倡导“幽默”,一时幽默成风,以至于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参加左联,成为左联主将,而林语堂则成为《论语》主帅,在文学观念上更是相去甚远。


但这时有一事又将他们联结起来,那就是宋庆龄和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为“同盟”。林语堂是“同盟”的宣传主任,而鲁迅是委员。共同的政治志趣又将这两个长期不来往的老友联系在一起。因为宋、蔡二人都是林语堂和鲁迅敬佩的人,他们两人本来也都是光明磊落的,何况民权又是共同关心的话题,所以林语堂与鲁迅“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了。


据有的研究者说,在这段时间里,林语堂与鲁迅的联系增多,往来信件也多起来,鲁迅在日记中都有记载。林语堂还客气地请鲁迅为自己办的刊物写稿。鲁迅也还真为林语堂写了,但并不是无原则地吹捧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及其思想,而是多有批判之意。对《论语》鲁迅还不是完全反对,而对《人间世》则是完全不赞同了。


如在《“论语一年”》中,鲁迅开篇直言:“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这也可见我对于《论语》的悲观,正非神经过敏。”


在这里,观点鲜明,毫不隐讳,更不支吾,显示了鲁迅的直率与坦荡;但另一面又语含讽刺,表达了他对林语堂的文学观很是“不以为然”,在“话语霸权”的笔调中甚至有些“嫌恶”含在其中。在《小品文的危机》里,鲁迅继续表达了这一思想,不赞同林语堂提倡的“小摆设式”的小品文,认为它“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有趣的是,林语堂把鲁迅这些激烈的批评都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出来,从中也足见其胸襟。但发表是发表,在文学观上,林语堂还是固执己见,继续做自己的事,有时他还发表自己与鲁迅不同的文学观,提出不仅“玩物不能丧志”,而且还会“养志”。


在这样近于水火不容的文学观面前,两人的友情不得不又淡漠下来。从鲁迅日记来看,在1934年后二人的交往就少多了,到这一年的8月底以后记载更是越来越少,并很快中止了。

 

再次疏远


林语堂与鲁迅再次疏远的直接导火索是关于翻译问题。鲁迅是实在看不过林语堂对“幽默”、“闲适”和“性灵”之类的倡导,而向林语堂提出他最好是不要搞这些“玩意儿”了。因为在鲁迅看来,这些“玩意儿”实在是没有意思,与其做这种无聊的事,他建议林语堂还不如去翻译英国文学作品有益。


但林语堂却回答鲁迅说,他现在还不想去做翻译,等老了以后再来翻译点西方文学。


这一下鲁迅又误解了,他误以为林语堂是在嘲讽他,因为鲁迅一直非常重视翻译工作,并将翻译看成是为革命“运输军火”,他疑心林语堂说他是老了。鲁迅对此大为恼火,他在1934年8月13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这倒是实话,鲁迅确实如兄长对待弟弟一样不希望林语堂走得太远,更不希望他“误入歧途”,作为一个老朋友将自己的意见毫不隐讳地和盘托给林语堂,其心诚可敬矣。但林语堂的回答却让他又误解了,因为林语堂自己本无讽刺之意,他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想那么多,他说:“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林语堂自己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曾这样说:“我要能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胆量。”他又说:“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要有好友数人……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从这里,我们看出林语堂为什么并不重视鲁迅给他的建议,而坚持己见。


有一次,曹聚仁请客,林语堂和鲁迅都在座,因为席间有几位广东客人在兴奋地旁若无人地讲广东话,林语堂于是“幽”了他们“一默”,就插进去用英语跟他们讲,结果把那几个广东人吓住了。没想到鲁迅看到林语堂如此,不明真意,竟然放下筷子,站起来责问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结果林语堂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没有与鲁迅对抗,只有忍而不发。


鲁迅还有一事对林语堂颇多误解,那是“同盟”成员杨杏佛被杀,在两次追悼入殓会上,第一次林语堂没有参加,于是鲁迅这样说林语堂:“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没有去。”其实在第二次林语堂参加了,鲁迅不知。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亦在《林语堂传》中称,杨杏佛被杀,林语堂是想去凭吊他的,但因门外一直有人监视,未能成行。等监视人走了,这才赶去。

 

当鲁迅在上海去世时,林语堂正在美国的纽约。听到这个消息,林语堂惊愕而又感叹,他于1937年1月1日发表了《悼鲁迅》一文,其中虽有不赞同鲁迅文学观和性格脾气等的方面,但对鲁迅却怀着崇敬的心情,他深情而又富有个性地说: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


在美国讲演中国文学时,林语堂还高度评价鲁迅,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在现代中国还是最好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文中林语堂还表达了超越他与鲁迅关系的阐述,那是对生命易逝、人生短暂的深沉感喟。那就是:“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如果从此角度来看,在鲁迅生前,林语堂与他有些无休止的争执,那时是如何认真而起劲,自己敬爱的“师长”已死,林语堂若有所悟:


只影孤身一人远在异国还在继续着自己的行旅,而鲁迅却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在这人世再也不能相见了。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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