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修复的是国之瑰宝,态度是轻松日常

2017-04-07作者:萧寒编辑:茹鑫

“我修过的文物,我都喜爱。你必须得喜爱,要不喜爱,你就对它不珍惜,干出的活也不会太漂亮。”因为《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铜器组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王有亮也意外走红,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拿出一张近百年的“传承谱系图”,向媒体讲述故宫青铜器修复从清代“歪嘴于”起至今的师徒传承故事。


他近几年修的一个重量级的文物是春秋蜴形纹青铜卣,碎得厉害,几乎都是蚕豆大小的碎片,“就一点一点弄,费了挺大劲,跟师父学的所有的招数都用上了。”王有亮今年五十二岁,自己早已是位师父,在带徒弟,走到哪儿都是受人尊敬的青铜修复专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他仍然不断提起他的师父,自己手艺的源头。这是个自我的时代,许多人略有所悟就自立门户,展现“我”的聪明及努力,而王有亮的态度里有种笨拙的老实、老实的谦逊,这种风格里有传统文化的气息,隐隐让人想起一个在当下已经“过时”的词—“尊师重道”。“尤其在过去的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专业的人,终其一生而‘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更胜一筹。”(南怀瑾)


做派谦逊,但手艺漂亮,修复的是国之瑰宝,态度是轻松日常,轻松来自大量的经验,“反正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



故宫收藏青铜器一万六千多件,是中国青铜器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源时期。最早青铜器的出现,即历史上传说的夏铸九鼎,也恰恰是中国进入国家阶段的标志时期。许多制度、思想,都是在青铜时代逐渐完善。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指的是周礼,周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就是青铜器。青铜器不仅承载了中国的文化,也承载了中国在国家制度化建设方面的理念,所以青铜文明一直受人尊崇。而成组合的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也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 


铁器时代到来,在一些领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替代。但是帝王们没有忘记作为王权象征的青铜器,历代宫廷都有意识地收藏先秦青铜器。汉代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领域地位确立之后,人们对青铜器的回忆更加强烈。到了宋代,国人对青铜器的态度从盲目崇拜逐渐变成系统研究,金石学兴起。其中,宋徽宗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自己收藏大量青铜器,藏于宣和殿,据记载宋徽宗收藏的青铜器有三万多件,后来他将此编著成书,流传于世,就是《宣和博古图》,在它的推动下出现许多金石学家。宋之前,民间发现青铜器必须上交,到宋代这一现象有了改变,学者开始系统地收藏青铜器,研究青铜器。理学家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中记载的大的收藏家就有三十余位。许多青铜器是宋代学者定名,沿用至今。到了明清两代,人们对青铜器的欣赏、甚至是仿制,一波波地形成高潮。在此过程中,金石学也在不断地发展。


传统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宋代、元代仿制古代青铜器成为风尚,杭州、苏州等地出现了颇有名气的仿古青铜器作坊;明清及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分四大流派:北京,苏州,潍坊,西安,这与大的社会背景相关。吴地自春秋时候就开始冶炼制作青铜器,北宋时青铜器的仿古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明清时除了宫廷,青铜器的制作最发达当属江浙。有工艺基础、又邻近上海,需求大,形成了一个产业;山东潍坊派与大收藏家陈介祺有关。晚清到民国最大的收藏家陈介祺收藏了很多青铜器,真品密不示人,需要大量复制品以应付官员索讨观赏;西安是文物大省,出土有大量西周青铜器,青铜器上的文字成为研究重点,所以西安流派注重青铜器文字的修复、补刻、伪刻。



北京是皇宫所在地。清代,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有专门机构负责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仿制、修复青铜器,其技术不断完善,日趋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艺规范的传统手工技艺。晚清,皇宫许多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文物流散在外,造办处的匠人也大量迁转出宫。光绪年间,造办处一位专事修复青铜器的、绰号“歪嘴于”的工匠出宫后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开设“万龙合”古铜局,以修复青铜、金银、陶、玉石等器物为业。1911年,于师傅去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继承师父衣钵,改“万龙合”为“万隆和”,开创民间“青铜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铜张”派。如今故宫文物科技部铜器室的修复,即是传承自这一支。


1952年,故宫成立铜器室。古铜张派第三代传人、当时在天桥开古铜铺的赵振茂,经人介绍来到故宫,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并将这项传统工艺又带回了紫禁城。当时的专家还包括长期从事青铜器修复、复制的赵同仁、李会生、孟海泉及景德泉、古德旺、张聚如等人。


从古铜张传人进入故宫后,故宫博物院通过“师承制”的方式培养了一批掌握传统修复和复制技术的专家,先后修复了包括班簋、齐史祖辛觯、司母辛鼎、二祀邲其卣、马踏飞燕等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复制了莲鹤方壶、格伯鬲、兽面纹觚、兽面纹瓿、鸢祖辛卣、西周牛尊、西周荣簋等一系列重要文物。


“马踏飞燕”和“班簋”是赵振茂领衔修复的两件重器,后者原是清宫旧藏,后流落民间,去向不明。“文革”期间,许多古铜器被送往炼铜厂回炉重铸。为保护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工作者组成的“文物清理拣选小组”负责到各废品站、铜厂“寻宝”。1972年的一天,文物清理拣选小组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正值中午,一个盛满废弃铜铁麻袋中的一些碎片吸引了在场人的目光。其镌刻的铭文以及表面的饕餮纹饰都与西周的青铜器不谋而合。专家程常新先生鉴定它是西周班簋,并送往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修复。



此时的班簋已经支离破碎,底部破了一个洞,且变形上翘。但大部分纹饰得到保存,特别是腹内铭文,只是因底部出现孔洞而残缺,修复难度很大。赵振茂用锡补平,并根据《西清古鉴》簋铭拓片,经过整形、翻模补配、修补、对接纹饰、跳焊焊接、钢錾雕刻、除锈等多道程序后终于将其修复成器。如今班簋已是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


青铜器的修复,包括两个范畴,一为修,一为复。修,就是保护性的修理、复原;复,是复制。在博物馆,复制是一个重要内容,许多珍贵文物国家会有严格规定,甚至不允许离开故宫,所以需要有惟妙惟肖的替代品。


故宫博物院中,春秋时期的复制品里最精彩的是莲鹤方壶,它出土于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个李姓地主打井时无意打到墓葬,发现大量青铜器。他试着卖出其中一小批,惊动了驻扎河南的靳云鹗师长,追回被卖文物,另派工兵继续挖掘,出土青铜器一百多件,这当中最出色的当属莲鹤方壶。它形体宏伟,高达1.22米,总重量达64千克,装饰华美,壶身装饰为虎足龙耳,壶盖上是盛开的莲花,双层镂空,莲花正中一只仙鹤伫立,舒展双翼,展翅欲飞。虽然是用青铜塑造,但造型灵动。这种清新风格,跟夏商周时期,庙堂上的青铜利器不同,后者追求的是庄重、威严、神秘。而莲鹤方壶清新活泼的风格,传递出春秋时期自由革新的精神。


莲鹤方壶的复制品由赵振茂领衔制作,在使用材料上,舍铜而用锡锌合金铸造,以使其重量更接近原件。其表面仿造铜壶的青铜锈,看上去仿如历经时间氧化斑驳的青铜原件。



有些复制包含更高科技含量。比如少虡剑的复制。少虡剑是复合剑,一把剑上用了两种合金。古人在战争中发现,一把剑含锡高会锋利异常,失之太脆;含铜量过高,则柔韧有余而锋利不足。古人发明了复合剑,剑心用含锡量低的合金,两刃和锋部含锡量较高。既锐利,又柔韧。在古代,这是一把科技含量很高的剑。赵振茂复制的少虡剑,令人感叹这一代老师傅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已至炉火纯青。


挽救国宝的经历,赵振茂的徒弟并不怎么听师父提起,有的徒弟干脆是从别的师傅处听到。即使提及也是从技术角度,口气平淡:“搞文物修复的人,不是说我修完以后,我再给你讲,表现我自己水平有多高。我师父就说这个工作是我干的,哪儿拿来的,怎么修的,我干了哪些工作,他就讲这些。他说你们要有认知。”


修复青铜器,动辄与三千年前的古人对话,做旧要退掉新品火气,做出时间风雨侵蚀感。卓越的工匠工作时不动如山,沉静似水,世俗的喧嚣如水面的涟漪,在日复一日的专注中平静。他们遵守了匠人无名无我的传统,国宝上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参观者也不会知道修复者是谁,他们看似没有追求实现自我,但这令许多人终身寻找的命题,早已经由每一次焊接、每一次上色而暗中实现。文物是历史的浓缩物华,是较个体生命远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一流的匠人终日跋涉此间,自我消融于这广阔之中,不再需借自我炫耀获得存在感。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萧寒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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